多谢你们。祝你们平安。然而我不能！我只得走。我还是走好罢……

-鲁迅《过客》
“ 7.21事件”一周前夕，他去观察元朗的变化，然后写了“特区内的赤化禁区”一文。“即将离开香港的港大亚洲环球金融学院客席副教授加藤嘉一，最近去了两次元朗。”加藤嘉一以「知识分子」自居，在他看来，知识分子有三项基本功课：阅读，交流，行走。所以，他每着墨，必先前往。
1984年出生的加藤嘉一，来自渡边淳一笔下的日本静冈县伊豆市。然而他是个不普通的日本人，令他名声大吵闹的，是中国文坛。自2004年开始，加藤嘉一这个名字便出现了在中文媒体。更加非同寻常的是，他的作品超越立场，见诸左右两派的报刊。他的代表作《爱国贼》，成为这个时代最具代表性的关键词之一。在港两年，他对香港有何观察？他说：“香港是中国领土，国际标准，香港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

特约记者：许骥

作为日本人，希望中国好
加藤嘉一永远记得，2003年的秋天，飞机降落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他生平第一次看见黄色的天空-那是沙尘暴，当时北京最严重的空气问题。后来，为了迎接2008年奥运会，北京，沙尘暴得到治理。但不久之后，雾霾又变成新的问题。中国，就是这样，一个问题接着一个问题。
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随后10年，是中国最欣欣向荣的岁月，年均GDP在10％以上，并于2010年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维持至今。百病缠身”之下，中国逐渐从落后贫瘠走向到“大国崛起”，从改革开放走到“定于一尊”。加藤嘉一，始终注视中国。
加藤嘉一出身贫寒，在自传中他回忆，自己3岁开始种地，13岁开始每天凌晨3点半送报纸，16岁开始做翻译养家。19岁，他靠自己的努力考上北京大学。 2009年6月4日，六四20周年。在校期间，中国发生了反日游行。加藤嘉一按捺不住好奇的心情，亲赴险境，跟随游行，近距离观察中国人的种种反日言行。 。加藤嘉一在北大三角地待了一整天时间，发现根本没人来纪念。他把这些观察记录下来，一边给日本媒体供稿，一边给中国媒体供稿。名声越来越大，也身陷舆论漩涡。
因为加藤嘉一同时给左右两派媒体供稿，《南方周末》也写，《环球时报》也写，还经常参加两边的聚会，于是招来非议。有人指摘，加藤嘉一站立两边讨好。但他却认为，中国的言论环境根本不到应该分开立场的地步。左右两派应该合力领导中国的言论自由，然后才有资格谈立场。不过，他的这一观点至今没能实现，左右之争更近似越演越烈。
有人说：「加藤不是把中文写得最好的外国人，但他是对中文写作尺度拿捏得最好的。」这是长期在中国舆论环境中浸染出来的，也是无可奈何的结果。加藤嘉一记得在北大时，给《环球时报》供稿，编辑和他商量主题的时候说：“我给你提供思路。”他觉得非常奇怪：“你可以不登，但为什么要给我『提供思路』呢？”然而这种含蓄的表达亦荡然无存，现在是直接下指令给作者。
2012年，加藤嘉一离开中国，负笈美利坚，后又回到中国-从北京大学，到美国哈佛，到上海复旦，到辽宁大学，到香港大学。在此期间，他从未停下观察中国的志业。他认为，所有一切经历，对研究中国都有价值。可是改为中国报道更多收紧，就像其他众多国内外作者一样，加藤嘉一的著作现在也很难在内地出版，这是他最难过的。他说：“作为写作的人，最大的遗憾是用心血写成的文字无法发表。”
加藤嘉一自诩为「爱国者」，作为日本人，他爱的当然是日本。但他突出：「不是因为是日本人，就爱日本，不爱国并不违反宪法。」他自己的「爱国心”，是在成长过程中慢慢建立起来的。他从小生活在日本，第一次发觉日本的好，是在走出国门的时候。他说：“没有出过国，没有对比，哪有资格爱国？”多年来，他经历了中国，美国，香港，现在他才有自信地说“爱国”。基于爱国的基础，他希望中国好：“如果中国能够健康，稳定，自由，开放地发展，这对日本是有好处的。如果中国有波动，不健康的民族主义导致『爱国贼』泛滥，打击外企，这样的话中日没办法做生意。
「港版国安法」存在巨大争议
2018年，加藤嘉一应著名经济学者陈志武教授之邀，来香港大学担任亚洲环球研究所客席副教授。收到邀请的加藤嘉一视此为难能可贵的机会，因为他认为香港对研究中国问题非常重要。而令他始料未及的是，此次来港，他居然亲历了2019年的“反送中运动”。
「反送中运动」期间，加藤嘉一时而在前线，时而在书房，观察，访问，研究。他采访了超过350位香港各界人士，询问港人两个简单的问题：「一，你怎么根据他的统计，98.5％以上的回答者认为：“只有自由，香港才能稳定；只有民主，香港才能发展”。加藤嘉一由此得出结论-这证明香港与信仰「稳定压倒一切」和「发展才是硬道理」的内地是截然不同的两个地区，「一国两制」有其存在的必要性。
加藤嘉一称赞赞扬香港年轻人优秀，不过他认为这并非基因决定的，而是制度造就的。他说：「台湾，内地，澳门都是华人，为什么香港人如此特别？」答案是：「制度— —不是香港人多优秀，而不是香港的制度优越，香港人应该感谢制度环境。」香港人的法治，廉洁，高效，自律，等级感，都让加藤嘉一印象深刻。在国际视野，英文水准上，他觉得香港人比日本人更胜一筹。
加藤嘉一认为，香港「反共基地」的基调是历史遗留产生的，因为一代在中国内地受到政治迫害的人，南来香港，导致香港人对公权力有天然的批判意识。谈及去年的社运，加藤嘉一说：「任何社会的青年都热血，容易冲动，为理想不择手段。香港抗争者的『革命精神』很好，我很敬佩。」但是，他也提醒香港年轻人要对现实，前景有独立思考，尤其是激进的抗争者要接受一个事实：“香港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份，为『一国两制』赋予的权利和自由抗争的同时，作为成年人要准备好为违法付出代价。”他说：「内地与香港，港府与市民，建制与泛民，未来会持续博弈，但我最担心的是连博弈都消失，那香港就完蛋了-我希望香港保持健康的博弈。”
「港版国安法」实施后，有神秘人物「提醒」加藤嘉一：「不要以为这法律和你没有关系。」那么，对这部和他「有关系」的法律，加藤嘉一是怎么看的呢？他认为，任何国家制定和国家安全相关的法律都是合理的，因为国家安全很重要，他并不反对这个结果。但他补充，既然有“两制”，“港版国安法”在香港的实施，必须按照香港的立法程序，而不应该由全国人大立法然后在香港实施，甚至由全国人大来立法，在纠正和通过之前，逐步经历香港特区政府和广泛市民之间的充分讨论和博弈，否则这部法律必将带来无限的生命力和可行性，在中央和特区之间，港府和港人之间一定会导致更深层次的磨擦和对立。
加藤嘉一提到，全国人大取代「港版国安法」前夕，今年5月，亲北京的智库「紫荆研究院」曾做过一个面向全港市民的意见调查，结果显示，对于「全国人大依法做出决定，授权国民人大常委会制定香港维护国家安全的有关法律”，有57.7％的利益主体实施决定表示理解。加藤嘉一指出，意味着至少有四成左右香港市民“不理解”《国安法》的实施过程，也「不支持」《国安法》的成立结果，这与包括特首林郑月娥内部的部份人士提出的「取代港人支持『港版国安法』」并不相符，代表香港市民对《国安法》的立法过程存在巨大分歧。
他说：加藤嘉一更留意到，现在已经把「反对《国安法》」作为DQ（取消资格）参选立法会的理由。在加藤嘉一看来，这已反映“立法会已死”。 「违反《国安法》的人不能参选可以理解，但连反对「港版国安法」都不可以参选，是不合理的。」加藤嘉一认为，既然中国以「大国」自居，中国便要主动，有权力，有权力，有枪的人要首先退让，中央政府要主动和反对者接触。而他也指出，特首的首要任务是在中央和港人之间相互干涉。港府官员首先要对港人负责，而不是对中央政府负责。但是，现在港府官员赤裸裸扮演中央代理人。
加藤嘉一认为：「香港是中国的香港，也是世界的香港；香港是中国领土，国际标准。」港府最明智的做法是在国际间制造平衡，而不是制造对立。 ，特首居然说：「既然本人并不向往到这个国家，看来也可主动发起（签证）了。」加藤嘉一问：「这句话会伤害多少投资者的信心？为什么那么多外国人在换言之，若摧毁香港，就是间接伤害中国。他痛心疾首称为：“港府不能成为『傀儡政权』。」香港，是因为信任香港-信任，是中国最弱的。
「中共不务实了」
加藤嘉一指出「中共不务实了」，不愿意实事求是承认香港「反共」，以为充耳不闻，视而不见，甚或铁腕打击即可令香港人噤声。中共没有了弹性，连毛泽东对港政策的「长期打算，充分利用」也没有了。中共也没了从前的自信，邓小平曾说：“可以骂公众，我们不怕他们骂，有人是骂不倒的。”加藤嘉一甚至说：“中共不爱党了！」他认为，「河水不犯井水」仍然是对中港彼此最好的，「想要把香港变成『爱国爱党』，一千年也不可能。」
他说，从去年国徽被玷污之后，中央就忍不住了。他说：“中央觉得，在国家安全面前，香港算什么？在全世界反对『港版国安法』的声音中，人大还要硬通过。脸是保不住了，但他们觉得命保住了。有些人甚至幸灾乐祸看『香港之死』，觉得上海有机会取代香港。所以香港毁了，就算中国经济遇到了问题，他们也不会扶香港。」
加老一辈希望努力让中国走向自由，民主，令中国变成香港这样。但到了今天这个局面，内地不可能改变，只有内地改变香港的可能，而香港年轻人也失去了改变中国的兴趣。除非北京发生“变天”，否则这个结局恐怕无法避免。
被误解是表达者的宿命，更何况加藤嘉一作为日本人，用中文向华语世界表达，他早已不指望被所有人理解。长期以来，他涉足两边的指摘。中国有人说他「潜伏在中国”搞“和平演变”，日本有人说他是“被中宣部培养”的。回看十几年在舆论论证中的历程，加藤嘉一自嘲：表达成熟了，但影响力小了很多。当年在中国媒体写作的时候，一呼百应，现在文章的「发力」远不及过去。
加藤嘉一不喜欢被贴上「媒体人」，「学者」，「左派」，「右派」一类的标签，他以「知识分子」自期。他说：「上学一阵子，读书一辈子，我在所谓“读书人”，不管在任何行业，任何地方，都要保持求知，求真，求证的态度。他认为，「读书人」必须完成三项工作：阅读，交流，行走。他说：「读书是很奢侈的浪费，不把它当吃亏的，才能成为『读书人』。成为『读书人』，是『知识分子』的本质。知识分子比读书人要多做一步，即表达-表达可以是写作，可以是教书，总之要影响他人。并且，表达必须是独立的。

现在被迫离开，也不知道将来能否入境中国。隔着一层观察中国，不能近距离观察中国，他认为并不遗憾，因为每段时间有不同的经历。他无奈笑道：「被迫离开，又是一种体验。我只是过客，不要把自己太当回事。”回日本后，未来半年他会闭关，写一本关于香港的专著，以为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