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圣外王的关系—与蒋庆商榷
一
内圣与外王的关系，是心性与政治、道德与制度的关系。孔子说“已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己立己达，是内圣；立人达人，是外王。孟子说：“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独善其身为内圣，兼济天下为外王。
《大学》八条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为内圣，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外王，内圣外王，统一于修身。《中庸》曰“尽己之性尽人之性尽物之性，成己成人成物”，尽己之性以成己为内圣，尽人之性尽物之性以成人成物为外王。《中庸》又曰“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尽精微极高明相当于内圣，致广大道中庸相当于外王。
《易经》曰“正德利用厚生”，正德为内圣，利用厚生为外王。《易经》又曰“范围天地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范围天地而不过为内圣，圣人能体天地万物一体之仁）；曲成万物而不遗为外王，王道政治，致力于对万物特别是“人物”的曲成。
“曲成”一词值得深长思，“曲成者，乘变以应物，不系一方者也，则物宜得矣。”(《系辞上注》。成人成物，让万物各得其宜，体现了对万物的仁爱和尊重。曲成万物，是在维护和保证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高度和谐的基础上成就万物。儒家是人本哲学，故这里的万物包括人类且以人为主。
二
一些儒者主张内圣外王为对等并列关系，蒋庆就持这一观点。错了！内圣与外王的关系是体与用、因与果、主与辅的关系。内圣外王，是“内圣统外王”、“内圣通外王”而不是“内圣和外王”。《大学》曰：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
这段话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内圣是更为根本性原则性的。《孟子·离娄上》有一段话讲得更清楚：“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东海补充曰：身之本在心，心之本在仁。心分本心，仁乃本心、道心也，儒家之“法身”也。德到高处，道心圆呈，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即为圣德。
没有内圣为基础的外王不是外王、至少不够“王”；不能通往外王的内圣不是内圣、至少不够“圣”。内圣不能开出外王，不是内在道德不足，而是外在条件不备，不得其势不得其位。尧舜有圣德，只要得势得位，必能“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於变时雍。”必能将政治和社会带向、引上王道。
政治儒学也好，生活儒学也好，都是从心性儒学开发出来的。心性才是儒学的核心和根本。政治儒学专司外王，以解决社会政治制度建构问题，但是，儒家的制度建设必须遵从道德的约束、仁义的原则，良知（仁性）才是良宪良制良法的根基和向导。
王道讲三重合法性，其中以天道的合法性为最高；外王学即礼学，《礼记》有“礼必本于天”之说，认为“天”乃是礼的大本大源。这个“天”，都是指本体之天，亦即仁之形而上（仁是形上形下的一体圆融）。天道即仁道，天性即仁性。
《礼记》又有“礼以义起”说，而义本于仁（仁义并为儒家原则，其中仁更是原则之原则）。可见儒家的礼乐制度必须以仁为本或者说建立在仁的基础上。丧失了这一基础或根本，礼乐就不成其为礼乐了，就礼崩乐坏了，王道也就不成其为王道了。
三
从公羊春秋、荀子、董子一路发展而来的政治儒学传统并非“在心性儒学传统以外”。荀子虽然对心性认知有误，于心性儒学有所偏离，终究没有违背仁义原则，更并未另成一统。
不过，这种偏离的后果仍颇严重，无意中为法家的出现极其邪知邪见的泛滥，大开了方便之门。荀子的弟子韩非子李斯与荀子一样重视制度法律建设，却因完全背离了道德原则而走上了邪路。政治儒学一旦摆脱心性儒学（内圣学）的制约和统帅，就不成其为儒学了。荀子的教训、历史的教训值得我们汲取啊。
制度建设和政治追求是否以仁为本，不仅是儒家与家法、王道与霸道的重大分岐所在，也是儒家王道政治与西方民主政治的根本区别所在。
另外，就个体而言，内圣修养一定会体现为外王追求，即怀抱“兼善天下”的心愿，同时外王追求有助于内圣的圆满，各种社会、政治实践说到底都是道德实践。客观效果如何、能不能成就外王功业是一回事，主观意愿如何、有没有外王追求又是一回事。孔子之所以为孔子为圣人，就在于他终其一生栖栖遑遑地企图推销和实践他的政治主张和政治理想。这也是儒家与佛道两家的大不同处。
另一方面，外王有所待，内圣无所倚，外王有赖于内圣，内圣无待于外王。能不能成徳成圣，一切取决于自己，我欲仁斯仁至。象孔子，尽管没有机会将他的政治追求和抱负付之于实践，没有成就外王功业，不影响其内在的圣德，此所以内圣高于外王也。2010-9-21东海儒者余樟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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