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思想 | 贝淡宁：从“亚洲价值观”到“贤能政治”

　　摘要：儒家的贤能政治理念起始于有教无类的假定，政治制度的一项重要任务便是挖掘出那些能力超常的领导者，并鼓励尽可能多的人才参政。新加坡的政治实践真正的创新性贡献在于它挑战了民主的普遍性。“贤能政治”的概念最为恰当地描述了新加坡的政治制度。政治理论学家已经对投票制度本身提出了质疑。贤能政治过去一直是，将来也仍会是中国政治文化的中心；民主是一种有缺陷的政治制度，贤能政治则有助于弥补它的一些缺陷；中国政治制度自1990年代前期以来变得更加贤能化了。在过去三十年左右的时间里，中国共产党已通过将自身塑造为一个更为贤能化的组织来完善其治理。

　　关键词：贤能政治；民主政治；票箱政治；中国；新加坡；中国共产党

　　1992年，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发表了其著名的观点，即自由民主制战胜与之相竞争的其他制度，意味着历史的终结。不消说，苏联解体之后自由主义者们短暂的欢欣鼓舞，很快便被对在西方世界之外实施自由主义实践之困难的冷静分析所取代。残酷的种族战争、危害深重的贫困、横遭破坏的环境以及无处不在的腐败，这样一些更为显著地困扰着发展中国家的问题，为成功建立并巩固自由民主的政治安排设下了严重的障碍。然而这都被视为令人遗憾的（希望只是暂时的）、拖延历史之终结———也即自由民主最终战胜其竞争对手之时———的困扰。它们并不必然地对自由民主的理念构成挑战。人们普遍认为，只要有可能得到，自由民主是所有理性个体的心之所愿。

　　（一）“亚洲价值观”与新加坡模式 对自由民主更为深刻的挑战则出现在东亚地区。20世纪90年代，围绕着“亚洲价值观”展开了一场争论。这一概念是由一些亚洲官员及其支持者提出的，旨在对抗西方式的政治自由和公民自由。他们声称，亚洲人特别强调家庭和社会和谐，这也就暗示着，为了促进人权和民主，那些生活在混乱而破碎的西方社会的人们在干预亚洲事务的时候应当三思。就像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所说的，亚洲人“毫不怀疑，一个社会利益高于个体利益的社会，比起美国那种个人主义来说要更适合他们”。这些言论引起了国际上的注意，主要原因在于，东亚领导人看来正在主持着如同一份联合国人类发展报告中所称的“20世纪，也可能是历史上最为持久而广泛的发展奇迹”。

　　关于“亚洲价值观”的争论是由政治领导人带着可疑的动机加以主导的，但李光耀及其同仁的主张确实对亚洲社会有一定的导向作用：它促使东亚地区的批判性知识分子去思索他们如何在一场有关人权的争论中自我定位，而他们此前并未在其中扮演什么实质性的角色。在20世纪90年代，这场争论主要聚焦于人权。一种人权建制仅仅（或者主要）以在西方自由民主社会中建立起来的道德抱负及政治实践作为支撑，它究竟能有多么“普遍”呢？如果亚洲文化不像西方的那般个人主义化，那么也许有某种形式的统治和政策更加适用于亚洲社会呢？———这种形式不同于通常由自由主义理论家、西方政府和在没有东亚的大量投入的情况下制订的国际人权文件所认可的那种人权标准。如何使“亚洲价值观”和文化传统充实进“国际”人权建制，使其真正成为一种建立在被广泛接受的人权之上的国际秩序？批评“西方式”人权的亚洲评论家说，自由主义者既没有尊重亚洲那些有可能对一种“西方化”人权建制有纠偏作用的非自由主义的道德规范，也没有在使人权成为一个真正普遍的理念方面有所作为。

　　然而在1997至1998年间，东亚奇迹看来倾塌了，关于“亚洲价值观”的争论也深受其牵连。对许多人来说，这个终结来得可为时不晚，因为整场讨论似乎都搁浅在错误的理论前提上了。最明显的是，亚洲是一个巨大且极其多样化的大陆，拥有世界上的大部分人口。这里容纳了众多宗教，如伊斯兰教、印度教、儒教、基督教和佛教，还有众多的种族、民族、习俗和语言。那种认为亚洲自身有着与西方根本不同的文化精华的观点，至少也不怎么站得住脚。亚洲的一些政治家，像韩国前总统金大中，便公开质疑李光耀所主张的“亚洲价值观”。他辩称，自由民主的政治价值和实践不仅是普遍的，也同样适宜于他的国家。既然是由那个国家的政治领导人提出的，要说“亚洲价值观”实际上就是“新加坡价值观”，只是有一点点夸大其实罢了！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很少有人注意到新加坡对于有关政治价值讨论的创新性贡献：新加坡的官方话语之所以没有多少理论和实践的重要性，一则因为它挑战了人权的普遍性，而更重要的是，它挑战了民主的普遍性。在“好”的民主政体和“坏”的专制政体之间，新加坡的领导人们摒弃了二分法。他们认为还是“贤能政治”的概念最为恰当地描述了新加坡的政治制度：鉴于新加坡人口不多、资源基础有限，这个国家应该归于最有天赋和最有声誉的人们所领导，选拔则依据品德来进行。让我们再次引用李光耀所说的话：

　　新加坡是一个建立在努力和品德，而不是取决于出身的财富或者特权基础上的社会。［精英提供了］符合人们利益的［国家］权力的方向、计划和管理……将我们有限而微薄的资源托付给这个群体，为的是让他们提供我们社会中的酵母菌、发酵剂和催化剂，仅仅这些便能够保证新加坡维持如常……这一社会体制使得几乎没有任何自然资源的我们，提供了在亚洲位居第二的生活水平……现行计划和政策执行的主要负担，都落在三百位关键人物的肩上……这些人们出身于贫穷和中产家庭。他们来自于不同的语言学校。新加坡是一个贤能政治的社会。这些人是通过他们自身的良好品质、辛勤工作和高绩效来获得提升的。

　　“贤能政治”的基本理念是，每个人都应当在受教育和参与政治方面机会均等，但每一个受教育的人并不具备同样的能力来进行符合道义的政治决断。因此，政治的任务便是挖掘出那些能力超常的人并让他们为政治团体服务。如果领导者表现良好，人们多半也会配合。

　　这样一种路径与新加坡华人社区的儒家理念产生了强烈的共鸣。正如李显龙总理（也即李光耀之子）所解释的那样：“许多儒家理念仍与我们密切相关。王道（government　by　honorable　men）的概念便是一个例子。君子有责任做对人民正确的事情，并且享有人们对他的信任和尊重。这比起西方那种认为政府应当被赋予尽可能有限的权力，并且除非得到证实，否则便总是面临着不信任的观念，要更适合我们。”

　　为何新加坡关于贤能政治的言论没能在境外引起多大吸引力？一方面，新加坡的政治制度看来并不仅在于选拔富有才干且品格高尚的儒家式君子，它也有赖于许多存在很大争议的措施，比如严密控制的新闻媒体、严格限制的结社自由，以及对政治反对派成员的严厉打击。由此，在许多外人（特别是西方世界的）的眼中，这一政治制度仍应被称作（坏的）威权主义，即便它与朝鲜等国的威权主义政体相比而言更加“软性”。此外，其政府自身的政治言论也表明，贤能政治不应成为一种普遍的政治理念：选拔和擢升政治人才的需求在一个缺乏自然资源的，而且最重要的是，一个极小人才库的极小城市国家最为紧迫。这样一来，我们为什么要就一种本该只适应于一个极为独特的城市国家的理想范型是否具有普遍性而争论不休？

　　然而从他们的所作所为来判断，新加坡的政治领导人似乎还是相信贤能政治能够并且应该对其他国家，尤其是那些具有儒家传统的国家的政治改革产生影响。看来新加坡和中国于此关系尤为密切。从20世纪90年代前期开始，中国官员就被派往新加坡接受培训，学习“新加坡经验”。当然，新加坡的政治价值观和政治体制无法被轻易地转移到中国这样的大国，但新加坡政治制度的某些方面却或许可以转移。从邓小平到习近平，中国领导人反复强调过学习新加坡治理模式（某些方面）的必要性。

　　自20世纪90年代前期以来，中国政治制度变得更加“贤能化”了。但这是件好事吗？我乐意给出一个肯定的答案，理由有三：首先，贤能政治过去一直是、将来也仍会是中国政治文化的中心。其次，票箱民主是一种有缺陷的政治制度，贤能政治则有助于弥补它的一些缺陷。第三，在过去三十年左右的时间里，中国共产党已通过将自身塑造为一个更为贤能化的组织来完善其治理。下面，我将分别论述这些因素，并用些许建议来作为结束，以便缩小现实与贤能政治理念之间的鸿沟。

　　（二）贤能政治与中国政治文化　贤能政治是中国政治文化史的主题。“尚贤使能”的理念伴随着春秋时期建立在门第血统基础之上的贵族秩序的崩溃而产生。这是战国时期大多数著名思想家所共有的观念，政治思想家们并就如何界定品德以及如何完善建立在品德基础上的政治实践和政治制度展开了讨论。孔子认为，贤能政治起始于有教无类的假定。然而，并不是每一个受教育的人都具备同样的能力来作出符合道义的政治决断。因此，政治制度的一项重要任务便是挖掘出那些能力超常的领导者，并鼓励尽可能多的人才参政。在孔子看来，这样的统治者才能够得到人民的信任。

　　在中国的帝制时代，贤能政治的制度化是通过将成功的应试者置于名利之路的科举考试制度来实现的。不论这种制度有怎样的缺陷，它确实提供了人才选拔的最低标准，带来了适度的社会流动。这一制度波及韩国和越南，并影响到西方国家公务员考试制度的发展。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东亚社会发展迅速，至少应部分地归因于按照贤能的标准选出的政治领导人所作的稳健决策。目前，政治调查显示，受儒家传统影响的东亚各国普遍支持贤能政治的理念。史天健和吕杰认为，在中国，大多数人认可“贤能政治话语（guardianship　discourse）”而不认可“自由民主话语”（liberal　democraticdiscourse），前者认为有必要选出“关心人民需求、决策时考虑人民利益、代表人民和社会选择好的政策的高水平政治家”，后者则强调可以确保人民参与政治及选择领导人的权利的程序性安排。

　　贤能政治的理念也是西方政治理论和实践的核心。柏拉图在《理想国》中为贤能政治理念辩护的著名言论是：最好的政体是由那些因具有卓越能力作出合乎道德的政治决断而被选出的政治领导人所组成的，这些领导人被赋予统治这一共同体的权力。在随后的历史中，贤能政治也有相当的影响力，尽管后世思想家很少拥护纯粹的贤能政治形态。美国的开国元勋以及19世纪的密尔（JohnStuart　Mill）、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等“自由主义精英”都提出了试图将贤能政治和民主政治结合在一起的政治主张。不过，将贤能政治理论化的努力已经从西方政治话语中尽数消失了。虽然有数百成千探讨民主理论与实践的书籍，但人们很难想出有哪一部最近出版的（并且出色的）关于贤能政治理念的著作。

　　（三）民主政治与贤能政治 如果自由民主政治被广泛认可为最好的政治制度（或者像温斯顿•丘吉尔的名言所说的，是一种最不坏的政治制度），有关贤能政治讨论的缺席便不成问题。然而，自由民主制遭遇的质疑越来越多。史无前例的商品、服务和资本的全球流动造成了西方民主国家的“治理危机”，这一点很多政治学家都有所记述。资本家的利益在政治程序中占有不成比例的权力，特别是在美国政治制度中，像它被描述的那样（也许不是那么公平），一美元一票而非一人一票。政治理论学家已经对投票制度本身提出了质疑。部分原因是选民往往只自私地考虑自身狭隘的物质利益，而忽视了子孙后代和生活在国家边界以外那些受到政府决策影响的人们的利益。杰森•布伦南（Jason　Brennan）曾说，如果选民无法作出符合道义的政治决断，还不如不去投票的好。一些问题无疑已经表明，投票时追求狭隘的经济私利会让缺乏代表权的非选民们面临灾难性的后果（想想全球变暖吧）。也许同样令人担忧的是，选民们经常对自身的利益存在误解。布莱恩•卡普兰（Bry－an　Caplan）通过广泛的实证研究显示，选民常常是非理性的，他因此建议对选民的参政能力进行检测以作为矫正措施。当然，这样的建议在自由民主社会注定是行不通的。一人一票形式体现出来的政治平等原则在当今具有近乎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在19世纪，密尔还能提出让受教育者获得额外选票的建议，但如今支持这种建议的人（在西方国家）可能会被认为已经丧失了其道德准则。

　　好在中国的政治理论家并没有这么教条。蒋庆提出，民主的合法性（在西方根植于人民主权论）应该受到另外两种合法性亦即天道和传统的平衡。他认为，在现代背景下，这种政治理想应该通过三院制国会来实现，(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