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在香港－－一个人的移民史 （第二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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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转校后﹐我的生活起了很大变化。最大的不同﹐是我终於可以读到一所有完整校舍的正规中学。另一个不同，是班上大部份同学都是本地出生的﹐我的乡音间或会成为同学的笑资。那谈不上是歧视﹐却时时提醒我和別人的差异。我很快便意识到﹐我和我的香港同学﹐其实活在两个世界。例如我从不看卡通片﹐也不喜欢漫画﹐更不热衷电子游戏。而这三样东西﹐却是香港男生的至爱。我一直去到大学，最熟络的朋友，都是新移民。其他朋友也有类似经歷。我一直不明所以，最近这几年才体会到，虽然我们都努力將自己改造成香港人，但很多深层的文化底色，却是无法抹走的。直到现在，我依然觉得我的情感结构，感受生活和观照世界的方式，和我小时候的生活分不开。
我在何文田官中那一届﹐大约有一成是新移民。这些同学和高雷的有些不同。他们早来几年﹐很多从小学读起﹐因此较易適应香港的生活﹐也有较强的自信心。他们有些喜欢看课外书﹐关心政治时事﹐思想颇为成熟。中四那年﹐我和几位同学成立了一个读书小组﹐定期討论时事﹐並自资手写出版一本叫《求索》的刊物﹐取屈原的「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將上下而求索」之意。校长有点担心﹐派了一位老师在我们开会时前来旁听辅导﹐刊物內容亦须老师过目。我当年写了一篇文章﹐批评很多香港人移民他国是不应该的﹐结果被劝导不要发表。
我在何官的生活，大抵是愉快的，尤其何官附近便是九龙中央图书馆，满足了我如饥似渴阅读课外书的欲望。那几年，我读了无数文学作品。我將金庸、梁羽生、古龙读完，又將琼瑶、严沁、琦君、司马中原等一大堆台湾作家读完，接著读沈从文、鲁迅、周作人，然后读柏杨，刘宾雁，殷海光等。我也学会了「打书钉」。那时除了日校，我也去长沙湾元洲街一所夜中学上课，主要是学英文。夜中学的学生，大部份是成年的新移民，而我是全班最小的。学校附近有家小书店，我每星期总有一晚，偷偷蹺课去书店看小说，差不多到下课时间，便坐车回家。家人从来不知。我自小沉迷阅读，来到香港，真的觉得这里是书的天堂。那时读课外书，完全没有功利心，也没什么目的，真的是单纯的享受。阅读带给我最大的好处，是我从来不会觉得生活沉闷乏味。只要有书在手，趣味便生。这一点与我有最大共鸣的，一定是我后来的中大老师沈宣仁先生。
那时的何官，有很多敬业乐业的好老师，对学生循循善诱，创造出一个很好的学习环境。虽然很多人说香港的中学是填鸭式教育，我却没有这种感受。我享受读书，也觉得自己是在追求知识，而不仅仅是为了考试。那种氛围，我想和何官是一所中文中学有关。没有语言的障碍，我们能够更直接地理解知识，更自由地展开討论，从而更好地培养我们的知性能力和学术兴趣。这是我的读书经验，也是我现在的教学经验。我相信，在其他条件相同下，用母语去教与学，从教育的观点看，对学生成长是最有利的。
但在八十年代的香港，做一个中文中学的学生所受到的歧视，远远大於做一个大陆新移民。那时全香港只有极少数掛正招牌的中文中学，其中部份是所谓的「左派中学」。较为著名的，有培正中学和金文泰中学。中中不仅是少数，而且是低人一等的少数。更不幸的，是中中学生只可以报考高等程度会考，同时亦只有中文大学愿意承认这个考试。换言之，无论我们成绩多好，除了中大，其他院校的大门都不为我们而开──仅仅因为我们用中文学习。这种制度性的歧视，大大限制了中中学生的出路，更深深挫折了我们的自尊。
时隔多年，我仍然记得每次步出校门，见到邻校英文中学的同学，那份又羡又妒又自卑的心情。我那时真的觉得中中学生被社会遗弃了，而我有太多的不解。我不解为什么我们用中文读书，便要受到整个制度的歧视，连最基本的机会也不给我们；我更不解既然丘成桐、崔琦、徐立之这些顶尖学者都是中文中学培养出来的，为什么政府和社会不相信用中文也可以读好书。当时的我不明白，现在的我也不明白。我明白的，是无数学生，在这个制度中受到极其不公的对待，然后被牺牲，却没有人为他们发过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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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夏天﹐我和国內一位同学﹐从广州坐火车去北京旅行。我自小喜欢中国歷史﹐加上受武侠小说影响﹐对中国名山大川早已嚮往。旅费是兼职赚回来的﹐不用父母操心。我们去天安门看了昇旗礼﹐瞻仰了毛泽东的遗体﹐还登上了长城。玩完北京﹐我们再坐火车下江南。印象最深的﹐是我这个南方人第一次在火车上见到极目无山的华北大平原。我倚在窗口﹐敞开衣裳吹著风﹐看著夕阳在天边被地平线徐徐吞噬，「隨身听」播著齐秦的《狼》，感觉天地苍茫﹐美不可言。
三个星期后﹐当我从杭州坐火车回到广州﹐对中国有了很不同的感受。除了游览名胜古蹟﹐我更近距离观察了不同地方不同老百姓的生活﹐尤其是在长途的硬座火车旅程中﹐我从其他乘客口中听到许多闻所未闻的故事﹐了解国內人生活的艰辛。在旅途上﹐当別人问我从那里来时﹐我总说广东﹐却不愿说香港。这有安全的考虑﹐但我心底的確希望像他们一样﹐都是中国人。不同省份的人走在一起﹐让我有四海之內皆兄弟的感觉。我喜欢那种感觉﹐但对別人对自己来说﹐香港却好像在四海之外。
从北京回来不够一年﹐六四事件便发生了。1989年5月﹐在学校默许下﹐我在课室率先张贴了支持学生运动的標语﹐接著参加了几次大游行﹐天天看报纸追新闻﹐沉浸在大时代的亢奋中。六四那一夜﹐我一个人坐在漆黑的家中﹐看著没有画面的电视﹐听著身在北京的记者电话中传来的密集枪声﹐一夜未眠。6月4日后，学校办了一场追悼会，我作为学生代表，上台发了言，还噙著泪带唱了《龙的传人》。其后18年﹐只要人在香港﹐六四夜我都会去维多利亚公园﹐和几万人一起点亮烛光﹐悼念那死去的英灵。在香港那么多年，维园的烛光晚会，是我和其他香港人站得最近的时刻，也是做香港人做得最爽最自豪的时刻。我有时想，管它平反不平反，就让我们这样一年一年坐下去吧，让那浩瀚的烛海，成为香港永恆的风景。
六四事件是我移民史的分水岭。六四前﹐我没想过要在香港落地生根﹐总想著终有一天会回去。那几年﹐我读了不少文学作品﹐例如刘宾雁的《第二种忠诚》﹑戴厚英的《人啊﹐人﹗》﹑苏晓康的《自由备忘录》等﹐对1949年后的歷史多了一些认识﹐但对中国的未来依然充满信心。我仍记得﹐1988年国內有一套纪录片叫《河殤》﹐中央电视臺拍摄﹐探討的便是中国应往何处去﹐引起海內外很大爭论。教协办了一次播映会﹐一次过播完六集。我一个人去看了。当看完最后一集《蔚蓝色》﹐步出教协时﹐我心內激动﹐深信中国只要继续改革开放﹐一定可以告別传统﹐並与象徵西方的蔚蓝色文明融合﹐振兴中华。六四后﹐我有种强烈的无家可归的失落。本来那么崇拜的国家﹐本来那么尊敬信赖的领导人﹐一夜之间却变得如此狰狞如此陌生﹐谁还敢认同那是自己的家﹖﹗悲剧过后﹐政治的残酷和暴力的可怖﹐在我和我那一代很多人身上﹐留下难以磨灭的伤痕。回去已无可能﹐也无能力再度移民﹐留在香港﹐遂成了没有选择的选择。要安顿下来﹐第一件事是要全心接受香港的价值观﹐好好做个香港人。
当时我並不十分清楚这种转变的后果。但中五会考过后﹐在对於报读大学什么学系一事上﹐我经歷了一次难忘的试炼。我一直的志愿是中文系﹐因为这是我最喜欢﹐也读得最好的科目。我当时已试过投稿报纸的文艺版﹐也参加过一些徵文比赛。我特別崇拜刘宾雁﹐希望將来也能做个报告文学家。可是家里及老师却主张我报读最热门的工商管理﹐理由自然是日后的工作考虑。如果我坚持﹐家里大抵也会尊重我的意愿。但我自己也犹豫了。我当时的成绩﹐差不多全校最好﹐因此担心的不是录取的问题。
我的困扰﹐在於我当时认为这是两种价值观﹐两种不同人生道路的抉择。如果我选读商科﹐即意味著我日后会在商界工作﹐以赚钱为人生最高目標﹐並放弃自己喜欢的文学和歷史﹐当然更不会有时间写作。如果我本身很喜欢商业管理﹐很崇拜那些亿万富豪﹐问题倒不大﹐毕竟人生总要有所取捨。但由小至大的读书薰陶﹐使我並不怎么嚮往那种生活。金庸笔下的大侠﹐中国歷史中的英雄﹐五四时期的作家﹐才是我欣赏的人物。
我被这个问题深深折磨﹐以至寢食难安。我请教过不同老师﹐所有老师都说﹐理想当不得饭吃﹐人始终要回到现实。然后我又发觉﹐过去几年校內成绩最好的同学﹐都进了商学院。他们告诉我﹐如果我选读了自己喜欢却不热门的学科﹐很可能会后悔﹐因为香港是个商业社会﹐毕业后没什么好选择，最后还是要在市场上和人竞爭。他们好像很有道理﹐於是我这样说服自己﹕既然我以香港为家﹐便应努力做个成功的香港人﹐而成功的香港人﹐当然是像李嘉诚那样能赚很多钱的人。要赚很多钱﹐自然要熟悉商业社会的运作﹐並在激烈的竞爭中胜出﹐一步一步向上爬。而要有这种竞爭力﹐理应从大学做起。我被自己说服﹐最后亦如愿入读中文大学商学院。
这次抉择﹐对我是一种挫折﹐也是一种解脱。我好像放弃了一些自己很珍惜的东西﹐好像作了某种屈服﹐但我也安慰自己﹐以后再不用为这些问题困扰﹐可以安心好好读书。事实並非如此。入了中大以后﹐我才发觉自己根本不適合工商管理。这和性情及志趣有关﹐也和大学的经歷有关。我一进大学﹐便参加了《中大学生报》﹐积极参与学生运动﹐关心校政也关心香港和中国的未来﹐那种生活和商学院的氛围﹐自是格格不入。而我在一年级时选修了哲学系陈特先生的课﹐对我启发甚多，並开始思考一些困惑已久的人生哲学问题。结果在大学头两年﹐我又一次面对人生何去何从的挣扎。那种纠缠﹐极其累人﹐不足为外人道。最后﹐在大学三年级﹐我立志转系﹐读我喜欢的哲学。转系那天﹐陈特先生面试我﹐问我会不会后悔﹐我说不会。但当时我也不知道在香港读哲学﹐到底有什么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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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的挣扎﹐只是个人问题﹐那並没什么特別。实情却非如此。在我认识的朋友中﹐考试成绩最好的一批﹐当年几乎都选择了商学院﹐理由也差不多。这种情况在今天的香港﹐只会有过之而无不及。容我武断点说﹐香港的大学生﹐很少是为兴趣和梦想而读书的。大部分像我一样﹐在未开始寻梦之前﹐已被现实压弯了腰﹐少年老成﹐放弃实现理想和活出自我的机会﹐很快便顺从社会设下的框框﹐走著一条非常相似的路。如果我们同意英国哲学家穆勒的观察﹐人类並不是机器模塑出来的一式一样的东西﹐而是各有个性的独立生命﹐並在快乐的来源﹑对痛苦的感受﹐以及不同能力对人们所起的作用上有著鉅大差异﹐那么便很难不同意他的结论﹕「除非在生活方式上有相应的多元性存在﹐他们便不能公平地得到属於他们的幸福﹐也不能在精神﹑道德及审美方面成长到他们的本性所能达到的境界。」
到底是什么力量﹐令这个城市一代又一代优秀的年青心灵﹐即使曾经有过挣扎﹐最后也不得不妥协﹐放弃发展自己的个性和追求属於自己的幸福？而这对一个城市来说﹐是健康的吗？
要在香港行一条不那么主流的路﹐同时又能肯定自己﹐的確很难。香港表面上多元﹐住得久了﹐便会发觉它的底层有个相当单一强势的价值观。过去几十年﹐香港逐步发展成为一个繁华先进的资本主义城市﹐亦使整个社会接受了一套根深柢固的意识形態﹕崇尚市场竞爭﹐拥抱个人消费主义﹐以追求效率﹑发展和无止境的財富增长作为个人事业成功和社会进步的唯一標准。在市场中﹐决定一个人成败得失和社会地位的﹐是他的经济竞爭力。因此﹐在一个高扬「小政府大市场」的社会﹐每个人由一出生开始﹐便被训练打造成为市场竞爭者。竞爭的內在逻辑﹐是优胜劣汰。市场中人与人之间最基本的关係﹐是对手的关係﹐是工具性的利益关係﹐而不是任何休戚与共﹐同舟共济的合作关係。每个人都是孤零零的个体。竞爭中的失败者﹐没有尊严可言﹐更没资格说应得什么﹐有的最多只是胜利者给予的有限度施捨和同情。
香港是这样纯粹的一个经济城市﹐人人以此为傲。君不见﹐回归十年一片歌功颂德中﹐经济成就不就是它唯一的卖点﹖﹗要令这个神话延续﹐社会便必须更有效地培养出更多更纯粹的经济人﹐並透过各种方式﹐强化这种价值观的合理正当。但判断一个城市是否合理公正的其他向度，却往往被忽略，甚至被压制了。
严格来说﹐香港仍说不上是个现代政治城市﹐因为现代政治的基石﹐是肯定每个人都是平等的公民﹐享有一系列不可侵犯的基本权利；政治权力的正当性，必须得到人民的认可接受。很可惜，政治平等仍然离香港十分遥远。而在「小政府大市场」的指导原则下，贫者愈贫，富者愈富，以致数以十万计公民活於贫穷线之下的事实，也得不到社会正视。社会公义好像从来不是香港社会的议题。
香港也算不上一个文化城市﹐因为文化城市的基本理念﹐是肯定文化生活作为相对独立的领域﹐有其自身的运作逻辑和审美標准﹐文化活动有其自足的內在价值﹐而不仅仅是经济发展的工具。但在过去两年种种有关歷史保育和文化发展的討论中，我们却看到，整个社会是如何的缺乏文化想像和文化底蕴。香港非常有效率也非常富裕，但我们却不知道，一种相应的属於这个城市，属於每个公民的丰富而多元的文化生活，该是何种模样。我们很懂得將所有事物折算为金钱，因此海景有价，歷史建筑有价，土地有价。但我们並没想过，那些无声无息地流失的，难以用金钱衡量的歷史情感记忆，同样值得这个城市好好珍惜。问题並不在於如何平衡取捨，而在於很多价值根本未曾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之中，连取捨也谈不上。我们往往是工具理性的巨人，价值理性的侏儒。
以上所谈的三种城市性格﹐是有內在张力的。要使香港成为伟大的政治和文化城市﹐我们便须寻找其他价值资源﹐开拓视野，丰富我们对美好人生和公正社会的想像，而不是永远只从单向度的经济人的观点看待世间万事。就我所观察﹐这套市场至上的价值观﹐近年变本加厉﹐不断被强化神化﹐並以各种方式渗透复製到生活其他领域﹐牢牢支配社会发展。
明乎此﹐香港很多看来荒诞之事﹐才变得易於理解。以母语教育为例。我们应知道﹐母语教育对学生的心智成长﹑创造力﹑人格培养﹐以至对所属传统文化的认同等﹐有利而无害。但中文在香港的中学和大学﹐却一直被视为次等语言。为什么呢﹖因为据说母语教育会使学生英文水平下降。而英文水平下降﹐最大问题不在於学生无法有效学习知识或接触英语文化﹐而在於影响学生的谋生能力，从而影响香港的经济竞爭力。对学生来说﹐语言是﹑也仅仅是谋生的工具﹔对社会来说﹐学生是﹑也仅仅是经济发展的工具。至於外语教学会否影响学生的心智成长﹐打击他们的自信心和求知欲﹐窒碍他们批判性思维能力的发展﹐以至限制他们成为积极关心社会的公民﹐却很少受到重视。
又例如香港的民主发展。香港既得利益集团反对加快民主步伐的主要理由﹐据说是因为这样做会导致福利社会﹐而福利社会则有碍经济发展云云。亦因此故﹐面对愈来愈严重的贫富悬殊﹐大家也认为只要不影响社会繁荣安定就没问题。至於那些处於弱势的公民﹐是否享有公平的平等机会﹐是否得到政府同样的关怀和尊重，以至香港的財富分配制度是否合理﹐却从来不曾引起什么大的爭论。
无疑﹐我们可以从不同角度描述香港的城市性格﹐以及呈现这种性格的香港人。但在我的生活经验中﹐体会最深感触最大的﹐却是这种资本主义意识形態对人的宰制。它的力量如此强大﹐影响如此深远﹐以致成为我们日用而不知的各个生活层面的价值规范﹐使得我们难有空间和资源，去想像这个城市和个人生活是否有其他更好的可能。要做一个成功的香港人﹐首先便要將自己打造成纯粹的经济人。就此而言﹐界定香港人身份的﹐並不繫於一个人的语言文化﹐又或出生地﹐而在於你是否真心诚意接受这样一套价值观。
但就其本性而言﹐人並不只是纯粹的经济人。除了残酷竞爭和市场价值﹐人还有其他需要。人还需要爱﹐需要家庭和友谊﹐需要共同的社群生活﹐需要別人的尊重和肯认﹐需要活得有意义﹐需要政治参与和文化滋润﹐还需要自由和公正。这些需要﹐是活得幸福很重要的条件﹐但却往往和单向度的经济人的理念不相容。道理很简单。如果我们在生活中﹐只视所有人为满足自己利益的工具﹐我们便无法享受到真正的友谊和爱﹐因为友谊和爱包含了承诺和牺牲﹔如果生活只是一场无止境的敌我竞爭﹐我们將难以接受对其他公民有什么道德责任；如果我们视自身只为孤零零的自足的个体﹐我们便难以感受社群生活的好；如果人与人之间处於极度不平等的境况，弱势者將无从肯定自身的价值和尊严。
即使一个在香港出生的人﹐只要你不接受自己是纯粹的经济人﹐在生命的不同时刻──尤其面对抉择时──內心一样会烽烟四起﹐承受难以言状的痛苦﹐一样会对这个城市有某种生活在他乡的疏离。你爱这个城市﹐却又觉得它並不真正属於自己﹐因为主宰这个城市的根本价值﹐和你格格不入。个体如此卑微﹐既改变不了城市分毫﹐却又不得不在此生活下去﹐遂有无力和撕裂。你最后往往別无选择﹐只有屈服﹐向这个城市屈服。
那么多年来﹐我目睹父母亲一辈﹐在没有任何选择下﹐被迫放下生命其他价值﹐將自己变成彻底的经济动物﹐努力抚养我们成人﹔我目睹很多同辈的新移民朋友﹐由於欠缺这个社会要求的竞爭力﹐又不能从政府和社会中得到適当支援﹐被迫过早进入劳动市场﹐成为社会的低层劳工﹔我目睹更多的﹐是那些有理想有能力对社会有关怀的朋友﹐大学毕业后虽然多番坚持﹐最后还是不得不弃守曾经坚持的信念。在繁荣安定纸醉金迷的背后﹐我无时无刻不感受到﹐一个个独立生命为这幅图像付出的代价。当然﹐更加悲哀的﹐是我们看不到这些代价﹐不愿意承认这些代价﹐甚至謳歌这些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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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新移民面对的许多问题，並非只限於新移民。新移民家庭特別多悲剧，也许只是因为他们处於社会最底层，处境艰难，遂无力承受种种压迫。而问题的根源，说到底，实在和香港人如何看待自身有关：
我们怎样看待彼此的关係？我们是活在同一社群，共同参与公平的社会合作，还是在市场中参与一场弱肉强食的零和游戏？在种种將人的社会身份划分切割，继而產生形形色色宰制的制度中，我们能否在差异背后，看到香港人同时是自由平等的公民，理应受到政府平等的尊重和关顾？
我们怎样看待这个属於我们的城市？我们希望它只是一个有效率却冷漠，繁荣却贫富悬殊，表面多元內里却贫乏单一的暂居地，抑或一个重视公义追求民主，鼓励多元容忍异见，人人享有平等机会的共同体？
最后，我们怎样看待自己？人是什么？什么构成人的尊严和幸福的生活？什么价值值得我们捍卫和追求？
在思考香港的未来时，我们离不开这些问题。当然，改变总是困难的。不要说整个社会﹐即使在个人层面﹐也是吃力无比。但我並不过度悲观。在六四烛光晚会里﹐在七一大游行里﹐在一波接著一波的社会运动里﹐在很多朋友於每天平凡细微的生活中努力不懈活出自我和坚持某些人文价值里﹐我看到力量。我相信﹐当公民社会愈趋成熟﹐累积的文化资源愈加丰厚﹐並对主流制度和价值有更多反思批判时﹐我们这个城市有可能变得更好。
当我以这种角度﹐这份心態去理解自身和关心香港的时候﹐我的新移民史遂告一段落。我是以一个香港公民的身份﹐关心这个属於我的城市。我身在其中﹐无论站得多么边缘。
我也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將香港当作自己的家。那实在是极其缓慢的过程。转捩点，或许是我后来离开香港，到英国留学了好一段时间。当伦敦成了异乡，香港便成为故乡了。大约是2002年的夏天，我从英国回来。我再次拖著行李在深水埗行走，看著熟悉的店舖，听著熟悉的乡音，终於觉得自己回家了。这一段路，我足足走了十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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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婕死去的时候﹐才18岁。她在遗书中﹐说﹕「我很累﹐这五年来我憎恨香港﹐討厌香港这个地方﹐我还是缅怀过去13年在乡间的岁月﹐那乡土的日子。」林婕选择离开的时候﹐已来香港五年﹐並由最初的乡村小学转读一所一级中学﹐品学兼优﹐全班考试名列前茅﹐家里也住进了公共房屋。我曾不只一次想过，如果林婕仍然在生，今天会是如何模样。
很多人无法理解﹐为什么林婕会如此憎恨天堂一样的香港﹐为什么会觉得做一个香港人那么累﹐以至如此决绝地一死以求解脱。这种不解的背后，也许正正隱藏了无数新移民说不出的辛酸故事。说不出，並不在於香港没有说的自由，而在於没有那样的平台，没有那样的聆听者，甚至更在於新移民难以有足够的力量和自信，好好地理解和接受自己，並好好地面对这个城市。
香港每天有150个大陆新移民﹐每年有54750人﹐十年便有547500人。他们是人﹐是香港的公民﹐也是香港的未来。
初稿：2007年7月2日
定稿：2008年5月13日
原载周保松，《相遇》（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