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录音录像”当证据韩国各方一拍即合

在接受记者独家专访时，许一泰教授介绍：韩国建立录音录像制度的过程，是与其历史渊源有很大关系的。1945年，韩国摆脱了日本殖民统治后，韩国第一任总统李承晚上任，之后又是朴正熙接任。由于这些掌权者是军人执政，故均采取军事独裁的手法，对付那些试图在韩国倡导民主的斗士；他们对民主人士的镇压采取了暴力拷打等手段，在全国各地这种刑讯逼供现象非常普遍，使整个社会笼罩在恐怖气氛中。

及至80年代，韩国进入了民主时代。此时政府和司法机关亟须在社会上树立良好形象，以期取信于民；这就必须建立公开透明的法律制度，录音录像制度就是其中的一种。

为了更好地了解该项制度，从2004年到2005年，韩国的法务部召集专家反复论证其可行性，之后还把英国、美国、澳大利亚和德国的专家请到韩国来，向有关部门介绍该制度。

经过“大修”，从2007年6月1日起，韩国的《刑事诉讼法》在第17次立法稿中，其第56条之2的第1款里，增加了关于公审中要引入速记、录音及映像录像的规定；第244条之2的第1款中，增加了在搜查阶段对嫌疑人的陈述映像录像的相关规定。从此，在韩国的刑事诉讼过程中，导入了映像录像制度。

韩国引入之后在法律上的解释很明确：被告人的讯问笔录，被视为传闻证据，它是传来证据的一种。如果被告人否认在侦查阶段所作的笔录，法官就会调该段录像给其看。

因此，许一泰认为，韩国引入录音录像制度，是历史背景使然；其意义不仅在证明证据能力上，更是作为民主法制的象征和形象的树立上，是检察官树立法制形象的良好体现；借此向社会传递一个很好的透明度；当然同时，检察官和警察，也愿意使用录音录像，由此可以有效防止嫌疑人庭上突然“翻供”，“诬陷”曾经遭受刑讯逼供，这样的制度可以证明他的清白，故几方一拍即合。

录音录像不可单独使用

今年7月1日，我国两高三部委联合出台两个非法证据排除规定。该规定要求如果在审理过程中，被告人声称自己在侦查讯问中曾经遭受过刑讯逼供，那么负责审理的警察有义务到法庭作证。如果不能做出合理解释，该被告人缘于酷刑所做出的有罪供述，将因为取证非法而被视为无效。

然而，三个月过去了，记者日前在太原召开的中国法学会刑事诉讼法2010
年年会上获悉，目前全国还没有一起案件被明确是因为取证过程非法，该证据被排除在证据之外的。

更耐人寻味的是，没有一个出庭作证的警官向法庭承认自己曾经向被告人“动过粗”。并且有的侦查人员，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和被告人的“诬陷”，甚至还能向有关方面提交出相关证据——即在讯问过程中的录音录像。

记者深入调查后发现，之所以警员和嫌犯对刑讯逼供与否，出现完全“两极”的说法，是因为我们目前的所谓侦查阶段的录音录像，基本是谁审讯、谁录制；这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人为操控讯问现场录像设备的做法：有的是“打”过后再录；有的是“打”服了再录；有的是蒙裹软“打”没有伤痕；有的是“打”时画面做些“处理”；有的声称临时“断电”；有的进行编辑剪接……反正最后拿出来的绝对是“文明取证”没有刑讯逼供的证据。

针对我国目前的现状，韩国许一泰教授对此的建议是：录音录像，决不能单一环节、单一部门实施，必须在有配套机制的保护下才能实施。首先，从时间上看，应该是侦查的第一时间；并且必须做全程的同步处理；其次，从地点上看，询问同时必须要有律师在场。他说，如果没有这些做前提，录音录像不但不能起到当初期望的效果，很可能适得其反——即被实施刑讯逼供的人，当作没有使用暴行的“反证”使用。

许教授还特别强调，即使中国法律允许了侦查讯问阶段律师在场，也还要赋予其相应的权利以保护被告人利益；否则，光让律师干站着也没用，根本起不到实质性的保护。

录音录像时律师要在场

中国人大刑事诉讼制度研究中心主任陈卫东说，本次研讨会是中韩两国之间的第三届刑事司法对话交流活动。基于韩国的刑事诉讼制度在亚洲乃至世界范畴都比较发达，他们的经验和教训对中国很有借鉴意义。从2007年开始中韩两国建立了“定期巡回式”互访制度：一年在中国，一年在韩国，轮回进行学术探讨。

合作机制建立以来，韩国有了同步录音录像制度，2007年6月1日实施的“大修”后的《刑事诉讼法》，把此制度写入了法律。

相比来看，中国法律对此无任何规定；实践中，目前最高检只是针对职务犯罪行为，在侦查阶段进行了“录音录像”；公安机关在侦查案件时，大多还没有实行该制度。由于众多原因，录音录像还仅停留在单一部门、单一环节的使用上，难免发生被用做“反证”的情况。

鉴于该制度近日将向全国推开并被写进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里，我们必须汲取韩国的教训，将
“录音录像制度”与被告人讯问时的律师在场权，配套运用，相辅相成。

其二，这种“录音录像制度”绝对不能发展成为“反证”，这一点是我国特别要提防的；还应配合被告人盖章、签字确认等。不能让它脱离被告人口供而成为独立的证据种类，因为它可能被编辑、剪裁、篡改，最终丧失其客观性。它只能成为认证被告人供述真实的记录、证明审讯过程程序公正的记录，而绝不能把那上面展示的有罪供述，当成认定被告人有罪的证据。瑞典：录像固定幼童性伤害证据

中华女子学院社工系李洪涛主任，曾到瑞典等欧美国家的法院进行过实地考察，她发现在这些国家，对儿童性伤害案的审理、问讯，都在专门的小密室进行。房间内设有单面镜，背后有专门的录影设备，可以录下孩子讲述的全过程。

对于年龄较小的孩子，有关人员还会提供给她一些人体玩具模型和标有人体器官的图纸。模型身上的衣服可穿脱，有人体的生殖器官，受害儿童可通过模型指点自己被触摸或侵犯的部位，也可在图纸上指点受侵犯部位。每一名受害女童，都有专门的女警或女工作人员接待、讯问、记录。

除法院之外，医院、警局等所有相关机构，都建有类似的密室设置，全部采取“一站式”服务规则，即由最初接报的机构负责录下孩子的完整口供，供以后有关单位全程使用，以避免多机构反复讯问，造成“二次伤害”。

1991年香港儿童受性虐待仅占整个儿童虐待个案的2.6%，1998年发展到30.7%。针对这一严重的事态，香港从儿童的需求出发，从立法、行政、司法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和实践。

从立法上为受害儿童设立特别的保护程序：香港立法院1995年颁布了一个法例，规定孩子不仅可以作证，孩子的证言不需要其他旁证材料就可以作为呈堂证供。

为保障孩子的身心不受伤害，法律又规定，孩子不需要连续不断地遭到讯问，第一次讯问过程的电视录像就可作为证据在各个程序中加以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