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巴比宴”学到什么？
李华芳
巴菲特和比尔·盖茨的中国慈善晚宴在“五味杂陈”中结束，并且为媒体制造了一个新的名词“巴比宴”。财富、裸捐、劝募等词汇升腾而起，在这喧嚣过去之后，是时候冷静一下，想想这“巴比宴”到底带来了什么？
中国慈善业的历史悠久，传统深厚，富豪们行善的意愿也不用“巴比”来教。但有一件事情，是“巴比宴”给中国富豪的第一课，那就是现代公益慈善行业，绝不仅仅是钱和爱心的事情，而是一门专业的行当。现代公益慈善行业，“巴比”当然更有发言权，美国富豪的“散财”史已经超过百年了，资中筠在《财富的归宿》一书中详细阐释了美国现代公益基金会的成因和历史，“替上帝理财的人要为他们的兄弟姐妹造福”，只有那些善于赚钱的人才最善于花钱，他们知道“钱”是怎么回事。这也是何以卡内基、洛克菲勒等从事公益慈善事业伊始，就立足于专业操作手法。
而中国的改革开放才短短30年时间，中国富豪们尚处于致富阶段，他们已经开始从事公益慈善，实属难得。市场风云变幻、政府管制严苛，改革开放固然是一个利好的大环境，但对个人财产的保护依旧诸多不利。中国的企业家群体令人称赞之处在于，竟然能在这般恶劣环境下开始公益慈善。然而，也正因为如此，才需要专业的从事公益慈善。
不少企业家已经意识到边做企业边行公益的身份冲突问题，企业家的天职在于最大化企业的利益，而慈善家的责任在于如何最有效的花钱，即决定资助什么项目，通过什么方式资助等。这两种职能需要区分开来，并且各自专业化。比尔·盖茨是意识到这种冲突并且成功完成专业化转换的人，这是中国富豪要学习的。
不过最需要从巴比宴中学习的，其实并不是中国富豪，而是中国政府部门，尤其是民政部。因为民政部是公益慈善行业的监管者，今天中国公益慈善行业发展的诸多瓶颈，与监管政策紧密相关。一是主管单位的限制，二是资金门槛的限制，这双重限制是目前公益慈善行业没有迅猛发展的症结所在。
美国的NGO发达，其中重要的不仅仅是扶危济困，而且提供大量就业岗位，尽管有不同的统计数字，但大致上NGO就业人口占就业总人口的8%到10%。这还不包括大量兼职人员和志愿者。对NGO的限制变相使得中国的就业难问题少了一个重要的解决出口。而这本来有可能成为民政部的重要业绩，现在反而是民政部得看财政部和税务总局的脸色行事。造成这种窘境，多少是民政部自己的责任。因此如果民政部能放松对NGO设立的主管单位和资金门槛限制，为NGO设立发展提供更多便捷服务，将会极大鼓励NGO的发展并提供广阔的就业前景，也改善民政部在国务院系统里“只知道伸手拿钱”的尴尬处境。
另外一件事情，也是可以从巴比宴中学到的，那就是从事公益慈善行业，必须首先要保护私人财产。茅于轼说要保护富人的财产，被人骂得狗血淋头，但茅于轼后面明明还写着一句“也要保护穷人的财产”，很多人视而不见。这多少有点“挑逗”群众斗群众的意思，制造贫富之间的相互仇视有助于转移对监管者的愤怒，但却会增加贫富之间的矛盾，而这种敌视情绪对公益慈善行业的发展非常不利，最终会让监管者搬起石头砸脚。不过耐人寻味的是，监管者，不管是民政、质检、还是宣传等，都热衷于玩“搬石头砸脚”的游戏，把自己一而再再而三推上“愚蠢演艺台”。
比如说，宜黄有户叫钟家，家有大屋楼三层；本是富庶有余人，强拆少补反落贫。也就是说，本来如果财产得到有效保护，很多人其实过得还不至于陷入贫困陷阱，但恰因为财产保护不力，使得这些原本不需救济的人变成了公益慈善行业需要救助的对象，与公益慈善事业的目标背道而驰。同时“被捐款”、“诈捐门”等经常出现，也表明了财产保护无力的现状，“被捐款”是对捐款人的财产的保护不力，而“诈捐门”则是对受捐对象的财产保护不力。
冯仑参加完“巴比宴”，总结说：“这三件事——捐款、成立公益基金会、增加并保护财富，都得做，并且做好。”我觉得除了捐款这件事情和个人有关，其他两件都是监管者的问题。能不能进一步发展公益基金会及其他形式的NGO，民政部责无旁贷。而保护个人财产这件事，重要性自不待言，关键是要“给力”落实，不然什么富人、什么公益、什么捐款，就都是“浮云”了。
附：
我在接受《华盛顿邮报》采访的时候指出官方害怕民间慈善的原因是“民心所向的竞争”。见William Wan, China’s wealthy ponder whether to help
others, The Washington Post，September
16, 2010.
作者系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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