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五国一区政治发展研究之一
“东亚五国一区政治发展研究”课题组
东亚政治发展研究的整个过程充满了魅力。从始至终，我们为这项研究工作所深深地吸引。无论是在选题、立意和研究方法上，还是从调查与研究的实际效果看，这项研究都具有很高价值，在相关领域取得了具有探索性的，甚至是开创性的有益成果。
东亚政治发展进程的规律性特征
东亚五国一区政治发展进程具有明显相似性，呈现出从“自由民主体制”到“威权体制”再到“多元体制”发展的规律性特征。这是东亚政治发展研究所获得的核心发现。
我们所说的政治发展是指：一个国家或政体的制度、体制的变迁。如君主制转变为共和制，威权体制转变为多元体制。
东亚五国一区政治发展呈现出的具有普遍性、规律性的特征是：五国一区在实现工业化、现代化进程中，其政治制度及体制都先后经历了效仿西方政体的“自由民主体制”阶段、“威权体制”阶段和“多元体制”阶段。
从“自由民主体制”到“威权体制”再到“多元体制”，是东亚五国一区政治发展的基本线索与共同规律，但在不同国家的表现亦有所差别，其中以日本、韩国、印度尼西亚最为典型，台湾因特殊的政治环境，“自由民主体制”不典型，而新加坡经历了典型的“自由民主体制”和“威权体制”，但尚未完全过渡到“多元体制”，泰国正处于由“威权体制”向“多元体制”过渡的时期。
有关政治发展和民主政治的理论一般认为，政治发展抑或民主政治存在于两个基本层面：一方面是对国民权利的保障和自由的扩大；另一方面，则是国家权力的开放和多元共治。而东亚的历史事实与经验则显示，权利保障和权力开放并非同步协调实现的。在东亚政治发展进程中，权利保障和权力开放表现出有规律性的“对冲” 现象，即权利扩大和权力集中并行现象。
在东亚国家实现民族独立，建立民族国家之初，大都经历了效仿西方建立以追求自由民主为目标的宪政的阶段。我们称之为“自由民主体制”。然而，在这一时期，东亚国家大多出现了民粹主义的参与混乱，纷纷出现了体制危机。在这一背景下，威权体制作为对于民粹主义混乱的制度救济，登上了东亚的历史舞台。在东亚五国一区，威权体制无一例外地起到迅速地稳定社会，开启快速工业化，改变社会面貌的作用。在经历了一个阶段的威权体制之后，随着工业化的完成，社会结构的变化，东亚五国一区的各个威权体制又以不同形式和路径向多元体制演化转变，有的发生了激烈的社会对抗与冲突，被称为“民主化”或“民主革命”。
（一）自由民主体制：高喊“默迪卡”的年代
自由民主体制下的东亚社会的共同性特征是：效仿西方建立民主宪政体制，社会自由扩大，思想活跃；但社会动荡，腐败盛行；经济有所发展或恢复，但起伏不定。
东亚五国一区中的日本、韩国、新加坡和印尼都经历了比较典型的自由民主体制阶段。
日本在明治维新后出现了“民权论”与“国权论”的争论和斗争，民权论者希望效仿英国建立议会制度，以自由民主的政治模式带动经济社会革新和发展。但民权论最终被国权论所取代，民权论者被从权力阶层中放逐，日本走上了日式君主立宪制的发展道路。战后，日本在美国主导下参照西方制度建立了民主宪政体制。最初的 10年，日本经历了政治上比较活跃的时期，左翼思潮和社会民主主义思潮泛起，工潮与社会运动不断。1955年体制建立后，日本社会形势逐步平静，开启了重建与发展的黄金期，迅速重新跻身于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列。
韩国战后仿效美国建立了民主宪政体制，但在长达十多年时间里，社会纷争不断，发展迟缓，最终导致了“民主失败”。在这一社会形势下，朴正熙军政集团迅速崛起，夺取政权，建立起威权体制，从而开始了韩国快速工业化的历史进程。
印度尼西亚建国后的十多年，在苏加诺总统领导下，建立了民主宪政制度，但自由有余，秩序不足，社会分歧加深，经济裹足不前，最终被苏哈托军人集团发动的政变所推翻。在苏哈托的威权体制下，印尼进入快速发展时期。
新加坡从战后到1960年初，被称为高喊“默迪卡”（自由）的年代，直到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执政后，新加坡进入一党长期执政的威权体制，同时取得了经济社会发展的突出成就。
（二）威权体制：实现工业化的年代
东亚五国一区中，尽管表现形式并不完全相同，但均无例外地经历了威权体制时期。威权体制下的东亚社会的共同性特征是：人民经济社会权利有所保障和扩大，政治权力集中，经济发展迅速，初步完成工业化。
“威权主义”是西方学界创造的概念，用以概括部分发展中国家的一种政治体制。我们部分地借用了这个概念，用以形容东亚五国一区在快速实现工业化、现代化阶段的普遍实行的具有共同特征的政治体制。但我们只是部分地借用西方学界的概念，一来是不准备制造更多的，让人感到陌生的概念；二来也赋予了威权体制以经过深入观察和研究后所得到的新内容，应当说，它在一定程度和意义上是一个新的概念。
根据我们的观察与研究，东亚的威权体制具有保障扩大国民权利和集中国家权力的双重功能。东亚的威权体制，在法律形式上一般具有宪政体制，而在实际社会政策与功能层面具有保障人民的基本经济、社会权利的特征；在威权体制下，实行改革为国民经济发展创造制度及政策条件，从而对社会形成了生产性激励，调动了人民的生产积极性，为国家的工业化、现代化发展提供了动力。另一方面，威权体制下国家权力相对集中，有利于实行有效的社会治理和管制，阻止了这一历史时期经常出现的强烈的政治参与趋向，保持了保守的社会秩序。同时，由于权力集中，威权体制的政权，倾向强力整合社会资源，集中民智民力，对工业化实施规划，促使工业化战略性发展的实现。威权体制下，公民的政治权利受到限制，个人自由受到限制，政治权力不开放，具有垄断性。
（三）多元体制：竞选的年代
随着工业化的实现，东亚五国一区的政治领域纷纷发生变化，逐步实现从威权体制向多元体制的转型。东亚多元体制的共同特征也十分明显：开放政治权力，普遍实现竞争性选举，选举为最重要的社会议题和社会景观；人民的政治权利有所扩大，社会自由度增加，社会福利也有所增加。一般情况下，行政性腐败有所遏制，而政治性腐败增加。
在实现工业化、现代化的进程中，东亚国家与地区的经济、社会结构随之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化，新的社会阶级、利益集团不断涌现、成长，社会利益结构日趋多元化。在此基础之上，五国一区的政治体制纷纷向多元体制转化。多元体制与威权体制的根本区别在于权力的开放。多元体制下，具有竞争性的制度安排，不同的政治主体可以通过竞选获取政治权力。
在东亚政治发展的实际过程中，多元体制演化为两种亚型：竞争型多元体制和协商型多元体制，韩国、台湾、印尼属于前者，日本、新加坡、泰国属于后者。
竞争型多元体制，是指政治权力结构中存在相互竞争的精英集团，通过权力斗争获取执政地位。竞争型多元体制的表征是两党制与多党制。
协商型多元体制，是指政治权力结构中具有一个稳定的权力精英集团长期掌握核心政治权力。长期执政的权力精英集团通过吸收社会精英、吸纳政治参与，通过协商方式，整合利益诉求，平衡利益关系，维护自身的执政地位。协商型多元体制的表征是一党制或一党多派制。
协商型多元体制是一种比较复杂的政体形式。在现实中，协商型多元体制，在宪政体制层面具有竞争性的制度安排，具有多元性质，即在理论上和法律上，各种政治主体可以参与权力竞争。但在实际的权力结构中，依然是单一主体长期处于执政地位。如日本“55年体制”和新加坡的政治模式。在客观上，协商型多元体制是介于威权体制与竞争性多元体制之间的一种政治体制。
自由民主体制向威权体制
转变的原因与条件
对于自由民主体制向威权转型的原因与条件的探讨以及发现，是东亚政治发展研究获得的第二方面重要收获，特别是“分配性激励”与“生产性激励”的归纳是其中重要内容。
（一）自由民主体制向威权体制转变的原因
从自由民主体制转化为威权体制是东亚政治发展的普遍现象。这种转化的主要原因是，自由民主体制所产生的社会利益集团争夺政治权力分配的激励作用。工业化进程带来了经济发展和财富增加，带来了社会关系、社会结构的大变动，带来新的社会流动与社会成员身份的大变化，也带来了大量新的社会问题与矛盾。在工业化初始阶段新的社会环境中，获取新的社会地位与身份，进而获得更多财富的捷径是政治参与及掌握政治权力。而自由民主体制下的权力开放和竞争性的制度安排，正好为政治权力的争夺提供了条件，对全社会形成了一种“分配性激励”，即产生了通过争取政治权力获得社会流动和身份改变机会的激励机制。政治权力的开放与争夺，带来了混乱与不稳定，严重影响工业化进程，导致发展停滞，加剧了社会矛盾，进而刺激和促使精英集团选择威权体制以集中权力，同样的原因也促使民众在很大程度上接受了威权体制。
东亚政治发展早期转型的实例，在日本明治维新后，是“明治十四年政变”，战后的“55年体制”应当说也具有某种类似的效应。韩国1962年的军事政变以及朴正熙军政体制的建立，印尼1965年的军事政变以及苏哈托军政体制的建立都属于自由民主体制转变为威权体制的典型实例。
由于威权体制下政治权力的垄断，抑制了利益集团对于政治权力的觊觎和争夺，又由于威权体制对于民众经济社会权利一定程度的保障，其总体的社会效果是引导和推动全社会对于经济利益与财富的追求，从而导致了另一种社会机制——“生产性激励”的形成，有力地促进了工业化、现代化的发展。
（二）威权体制存在、发展的条件
东亚五国一区的威权体制都伴随着工业化的迅速发展，大多维持了20~3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从表面上看，不少威权体制采取了高压政策，对于社会实施严厉的控制和管理。然而，在长时间内保持社会的基本稳定和发展，威权体制主要依据下列四项条件：
第一，维持高速经济发展，不断改善总体生活水平。
给予和保障民众的经济社会权利和集中国家权力用以战略性发展，从两方面为工业化提供了动力与条件，东亚五国一区在威权体制下出现了工业化高速发展的“黄金期”。日本在进入“55年体制”后，创造了连续19年国民经济超过两位数增长的奇迹；韩国建立军政体制后进入经济高速发展阶段，连续25年国内生产总值平均增长率超过9%；印尼自苏哈托政变后连续25年国内生产总值平均增长率超过7%；新加坡建立“59年体制”后，连续35年国内生产总值平均增长率超过 8%。随着经济高速发展，社会普遍生活水平有所提高，社会面貌有了很大改观，出现了目睹城市景观线改变的一代人，从而赋予了威权政体以选举以外的功能合法性。
第二，拥有具有统一意志和较严密组织形态的统治集团。
威权体制权力集中，呈现为典型的一种小规模集团对大规模社会成员的控制系统。统一意志和严密组织以形成内部交易低成本，从而构成小集团控制大群体的条件与能力。在自由民主体制对社会意识和组织的离散效应作用下，军人集团是社会里相对易于集中意志和具有组织资源的群体。东亚五国一区的威权体制的权力精英集团，除台湾、新加坡以外，均以军人集团为主体并非偶然。
第三，集中和汲取社会资源的能力。
威权体制以推进发展为合法性来源，集中和汲取资源的能力就成为前提性条件。经济学界一般将东亚威权体制下的经济发展模式概括为“国家资本主义”模式，而从政治角度观察，国家资本主义模式的机制就在于中央决策机构对社会资源的掌控。因此，威权体制下集权的经济动机和效果均为保障经济快速发展，进而提供体制合法性。
第四，控制社会利益冲突，平衡社会利益关系的能力。
威权体制具有集中资源实现经济发展的能力，但这样的体制同样具有集中社会矛盾的体制机制。威权体制下，国家政权往往成为工业化时期频发的各种社会矛盾的聚集焦点。因此，威权体制还必须具备调节社会矛盾，平衡利益关系的功能。威权体制的寿命在很大程度取决于这方面的体制功能。从东亚五国一区的威权体制发展的实况看，调节社会矛盾与平衡利益关系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在工业化进程中出现和成长的两大社会集团的关系，即新兴城市工人集团和新兴工商业集团。处理、协调对立的两大集团关系，是威权体制控制社会冲突，平衡社会利益关系的核心和关键。这在新加坡被执政党概括为：“亲商”与“亲民”关系。
威权体制向多元体制
转变的动因与条件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东亚政治发展纷纷进入了从威权体制向多元体制转变的阶段。认识威权体制向多元体制转变的动因与条件，尤其是确认威权体制向多元体制转变的条件，是研究与认识东亚政治发展中的一个最为重要和最具价值的问题。
（一）威权体制向多元体制转变的动因
从威权体制向多元体制转变、过渡是东亚五国一区政治发展的普遍趋势。这种历史转变的深刻根源在于工业化、现代化带来的经济社会结构的变化，特别是其中社会利益结构的变化，新的社会阶级、阶层、利益集团的出现以及由此产生的政治参与及在社会意识、社会心理上带来的相应变化。
第一，社会利益结构的变化。工业化以及经济社会结构的变化当中出现了大型的新社会集团，如韩国的新工人阶级与财阀集团，台湾的本土新兴工商集团等等。新兴阶级与利益集团政治参与和分享政治权力的要求，对于威权体制形成了强大的压力和冲击。韩国军政体制瓦解、台湾政党轮替、泰国近年来的政治动荡的主要原因都在于此。
第二，社会心理的变化。随着工业化进程中市场经济的发展，新阶级、阶层、集团出现和成长过程中，大众心理、社会意识亦随之改变，主要表现为权利意识的增长，尤其是逐渐在经济、社会权利之外要求更多政治权利。在权力集中的威权体制之下，民众中的利益诉求集中指向政权，日益形成对政权的压力，即多种社会矛盾发生向“官民矛盾”集中转化的趋势，最终推动政治参与和社会运动。这种情况在东亚五国一区威权体制向多元体制转变进程中普遍存在。
第三，精英集团分裂。作为威权体制存在的条件与基础的政治精英集团，在新的社会环境里也在发生分化；在新的社会形势下，精英集团内部分化始于政策分歧。在一定的诱发条件下，这些分化与分歧导致了精英集团公开的分裂。在存在外部压力乃至社会运动的环境下，精英分裂往往直接导致体制的转变。东亚威权体制向多元体制的转变过程中，台湾国民党的分裂、印尼苏哈托政权的垮台，属于最为典型的事例。韩国朴正熙总统遇刺带来的军政体制衰弱的直接原因也是军政高层精英的分裂。日本“55年体制”终结以及自民党最终下台的直接原因也是因为内部派系的分裂。
（二）威权体制向多元体制转变的条件
东亚威权体制向多元体制的转变并非偶然发生的，但这种转变也绝非易事。在由威权体制向多元体制的转变中出现了许多动荡和曲折。从多个国家与地区转变的实际过程和经验看，只有当工业化、现代化初步完成，新的社会结构形成，与此同时，新的社会精英形成，并形成一定程度的整合与默契，在社会心理文化层面上出现和形成新的社会保守意识的时候，多元体制转型才能成功，才能形成比较稳定的多元体制，即开放权力并不会导致社会的分配性激励与混乱。应当说，新社会结构形成、新精英阶层形成与整合以及新的社会保守意识形成，是威权体制向多元体制转变的三大条件。
第一，新型社会结构形成。所谓新型社会结构形成，即是工业化、现代化带来的社会流动和社会成员身份、地位的改变，逐步稳定、固化新的利益关系，进而形成新的社会结构，形成新的阶级、阶层、利益集团。这种新结构一旦形成，政治参与乃至政治权力对于各个阶级、阶层、利益集团的社会身份、地位改变的作用便大大降低。政治参与和分享权力的努力，对于处于不同地位的社会群体而言，至多带来某种利益的改善，而不会改变基本的利益格局，更不会带来身份、地位的改变。在这种基础性因素改变的条件下，开放政治权力和实行竞争性的制度安排，政治参与和分享权力的动力会有所下降，基本社会秩序、政治秩序就有可能得到保障。再配合以其他条件，多元体制才有建立和巩固的可能。
第二，新精英阶层形成与整合。东亚政治发展的经验表明，在工业化、现代化进程中以及与之相应的政治发展中，社会政治精英阶层也在随之变动，不断分化、组合，旧的精英消失或转型，新的精英出现，不同精英集团之间建立新联系，形成新的关系，并最终达成一定的共识与默契。这种共识与默契意味着，不同精英集团之间就基本社会制度、政治秩序以及某些政治、社会理念达成一致；在共识与默契的基础上，不同的精英集团对各自所代表的群体、群众有所引导和约束。不同精英集团对不同的利益群体、群众的引导与约束，是权力开放和竞争体制下社会秩序基本稳定和政治参与的有序性的重要保障。与此同时，由于精英阶层中不同集团的整合与协调关系形成，也有利于政治参与和政治过程的有效性。
第三，新保守意识形成。伴随着工业化、现代化进程，社会思想文化以及心理状态也在发生巨大而深刻的变化，其基本倾向是在新的社会结构基础上，新的社会主体，即占人口多数并拥有经济、社会优势地位的群体，形成新的社会保守意识，即对于现行社会制度和现有秩序的认同。新的社会保守意识，改变了社会氛围，进而抑制了“民粹主义”以及各种反体制的激进社会思潮和社会运动产生发展的思想条件。新保守意识为体制转型提供了社会心理条件与保障。在日本、韩国、新加坡的工业化、现代化进程中，人们目睹了左翼思潮的衰落，而1998年以来印尼较为平稳地实现政治转型的重要思想文化条件则是当地伊斯兰的温和化。这些都显现了社会保守意识与多元体制转型的关联。
东亚社会变迁的理论解释
适应工业化、现代化发展的历史要求，是决定和影响东亚政治发展的内在因素。这是我们对东亚近现代以来社会发展变迁的一个基本的理论性解释。
随着对于东亚工业化、现代化进程以及政治发展脉络认识的深化，我们逐步意识到，东亚特殊的历史环境下的发展压力，以及由此产生的强烈的民族振兴意识和经济发展要求，是长期影响东亚社会历史进程及政治发展的根本因素。
以往有关现代化的理论以及有关民主政治的认识对于民主及民主政治发展的基本解释是：随着工业化、现代化进程，传统社会结构发生变化并最终被多元化的现代社会结构所取代，传统社会中的权威以及精英阶层也随之瓦解、消失或转变。与此同时，社会大众的权利意识不断增长，新的社会阶级、阶层和集团的参与意识和行动不断增长，最终导致以权利保障、分权制衡、多数决定为基本特征的新的多元民主体制形成。这类认识与论述，可以称为关于民主化的一般理论。
民主化的一般理论在一个很大的时空范围内，高度抽象地阐述了人类社会自近代以来民主政治产生发展的一般现象。虽然这类理论具有一定说明和解释力，但却是一种十分笼统的认知系统，对于揭示人类政治发展及民主政治发展规律来说，显得过于粗略了。因为，根据这样的理论，第一，无法解释为什么在政治发展的过程中形成的民主政体是有所差别的；第二，无法解释为什么同样的民主理念和近似的制度安排在不同的国家其效果与结果有很大差别，有的成功有的失败；第三，无法解释为什么在同一国家内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上民主政体也有所不同。当然，也有人将民主政体差别和特殊性归因于不同国家的国情及历史文化传统，但这同样是过于笼统而不确切、不具体的解释。
由于存在着这些疑问，关于民主的认识就有深化的必要和余地。在东亚研究中，与上述问题相关，我们有以下新的发现与认识：
东亚国家和地区现代化与民主政治进程的规律性特征明显地表现为：历史起点和发展路径的相同与相似。东亚国家与民族进入工业化、现代化的背景和动因是外部殖民主义威胁及民族生存危机。作为对外来压力与刺激下的反应，东亚国家和民族被迫选择了工业化、现代化对抗生存危机。东亚政治体制的建构与选择是围绕着实现工业化、现代化而进行的，实质上是在西方崛起与东方面临殖民主义威胁的时代，这一地区的国家与民族寻求生存与发展、独立富强的社会解决方案。
在东亚政治的选择与建构，发展与反复现象背后的因素是，东亚国家与民族在近代以来面临的历史条件、主要问题和需要完成的历史性任务，集中起来说，就是国家与民族发展的主题。我们发现，这些国家与地区在近现代历史过程中，包括思想现象在内的各种复杂纷繁的社会现象都是围绕民族独立与生存、发展的主题出现的；各种社会力量、政治势力伴随着寻求民族独立与国家富强的斗争进程而枯荣起伏、此消彼长；各种社会制度与政治体制的兴盛与衰落也是为其与工业化、现代化的关系决定着的，有利于工业化、现代化进程则兴盛，不利于工业化、现代化则衰亡。
发展的压力，改变落后面貌、追赶世界的历史性任务，好似一只看不见的手在拨弄着东亚近现代历史的时钟，拨弄着东亚人民的命运，深远地影响着东亚的社会制度、民主政体的形成、发展与变迁。
实现工业化、现代化是中华民族面临的历史任务。近代的历史迫使中华民族在寻求民族独立、国家富强的道路上，在追赶世界的道路上，艰苦奋斗、艰难探索。正是因为这样的历史、这样的原因，中国人对于外面的世界格外地关注。
自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中国学术界开始关注和研究国外的现代化问题，国别研究则更多。那时的研究带有开创和摸索的性质。然而，由于中国的工业化、现代化进程刚刚开始，自身的经验不多，加之其他条件的限制，那个阶段的研究基本是在文本层面上的，介绍进来的观点、学说虽不少，但无从验证，难于判断。
新中国60多年的探索和建设，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快速工业化、现代化进程彻底改变了中国的面貌。当今中国已经进入了工业化的中后期阶段，伴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中国的社会结构、经济制度、政治体制以及人们的思想意识都发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变化。中国人开始有了自己的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的经历与经验，有了社会变革与转型的经历与经验。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中国人再来观察和研究外面的世界，其意义就非同以往了。根据东亚政治发展研究的体验，我们对东亚五国一区的研究，实际上是基于中国经验的，是在具有了一定的工业化、现代化经历后，对于国外工业化、现代化进程的观察与研究。中国的经历、中国的经验，使我们更容易看懂国外的历史与现实，更容易分辨现象与本质，更容易发现问题和解读意义。总之，中国的经验帮助我们超越了“观景”阶段，中国的经验给予我们分析和判断能力。
我们的研究还是初步的，但取得的成果是扎实可靠的。因为，这是中国人用自己的眼睛观察，用自己的头脑思考，用自己的经验判断所获得的认识。它有新知识的发现，有旧知识的验证。今后，我们应当沿着这样的道路继续走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