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100年特刊卷首语《天朝垮台前,利益集团已经丢尽了它的脸》,据说是今天长沙最大报纸的一个标题。

“假使当时中国的统治者不是异族的爱新觉罗王朝,而是同族的什么王朝,那么,在社会转型当中就少了一项种族间的猜忌与倾轧,也许比较容易实施像日本那样的立宪步骤。”著名学者王亚南在《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一书中曾这样评价过清王朝爱新觉罗“部族”这个特殊的利益集团。

满驭汉,中央驭地方,是清王朝“部族政治”的基础。这两个基础的崩坏,构成了王朝的衰竭。而尤其是后者的改变,清晰地决定了1911年辛亥革命的形态:王朝不是被革命派中央军、民众义军或者外族军队推翻,而是在各省宣布独立的革命形态中退出历史舞台。蓄积于民间的“一省之力”的壮大、成熟和独立,在王朝部族集团自身衰败的同时,从另一个方向揭示了帝国政治走向革命立宪的独特的中国道路。

文/本报记者曾鸣

皇帝的独裁路径

在美国梦之前,大抵无数人有过“中国梦”。中国美梦,就是做皇帝。“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在这个国家,皇帝最大,乃至大过一切梦想,可以制约一切梦想。

这就是我们常说的中国传统政治,皇帝独裁。不过,如果你想做一个独裁者的美梦,我建议你把梦境放在明清两朝;在汉、唐、宋诸代,你并不是那么为所欲为的,那时还有一个宰相,相权与皇权,是制衡政治的二元。

你说宰相不过就是你的小弟?不不不。就拿唐代来说,宰相可能是你的“一群”小弟——唐代的相权,分赋于中书、门下、尚书三省,三省合体,才相当一个宰相。宰相不是一个人,这叫委员制。在汉代,宰相是领袖制,那时候,相权才由一个人掌握。

如果你在唐代当皇帝,你的命令,并不就是国家的命令。唐代政府的最高命令叫“敕”,但这个命令不是由你下的,而是由中书省发令,就是所谓“定旨出命”。那你有什么权力呢?中书省的命令送到你那儿,你画一个“敕”字,表示同意。就是说你有同意权。

但最终拿主意的并不是你。你画完“敕”,命令还要送去门下省,门下省如果有意见,就大过你的意见,原诏书就要在被批注后送到中书省重写,这个叫“涂 归”。而你画的“敕”就等于白画了。

最后还有一个尚书省,等到门下通过了敕诏,就送到他那里去执行,它下面有吏户礼兵刑工六个部门,专门执行各种命令。这就叫三省六部制。但如前面所说,这个命令,并不就是你的命令。因为你画的“敕”字之下,得加盖一个“中书门下之印”,要是没有,就说明是你直接发的命令,这在当时是认为违法的,不被下面各级机关承认。

如果你横一点,一定要自己下命令,那又怎么呢?武则天干过这事,结果遭到一个臣下耻笑说,“不经凤阁鸾台,何为敕”。当时武则天把中书省改称凤阁, 门下省则改称鸾台。这个意思就是,不经过中书门下,怎么好意思叫“敕”呢?

后来的唐中宗,也自顾自地下敕封官,但他到底不好意思,于是装“敕”的封袋,就不敢用平常的,改为斜封;写的那个“敕”字,也不敢用朱笔,改用墨笔。表示这是皇帝的命令,没经过中书门下,下级机关请打个马虎眼通融一下。通融是通融了,那个被封的官,从此被人看不起,得到一个“斜封官”的外号。而皇帝干的这个稀奇事,可称为“斜封墨敕门”。

到了宋朝,宰相的地位就差一点了,最明显的是,他见你的时候得站着。在这以前,群臣朝见,宰相是有座位的,还有茶喝。这个叫“三公坐而论道”。到了宋代,宰相上朝,就站着不坐了。

宋朝还有一个变化就是,门下和尚书办公地点搬到皇宫外边去了,中书省单独成为宰相。

同时,宰相的权力也小了,军事、财政、用人三种权力都被别的部门分割拿去。他主要剩下的事情就是给你写命令,但跟唐朝不一样,他写的只算草案,决定权和同意权都在你。不过,你的命令最终还是要中书省点头同意。话说南宋宁宗那时,国家快要完蛋了,一个命令转几次手才能被同意,就显得缓不济急。于是皇帝就写小纸条,当时叫御札,觉得效率高一点,结果朝臣愤慨,说事不出中书,是为乱政……

举这几个例子,你就知道,中国的传统政治,并不全由皇帝一个人说了算,它有它的制度和法律。只不过,唐代以后,相权与君权此消彼长,皇帝的专制,慢慢形成了。而到了明代,由于宰相胡惟庸谋反,朱元璋就撤掉了宰相的职位,并且交代以后的皇帝们也不准再设。到这会,事情都由皇帝拿主意,他差不多可称独裁了。

“部族政治”——清朝统治的基础

1903年,《国民日日报》有一篇文章,称“故至秦而民权尽亡,及宋而臣权尽亡,至明末而汉人之权尽亡。凌夷至今,遂成一君权专制达于完全极点之时代。”这个意思是,在秦代,民权完蛋了;在宋代,相权完蛋了;在明代,人权完蛋;到了清代;一切权利都完蛋了,无论什么都是皇帝说了算,专制到极点。

为什么一切权利都会完蛋呢?清代一个大背景是:统治者是少数民族,连百万都不到,他却要统治几亿的汉人,怎么办?这就产生了“满-汉”二元体制,字面上,是满族与汉族共同管理;但背后,就是钱穆说的“部族政治”——“政权之后面,有蒙古满洲全体部族在拥护此政权……他们想拿一个部族来控制政府,掌握政权。”

牌面上看,清朝沿袭明制,中央设六部,依官阶大小分别是吏户礼兵刑工,每部门有两个尚书和四个侍郎;六部上面三世内阁,由四名大学士和两名协办大学士组成;地方上,有18个行省,总督和巡抚是最高长官,下面分别是布政使和按察使、道、府、县(州)。

这种制度的有趣在哪里呢?首先,不管是内阁还是后来的军机处,都没有给地方上下命令的权力,所有的命令,都由皇帝来下。其次,六部里头的尚书侍郎虽然是名义上的上下级,但他们要是意见不合,却都有向皇帝上奏的权力,这么一来六部虽然是中央机构,可它非但指挥不了下级,连自身都指挥不了,谁来指挥?皇帝。地方上也一样,总督比巡抚高半级,但都能给皇帝打报告,所以俩人掐起架来也只能请皇帝来做裁判,如此这般,皇帝就真正成了全国的独裁者了。

而清代君主独裁的最大看点,还要数军机处和密折制度。

军机处产生自1729年,顾名思义,它本来是雍正皇帝就秘密军务成立的一个小班子,后来因为效率高,就沿用下来。然后,起草谕旨、敕令和诏书这些本来属于内阁的活,就转移到了军机处。军机大臣作为皇帝的亲信幕僚,每天至少与皇帝见面一次,就军务、边防、度支、税收和外交等各个方面提建议。

“密折制度”,即“寄信上谕”。清代政府的最高命令称上谕,又分明发上谕和寄信上谕两种,其中明发上谕由内阁拟好,皇帝看过,再由内阁转交六部,但这都是些不要紧的事情;要紧的事情,由皇帝从军机处直接寄给受命令的人,其他人谁也不知。

钱穆认为,从汉到明,中国是一种士人政权,政府掌握在读书人手里,而读书人既不是皇帝的私人势力,也不是一个固定集团,因此这个政权是公开、开放的。而到了清代,作为皇帝私人秘书的军机处加上密折,就构成了一种秘密政治。这种权力集中,也就成为了满族作为“少数人”却可以统治“大多数”的制度基础。

从官员人数上看,除了道、府、县这些地方长官都由汉人担任、理藩院只有满人和蒙古人担任以外,其他所有官职,看上去是满汉平分的,“满-汉”二元达到了公平。实际上,权力的分配与军机大臣和皇帝的亲疏成正比,而皇帝一般都信任满人胜过汉人,于是大量特殊和机密的使命都委派给满族军机大臣。

事实上,在太平天国以前,清代的军政要职都由满人担任,汉人在清朝头两百年带满洲兵做大将军的,只有一个岳钟麒。而25岁的和珅却能在两年之内从御前侍卫升上军机大臣,如果他不是满人,这是不可想象的,怪不得清末革命者邹容说,“汉人必由翰林出身,始堪一拜,而满人则无论出身如何,均能资兼文武,位裁将相,其中盖有深意存焉”。

及至最后时刻被迫立宪政改时,清朝还曾于1911年演出过一台“皇族内阁”的临终丑戏,彻底暴露了其死也不想开放政权、视国家.权力为一姓私产的反动面目:13名内阁成员中,满洲贵族9人,汉族官僚4人,而满洲贵族中皇族又占7人! 著名学者王亚南就此曾写到:“假使当时中国的统.治者不是异族的爱新觉罗王朝,而是同族的什么王朝,那么,在社会转型当中就少了一项种族间的猜忌与倾轧,也许比较容易实施像日本那样的立宪步骤”。

中华帝国是一艘陈旧而又古怪的一流战舰,在过去的一百五十年中,代代相继的能干而警觉的官员设法使它漂浮着,并凭借其庞大与外观而使四邻畏惧,但当一位才不敷用的人掌舵领航时,它便失去了纪律与安全。它可能不会立即沉没,它可能会像残舸一样漂流旬日,然后在海岸上粉身碎骨,但却无法在其破旧的基础上重建起来。——马戛尔尼,1794

“部族政治”对清王朝的自我杀伤

所以,如果你梦想做清代的皇帝,你得先掂量掂量自己的精力。“朕即国家”的另一面是,万事都由你做主,你得多忙呀。光奏折,每天你得批百来份;然后你还是最高法庭,案子你都得过一下;你还是宗教首脑,你要祭拜天地孔圣人封达赖喇嘛;你还要做学术工作,四库全书编完了都得送你给看一下,殿试由 你主持,有时你还要去国子监讲课……

所以,在清代,皇帝能不能干,就决定国运昌不昌盛。康熙、雍正、乾隆能干,就是康乾盛世;嘉庆、道光算是才智平庸;咸丰也一般,国家这时开始蒙耻;同治、光绪都是小孩,权柄由慈禧掌握,历时近半个世纪。慈禧不是庸人,堪称多谋善断,但她不得不受制于时代与个人见识,等到慈禧完蛋,大清的阳寿也就被折腾 得没剩下几天了。

而整个清代王朝的衰竭,也许就是从乾隆65岁那年遇人不淑开始的。

话说1775那年,65岁的乾隆遇见了25岁的和珅。当时和珅只是一个御前侍卫,应役在大内抬轿。一次乾隆出行,走到一半发现少了仪仗,大怒,左右皆震慑,和珅却应答如流,令乾隆异之。

和珅就此交上好运,之后一年,这个年轻人到了户部侍郎,再过两个月后升任军.机大臣,接着一个月后荣升内务府大臣。到27岁时,和珅就有了在紫禁城里骑马的特权了,这种殊荣一般是给那些年迈走不动路的极品勋臣的。后来,和珅又执掌户部和工部,40岁时迎娶乾隆最小的女儿。

随着和珅扶摇直上的,是清代吏治的败坏,他建立的庇护制网络,渗透到各省官僚特别是军事部门之中。而围绕和珅的庇护网络,亲属关系、同乡关系,到师生关系、上下级官员关系等私人关系渗透进非私人的政治制度中,不仅破坏行政效率,也成为腐化的根源,这与和珅的贪腐,又互为表里。

和珅的好运一直交到1799年乾隆驾崩为止,他的倒台见证着乾隆朝最后年月的体面丧尽。嘉庆抄查其家产,总值达8亿两。清代国库在1777年达到鼎盛 时,年终结余亦不过8182万两。

乾隆末年,循吏、清官几已灭迹,贪墨之徒充塞中外。当平庸成为主基调时,也就是官场上下利用权力埋头捞钱的时候了。及至道光时期,鸦片走私以新的时代形式,再次极大地败坏了晚清官僚政治。

其实,和珅式的“权力决定财富”方式,不过是“部族政治”在经济上的表述。皇帝以“天下公主”的名义集中一切资源(土地、财富、知识、权威等等) 时,这些资源就都被“权力化”了,而这种“权力资源”的“代理人”,就理所当然是和珅这些“部族政治”的得益者咯。

如学者王亚南所言,真正使晚清官僚政治“把一切弱点暴露尽了,一切丑丢尽了”,以至于成为“中国官僚政治史上结局最悲惨”的,还是清代官僚政治的另一层结构——满-汉二元体制。

“满-汉”“中央-地方”两个体系的破裂

“部族政治”的一个命门在于,由于满人的任命不能进入道、府、县等地方上的基础政治,这就要求地方不能够拥有力量,否则满人王朝可能会遭到覆灭。而太平天国这场叛乱,恰好调整了“满-汉”二元结构的力量对比。从此,汉人在官僚行政中得势,亦令中央与地方的关系焕然一新。

曾国藩正是这种风云际会的集中见证者。1852年,太平军叛.乱初起时,他还只是吏部侍郎,正在湖南老家为母亲守孝。由于太平军席卷湖南,于是朝廷任命其为“团练大臣”,要求他在湖南组建一支团练。团练是八旗兵和绿营兵这两种中央武装以外的地方自卫体系。当时,抵抗太平军的主力,仍是南京东郊的江南大营,和扬州城外的江北大营,团练充其量不过是辅助力量。

但曾国藩很清楚,绿营和团练,都不是太平军的对手,如要有所建树,必须超越皇帝的命令组建一支新军。于是一支湘军,便以类似“戚家军”的军制、以共同地方背景的基础、灌输以“维持名教”的使命感,建立起来。

事实上,湘军的本身,就隐含着对清帝国.权.力的高度颠覆性。清代的军队,如旗兵和绿营,从来都直属中央政府,曾国藩的湘军,却因为士兵都由将佐招募,也只对官佐效忠,而不知有中央。这实际上是成了地方上的一支“私家军队”。

湘军的军饷用度影响了清制。湘军薪饷很高,普通兵士每月饷银达4两半银,是一般家奴的十倍。面对这笔巨额军饷,地方上就要有固定的财政支持,首先是卖 官鬻爵的收入,不久就有更大的来源——厘金。厘金1853年开征,是对存货、运输途中货物或茶叶等产品按价征取的商业税,金额稳定,数目很大。曾国藩的湘 军先后征取过湖南、江西、湖北诸省的厘金。这么一来,地方就慢慢拥有财政权。

1860年5月,江南大营的再次瓦解,成为清代历史的拐点。这意味着南京以东的清朝正规军被全灭,曾国藩和他13万湘军成为朝廷唯一的依赖。6月8日,曾被任命为代理两江总督和钦差大臣,拥有指挥长江下游地区军事的最高权限。

在形势所迫下,“部族政权”终于网开一面,让一个汉人集军政大权于一身。这是清代历史上开天辟地的事情。

这种“网开一面”,因为曾国藩的用人而继续扩大。1861年,曾国藩举荐李鸿章为江苏巡抚,1862年,左宗棠被任命为浙江巡抚。这些都是汉人。事实 上,曾国藩的私人幕僚和将官班底成了输送行政才干的温床、管道,其中涌现出许多一流地方官员,他们在19世纪后来的年代控制中国的军政大权。

1864年7月19日,南京陷,17日后湘军解散。但在此前,曾国藩已按湘军形式创建了淮军,淮军的继续存在,使得曾国藩的权力传递给另一个汉人—— 李鸿章。日后,李鸿章身为直隶总督和北洋大臣,在1870-1895年间乃是中国实际上的“首相”。

曾左胡李等汉族名臣,终于守得清代中兴。但如乾隆末期的极盛隐藏衰败的因素一样,中兴也埋伏着终亡的阴影。满族君主政体与汉族上层分子中的领袖 人物融为一体的这个保守联盟,本身就是对“部族政治”的颠覆;王朝在苟延的同时,政治的权力也从满人慢慢转到汉人手上。

太平军叛乱平定以后,中兴名臣尽成封疆大吏,后来,淮军渐变为练军,练军中著名的还有袁世凯的新建陆军和张之洞的自强军。地方上从财政到用人再到军 队,都有了自己的权力,以省为单位新体制框架慢慢形成了。而“私家军队”这种军阀特征,尤其成为了“部族政治”的挑战因素。

既然满不驭汉,中央不驭地方,“部族政权”的戏,就渐渐有心无力。待到1911年武昌新军擦枪走火,各省相继宣布独立,而袁世凯又不能完全受中央节制的时候,大清皇朝终于就垮了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