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六年我刚满十一岁，在村里小学上五年级。农历二月初二，六十三岁老父亲被公社开会批斗，重新戴上富农分子的帽子，再次成为“四类分子”。那天的社员大会像是昨天开过的，历历在目。安各庄中学操场上，会场简陋但红旗招展气势逼人，总共一万多人参加，民兵把机枪扛了去，各村师生列队参加。领导讲话高屋建瓴，揭发者声泪俱下，指着鼻子怒斥老头子。每到抑扬顿挫处，台上猫着腰撅屁股的父亲，都要被民兵揪直了面对着看客，接着是有人振臂呼口号，上万只丛林般的手，随声附和七上八下。当时，我就在台下人丛中，在同学伙伴包围中。会后，老爷子到十里开外的三山院大队参加劳动——建公社的养猪场，他要像小伙子那样干重体力活，收工了也不能回家，而是睡在未“投产”的猪圈里。那时候每个周末，我都走路送去吃的，再取回换洗衣服。

    这年七月，唐山发生了大地震，村庄夷为平地。但距离震中五十公里，房倒屋塌在傍晚，是以人员伤亡不大。秋后，母亲在生产队出工干活，收工时捡回不到两斤花生——贫下中农们捡的更多，进村路上“护秋”的把她逮着，公社决定要她在十五个大队游街示众。可怜的老太太，颠着解放脚走乡串户，拎小口袋“罪证”让民兵扛枪押着，走了整整一天。每进一个村子，她都得把锣敲响，好引来大人小孩儿围观，她还要讲清自己破坏农业生产、破坏农业学大寨的滔天“罪行”。游街的最后一站是我们村，早上出门儿傍晚才进村，我也过去看了。记得当天中午我的饭，是住本村东头儿的四姑打发小表弟悄悄送的。家里没有别人，本家没人理我。

    此刻，我身在西安，正准备明天的开庭，这里距渭南咫尺之遥。但心思乱了，富平风乍起，吹皱了我这池春水。渭南是个好地方，可惜关中平原的富庶，早就不在了。渭南盛产丑闻，2003年渭河决堤，市委书记没顾上指挥，遂强令堤上官兵苦等十几个小时，就为他能在镁光灯下亲临现场，好让其指挥“合龙”的倩影永恒。前不久，渭南刚对谢朝平取保候审。对《新京报》富平的这则“游街”新闻，我似曾相识，泪水在眼眶里打转，情绪难以自持。去年八月，张保证来京讲述赵满仓张中芳沁阳的游街遭遇，我跟今天就一个德行。

    四十年过去了，朝廷换好几轮，臣子更是全都换了，没变的只有农民，啥时候都是农民倒霉。两位底层女子，跟我几乎同龄也曾长在红旗下，但依然在走我那八十六岁老母“游街”的路，正在把同样的屈辱留给儿女。莫非她们只能在屈辱中老去，就永远蝼蚁不如活该被践踏被侮辱吗？她们的女儿，命运会比她们，会比我的母亲好吗？有一点我知道，女人被游街她们知道屈辱，但欺负了她们的青天老爷，是不会知道羞耻的。

    我愿意伙同周泽或郭建梅，帮帮这两位女人，想帮自己的母亲做点什么，就为别让我们的子女承受同样的屈辱。还要问问富平这帮无耻官僚，你们这帮是人不是东西的混账东西，真的是你娘养出来的吗？

    浦志强
2010年11月8日 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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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名陕西渭南市富平县农民进京上访后，被县政府组织安排了一次公开处理大会，法院院长主持，由警察押着胳膊，在广场上接受“公开处理”。有近万人参观两名农民“被处理”。她们的生活从此被改变，变得自闭、自卑，唯一希望的事是“恢复名誉”。 

    
富平县万人大会处理两上访女子，大会由县政府决定，法院院长主持；两女子此后陷自卑生活

　　■ 核心提示

　　两名陕西渭南市富平县农民进京上访后，被县政府组织安排了一次公开处理大会，由警察押着胳膊，在广场上接受“公开处理”。

　　对于当时有多少人在广场参观两名农民“被处理”，记者没有查到统计数据，有现场目击者认为有近万人。

　　两名农民的生活从此被改变。她们变得自闭、自卑，唯一希望的事是“恢复名誉”。被影响的，还有他们的家人。

　　富平县官方称，这样的处理方式是县里“集体研究的结果”。

　　□本报记者 吴伟 陕西报道

　　11月7日，陕西富平县农民段定梅、乔转丽还在商量着，怎么“讨还公道”。段定梅说，尽管事情已过半年多，但她们还是无法“从噩梦中走出”。

　　事情发生在2010年3月5日。那天早晨，段定梅、乔转丽都被“接访车”带到了富平县公安局治安大队。

　　42岁的段定梅，高中文化程度，因征地补偿纠纷，曾将村组起诉至法院。她认为官司过程有问题，于是自己写材料，2010年2月18日到北京上访。

　　47岁的乔转丽，则是与富平县法院存在建筑采光权等纠纷，2008年时两次到北京上访。今年2月，是她第三次赴京。

　　在北京递交了上访材料后，两人于3月4日被北京警方移交渭南警方。4名工作人员连夜将她们用专车遣返回乡。

　　3月5日上午，在富平县公安局做完询问笔录，段定梅被“警告”，乔转丽则因重访被处行政拘留十日。

　　随后，她们被告知暂时不能回家，先在办公室等着。

　　近12时，警方通知，下午要开一个会，要求段定梅、乔转丽也要参加。“我以为是围在一起的学习班，领导批评教育一下我们，就让回家。”段定梅说。

　　而此刻，在县政府广场，已有一两百人等着看这个会。段定梅的丈夫李志民也站在其中。 

    【意外】 

　　“不得申辩不许说话”

　　3月5日下午约1点，县政府广场开始布置会场，设了“主席台”，扯起了横幅：“富平县涉访违法行为公开处理大会”。

　　李志民碰到了两名村组干部，他问能否设法阻止大会，得到的回答是，这是县领导安排的。

　　据李志民讲，他在清早听公安局的朋友说，有两个上访女子被带回县里，他心头“咯噔”一下。赶到县治安大队，他确定有段定梅，但被告知下午在广场上要开个会。

　　近下午2时，段定梅、乔转丽被带上警车。民警提醒她俩“不得申辩、不准说话，否则会很难堪”。

　　乔转丽回忆，民警说下车会押着她们的胳膊，“他们说，县领导安排的，他们也没办法”。

　　车行至县政府广场，透过车窗，段定梅、乔转丽看到了黑压压的人群。

　　段定梅说，自己当时特别想跑，或“找个地洞钻进去”。

　　广场对面的小吃店老板回忆，当时警车从人群中穿过，开进会场。有许多人涌向车前，向车里张望。一名民警拉上了帘子。

　　段定梅觉得“那几分钟像过了一年，脑子一片空白。”

　　李志民透过车窗看到了妻子，他说自己甚至一瞬间有了“劫车”的念头。

　　车门打开，离主席台约100米，段、乔二人被押着走过这段路。

　　段定梅觉得当时“万箭穿心”，“眼前都是黑的”。

　　这时候，广场上聚满了人。广场附近理发店老板估计，当时围观者有近万人，多是路人。李志民则估计有1万四千人。

　　8月7日，一名富平县的村干部透露，3月5日当天县里通知了各乡镇、各村组的干部去开会。他说“明知县政府在瞎搞，但我们不敢说”。

　　8月7日，段定梅所在的东上官乡牛蹄新组，另一名上访者李长茂称，开会前一周，“段定梅回来要被拘留劳教的传闻，已经传遍了”。 

　【处理】 

　　万人大会“被露脸”

　　3月5日下午2时，公开处理大会开始。

　　主席台上坐了副县长以及县政法委、县法院领导。台下是富平各单位、乡镇村组的干部们，外圈则都是围观群众。

　　段定梅、乔转丽被警察押着胳臂，站在主席台前，面向群众。

　　据李志民回忆，当天的大会，由县法院院长宣布开始，由政法委书记宣读两人“违法上访的案情”，公安局副局长宣读行政警告决定。

　　李志民说，大会持续了近40分钟。他没有心思听那些人读什么，而是扯着脖子在会场里数熟人，“天天见的就有30多个，人丢大了。”

　　官员们宣读完各种材料后，摄像机、照相机围住段定梅、乔转丽一顿猛拍。

　　“我脑袋昂得高高的，不过内心还是羞愧难当。当时我感觉我成了个罪犯。”段定梅说。

　　乔转丽回忆，她当时心里一直念叨：“这以后可咋活啊？”

　　公开处理大会结束，民警将二人押上车，到看守所门口，放了段定梅。乔转丽则被执行拘留。

　　李志民骑电动车到段定梅跟前，说了俩字：“走！回！”段定梅贴着丈夫的背，路上两人没说话。

　　从3月5日起，富平县电视台滚动播出处理大会的新闻。3月8日，段定梅在朋友提醒下看了电视，次日，她立即去了省信访办，要求停播。

　　看她哭个不停，接待人员打了电话，后来“新闻”停播。

　　8月4日，牛蹄新组两名村民说，他们是看电视后，“才知道段定梅受了这么大委屈”。 

【官方】 

　　大会乃“集体”决定

　　在富平法院网上，关于“涉访违法行为公开处理大会”目前仍有文章保存。

　　在一篇名为《富平县法院化解涉法涉诉信访案件的具体做法》的文章中，有如下段落：“针对个别上访户的违法上访和无理缠访，县法院及时向县委、人大、政府汇报，取得了党委、政府的大力支持，适时召开涉访违法行为处理大会……”

　　8月5日下午，富平县政法委副书记任继文说，“公开处理大会”以前没开过，3月开过那一次后也没再开过。

　　任继文称，公开处理大会是由富平县“社会突出问题联席会议办公室”集体研究后给出的处理方案。

　　他介绍，“联席会议办公室”由一名常务副县长挂帅，政法委书记任常务副组长，办公室设在县政法委。“这个公开处理大会还是由县政府决定的，政法委在其中担任组织协调的功能。”

　　在解释为何使用“公开处理”方式时，任继文称，中央政法委2009年曾发文要求对重大、恶劣违法上访事件进行处理，“但原文很笼统，没有给出具体处理办法”。

　　据段定梅、乔转丽两人讲，她们是逐级上访，也无扰乱社会秩序行为，

　　富平县法院信访办主任刘银学、纪检组组长高建峰称，富平是“上访重灾区”。在基层信访工作中，最困难的部分就是对上访行为进行法律界定，所以难免会使用一些“有中国特色的解决方案”。

　　高建峰说：“本来还想劳教她们呢。” 

【改变】 

　　带着“自卑”的生活

　　当地一名村组长认为，公开处理大会“把小事搞成了大事”。

　　目击大会的理发店老板评价：“现在又不是‘文革’，哪怕上访户违法了，这也严重侵害了人家名誉。”

　　据李志民介绍，公开处理大会改变了他们一家的生活。他说，开完大会那几天，段定梅夜里无法入睡，躺着时会突然浑身哆嗦。

　　三天三夜，段定梅除了发呆就是写材料。

　　3月9日，因为电视台的事，段定梅清晨6点多就出发去西安。“那时间人少，我选了条人少的路。”

　　段定梅、乔转丽都说，现在最不想见的是亲人，一看见，眼泪就在眼里打转。

　　段定梅称，至今她没主动到任何一个亲戚家、同学家、熟人家串门，“我感到自卑”。

　　村民李长茂说，没出事前，段定梅常去村口打麻将，但出事后，他只在村里见到段定梅一两次。

　　段定梅说，那件事后自己能不出门就不出门，必须出门则希望遇到越少的人越好。有次她听见两个女人嘀咕，“好像是给这个女的开的会”，眼泪一下就涌出。

　　“我根本无法面对孩子。”段定梅被公开处理后，15岁的儿子辍学。李志民要在县里帮他找个工作，他不答应，宁可天天奔波去渭南打工。

　　事过几个月后，8月初，段定梅跟儿子进行了一番长谈。儿子说，妈妈“上大会”是他辍学的直接理由，不过更早的时候，2008年底，段定梅在街上贩水果被城管逮住把水果踩得稀烂，他当时就想不上学去打工，“就不会让妈妈这么难过了”。

　　47岁的乔转丽称，自己“上大会”后，一家人整天唉声叹气，不大说话。她说，曾经陆续有人给大儿子介绍对象，大会后再没人上门了。在西安上学的小儿子劝她别再上访，说同学们听说处理大会的事后，都在问他，“你妈妈做了什么事情啊？” 

　【期待】 

　　会否有“公开道歉会”？

　　段定梅和乔转丽一直希望能“恢复名誉”。

　　4月，她俩分别向富平县公安局提出了行政复议申请，希望撤销3月4日下达的行政处罚决定。5月底6月初，乔转丽、段定梅分别收到决定书，申请被驳回。

　　段定梅开始时不想打官司。5月20日，她曾赴京，咨询全国妇联法律帮助中心和中国政法大学，两家单位均回复，富平县这一处理方式涉嫌严重侵犯公民名誉权。

　　段定梅也曾在指定接访日找县委书记，但她没见到，“书记对面办公室的女职员对我说，开‘批斗会’是‘教育你们’。”

　　北京律师周泽听了段定梅、乔转丽的经历后提出，无论她们是否违法上访，富平县“公开处理大会”都已涉嫌损害公民人格尊严，当事人可起诉县政府侵犯名誉权。

　　9月14日，段定梅和乔转丽向渭南市公安局再次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至今无结果。“没有一个人向我们解释。”，段定梅说，“他们一点悔意都没有。”

　　11月7日，段定梅、乔转丽她们还在商量着怎么讨个说法。

　　乔转丽盼着，有一天，县里会给她俩专门开一个公开道歉会，也要有上万人参加，得在电视台连着播，“起码得10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