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五月的第一个星期，捷克和斯洛伐克的民权保卫者企图向布拉格政府递交一份请愿书，要求尊重捷克宪法所保障的民主权利。据报，请愿集团遭警察驱逐，它的成员遭受恐吓。不过，这份请愿书——称为《七七宪章》——的三份副本，终于落到西方记者手中。下面就是这个请愿书的全文，由纽约出版的《新领袖》杂志译成英文，载于该刊一月三十日一期内。——译者）
一九七六年十月十三日出版的捷克第一百二十号法例，载有关于民权和政治权利的国际协定，以及关于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的国际协定；这两个协定，我们的共和国会于一九六八年参加签署，又获一九七五年的赫尔辛基会议批准，并从一九七六年三月二十三日开始，在我国实施；从那时起，我们的人民应享受这些权利，而政府也有义务遵守这些协定。
这两份协定对个人所保障的自由，乃是文明的一项重要财产。它们曾是过去很多进步人士所发动的运动的目标；而它们的实施，必能对我们社会的人道的发展作出重大的贡献。我们欢迎捷克社会主义共和国同意参加这些协定。
但是，不幸地，它们的颁布却立即提醒我们，很多基本的人权，在我国只存在于纸面上。例如，第一个协定第十九条所保证的言论自由的权利，是颇为渺茫的。数以万计的公民，仅因他们的看法与官方不同，就被禁止从事自己的行业。他们经常遭受形形色色歧视并受政府或社团的排斥；他们被剥夺了任何自辩的机会，并且是实际上隔离与歧视制度的受害者。数以万计的其他的公民，则被剥夺了第一个协定序言中所述的“免于恐惧的自由”；他们生活在一旦发表意见，就会有失去职业或其它福利的恒常恐惧。
与第二个协定第十三章——保障教育的权利——相反，很多青年人，由于他们的观点，甚至是由于他们父母的观点，而被阻止接受较高教育。无数的公民害怕一旦说出真心话，就会使自己或子女失去教育的权利。
一运用“不受国界限制、不论口头、书写或印发”、“或出诸艺术形式”去“表达、接受和传播意见”的权利——第一个协定第十三章第二节——人民就会不单在法庭外被禁止，还会在法庭内遭刑罚。这通常是刑事处分（除了其它例子外，最近一批青年音乐家的审讯案可以证明这一点了。）
政府控制所有公众传播媒介——包括出版和文化机构——压制了言论的自由。任何稍稍不符合官方观点的偏狭框框，不论是政治、哲学、科学或艺术的工作，就被禁止产生。对社会现状的公开批评被禁止；虽然，对个人名誉受到攻击第一个协定是第十七条毫不含糊地规定有合法申辩的权利。针对官方宣传机器所作的虚假宣传和造谣诬蔑也无法公开反驳。当局的虚假的指控不容反驳，想在法律上纠正和寻求援手是徒劳无功的。对知识和文化问题的公开讨论绝对不允许。很多科学和文化工作者及其他公民，只不过因过去他们曾合法地出版或公开地提出一些被当前政权所谴责的看法，而受到歧视迫害。
第一个协定第十八章所强调保证的宗教自由，正被一种独裁的强横加以有系统的摧残。传教士的活动受到种种限制，经常受到政府会撤消他们活动的批准之威胁，在行动上或言论中发表对其宗教信仰的人，会失去职业，或受到其它的压迫；学校的宗教课程被压制等等。
国家机构和组织屈从于统治党的政治指示及少数权势极大的个人的意愿，使到全部民权遭受严厉或完全被取消。不论捷克宪法或其它法律都无法约束这类党指示的内容、形式或执行；这类指示经常用口头发出，普通老百姓无法知晓，无法控制。虽然这类指示对立法、行政、法庭、工会、社会组织、其他政党、商业、工厂学校和类似机构都具有决定性作用，但发表这些指示的人只需向自己或其所属的上层负责，而他们的指示却高于法律。
任何社团或公民对他们的权利和义务的理解与这些指示冲突时，他们却不能求助于一个中立的机构，因为根本没有这种机构存在。从而，由第一个协定第二十一章和二十二章引伸出来的集会自由和防止对集会自由权利的限制、由第二十五章引伸出来的参与公共事务的权利——所有这些权利都被严厉地剥夺了。这种状况，阻止了劳动人民自由地建立工会或其它的组织，来保卫自己的经济和社会利益；也阻止了他们自由地运用第二个协定第八章第一节所提供的罢工权利。
其他的民权，包括在第一个协定第十七章中实际禁止“对私人生活、家庭、住宅和通讯之故意干扰”，都在事实上被严重地限制了——内政部用各种方法控制公民的日常生活，例如偷听电话、监视私人住宅、检查信件、人身恐吓、搜查住房、在各阶层公民中布置情报网（通常用非法恐吓，有时用利诱公民互相检举告密等等。内政部还常常干涉雇主的决定、鼓励各级机关和组织用歧见去排斥他人、影响司法机关、甚至指挥公共媒介的宣传运动。内政部这些活动并不受法律约束，是秘密进行的，因此公民无法保卫自己去反对他们。
在带有政治动机的司法制裁中，调查机关和司法机关侵犯了被告及其辩护律师的权利，违反第一个协定第十四章以及捷克本身的法律。人民因政治原因而被判入狱的会失去人类对尊严、损害他们的肉体健康并企图在精神上摧毁他们。
第一个协定第十二章第二节保证自由出入国境的权利，被普遍违反了。在第三节内所提及的“保卫国家安全”的藉口下，自由离开国境的自由被各种非法的条件所限制。外国人入境签证同样遭受专横对待，很多人由于与我们国家内受歧视的人有职务上或社交接触，而被禁止在捷克旅行。
有些公民——私下地在他们工作场所，或通过国外的传播媒介（这是他们能找到的唯一公众讲坛）——曾呼吁注意这类对人权和民主自由的有系统侵犯，并曾要求对某些特殊情况作出补救。但他们的申诉毫无反应，甚至自己竟变成受调查的对象。
国家天然有责任保障民权。但并单只在它身上。每一公民对国内的一般状况都应负有一份责任，因此对已生效的协定也应负有责任；这些协定是既约束人民亦约束政府的。
由于这种共同的责任感，由于坚信公民应参与社会事务和准备投身参与，再加上急需一种新的更有效的表达方式，才促使我们提出七七宪章的想法，而我们现在公开宣布它的产生。
七七宪章是各种不同信念、宗教和职业的人士之自由而非正式及公开的组织，在捷克和全世界为尊重人权和民权而以个人或共同工作的愿望联结起来——这些权利在上述已生效的两个国际协定、在赫尔辛基会议的最后条约和在其它许多反战、反暴力，反社会和精神迫害的国际文件中都提出过。它代表了人权的一份总宣言。
七七宪章是以人们的团结和友谊为基础——他们对于自己生活和工作密切关联的理想的命运，分担了一项责任。
七七宪章并非一个有形的组织；它没有章程、没有常设的机关，也没有注册的会员。每一个同意它的理想、参与它的工作和支持它的人，都是七七宪章的会员。
七七宪章并不打算变成政治反对的基础。它的愿望是为人类共同的利益服务，正如东西方很多类似的民权组织一样，它并不打算提出它自己的政治或社会改良或社会变革的纲领，但它企图在活动范围内与政党和政府当局进行建设性的对话——特别是促请当局注意对某些显然违反民权和人权事件、准备用文字公布这些事件真相、提出解决方法、提出扩大这些权利及保障这些权利的更多的一般性建议、在可能犯错的冲突场合中担任调解人角色。
七七宪章这一名词标志着它是在被称为保卫政治犯人权年的一九七七年的前夕、是在审查赫尔辛基宣言执行实效的贝尔格来德会议的过程中成立起来的。
我们作为这份宣言的签名人，公推简•佩顿克博士（Dr.Jan Patocka）、哈夫尔博士(Dr.Vaclav Havel)和海耶克教授(Professor Jiri Hajek)作为七七宪章的发言人。我们授权上述发言人代表七七宪章向政府和其它组织，并向国内和全世界公众发言，他们可以代表我们签名，以证明文件的真确性。他们可在我们及日后参加七七宪章的签名者中挑选人员参加必要的交涉行动，以分担部分任务并承担全盘责任。
我们坚信，七七宪章将有助于使全体捷克公民作为自由人而生活和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