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支柱
“放开二胎”是错误的。“准生二胎”还是承认了政府把手伸进公民裤裆的权力。生过一个孩子的母亲被强制堕胎的痛苦，和生过两个孩子的母亲被强制堕胎的痛苦是一样的；生过两个孩子后被强制绝育的痛苦，和生过三个孩子后被强制绝育的痛苦也是一样的。此外，只要强制计划生育没有废除，庞大的计生组织这个寄生在中国人民身上的毒瘤就会继续存在。这不只是多养上百万官的问题——只要计生委这个机构存在，准生证、定期孕检、强制上环、“社会抚养费”、黑户等等这些严重侮辱中国妇女尊严、增加中国公民麻烦、扩大贫富差距（在国内“超生”挨罚的绝大多数是农民）、破坏社会和谐并且使中国人口数据失真的负面因素就继续存在。
社会需要多样性，有人不生，多数人生一两个或两三个，有人生更多，才是正常的社会。人才的多样性与家庭结构的多样性肯定有关联，只是这方面的研究还比较薄弱，都生两个的家庭结构同质化社会其实也是很可怕的。这里特别要提到的是第三胎，孩子的大多数时间是在家里度过的，只有生到第三胎他们才能在家里旁观同辈人之间的关系，丰富其情感生活。在力所能及的前提下适当多生，父母更富有养育经验，孩子也有更多模仿和交流对象，有利于提高人口质量。无论从事何种职业，生产的第一件产品和提供的第一次服务肯定相对质量是较差的。培养孩子显然也是越往后越有经验。由于孩子的培养是个长期的过程，父母养育老二、老三增长的经验又可反过来提高老大的家庭教养。弟弟妹妹的存在本身也会培养老大的责任感。至于玩具和衣服共享所节省私人费用和避免幼儿园、学校大量倒闭浪费公共财富，反倒是相对次要的。
在性别比失衡的背景下，一对夫妻平均生两个孩子都不足以维持社会可持续发展，遑论“准生二胎”，因为有高达至少20％的人生理上不育、不婚或婚前死亡。这方面易富贤先生已经有了很雄辩的论述，我就不重复了。
易富贤先生的研究还表明，中国人自古以来生育意愿就并不比西方人强，生育能力极限还不及西方人。东方人生育意愿和实际生育率随社会经济发展和社会保障建立而下降的速度反而比西方快，这有日本、韩国、台湾、香港、新加坡等许多国家和地区的客观数据可以证明，这些地方都没有实施过强制计划生育。其原因，既有后发国家避孕技术的成熟，也有宗教生育动力缺失和“唯物主义”思想的影响。从康乾盛世到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国人口由占全球人口的三分之一弱下降到五分之一弱。由于强制计划生育，中国现在每年出生的女孩约占全球的十分之一，只有印度的一半左右。女孩是未来的母亲，正是女孩的数量，而不是包括老头子、老太太和男人在内的总人口数量，决定着今后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的比例。这还是以相同的生育率为前提的，实际上印度的生育率也比中国高得多。中国人口低惯性增长已经近二十年，急剧下降已迫在眉睫。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老龄化严重、人口急剧下降的国家经济是繁荣的。
有人担心废除计划生育后过去受政策限制少生孩子的人会补生，会导致人口爆炸。确实，会有一定数量的补生，这正是缓解中国人口急剧老化所需要的。这些补生的孩子现在拉动内需缓解就业压力，二十年后当大量劳动力退休时则缓解劳动力缺口。补生孩子不可能造成人口爆炸，因为育龄妇女的人数已经比二十至三十年前少得多，其中还有大量的已经做了绝育手术。
特别需要提到的是，人的生育意愿和实际生育数量高低可能与他（她）自己的胎次有密切关系，独生子女父母更倾向于只生一个，排行第三或更靠后的父母更倾向于生三个孩子，这也许是因为人们潜意识里不愿意消灭自己。我姐姐（老大）一个孩子，我哥哥（老二）两个孩子；我希望有三个孩子，但因为结婚晚，目前还只有两个。人的生育意愿和实际生育数量随本人胎次而变化，这虽然还只是我个人的假设，但这个假设跟我在自己生活范围内所观察到的大部分家庭的情形是相符的，希望有社会学家能够通过调查统计证实或证伪这个假设。如果这一假设成立，那么短短的几年补生之后，中国人的生育意愿和实际生育率会比没有经过强制计划生育的国家和地区下降得更快，因为强制计划生育使得中国现在的育龄人口大部分在家里是独生子女或老大，少部分是老二，只有极少数排行第三、第四、第五。这也是生育意愿在世界各国一旦下降就很难提升的原因。从这个角度看，强制计划生育也是遗害万年的大蠢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