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饥荒”一词倾向于支持人们普遍持有的观点：人口的大规模死亡主要是考虑不周，管理不善的经济方案所导致的。但笔者翻阅的档案显示，强迫、恐怖和暴力亦是大跃进的基础。

作者：弗兰克·迪科特

香港——1958至1962年的“大饥荒”，不仅是中国历史上最严重的灾难，亦是世界史上最骇人的惨剧之一。直至今日，中国政府依然没有完全承认大饥荒是毛泽东于1958年发动的“大跃进”（大批农民被迫加入人民公社）的直接结果。

现如今，一些官员仍试图掩盖这场灾难，他们往往将之归咎于天气因素。然而，中央和地方的档案清楚地记录着这场惨剧的种种细节。

甚至在10年前，阅读这些档案也是难以想象的事情。但过去几年发生了一场静悄悄的革命——大批文件被逐渐解密。虽然研究人员依然无法触及最敏感的信息，但他们首次被允许翻阅毛时代最黑暗的篇章。

2005年至2009年，从位于亚热带的广东省到邻近内蒙古沙漠，气候干燥的甘肃省，我辗转中国各地，审阅了数百份档案。

这些资料通常安放在当地党委由士兵严密把守的驻地之中。馆内布满了洒落着灰尘，置于档案夹之中的泛黄纸张。从几十年前某位书记草草记下的纸片，到用打印机工整记录下来的领导层秘密会议摘要，这些文档中包含了大量珍贵的信息。

历史学家早已了解到，大跃进造成了世界史上最严重的饥荒之一。人口统计学家根据官方统计数据估计，大约有2千万到3千万人死于这场饥荒。

但档案中蕴含的丰富证据（其中包括紧急委员会的会议记录、秘密警察和公安的调查报告等等）显示，这些估计数字是远远不足的。

比如，1962年夏天，四川省公安局局长向当地领导人李井泉呈交了一份长长的手写死亡名单，告知他从1958年到1961年，四川省共有1,060万人死亡。在许多情况下，在饥荒爆发之后，地方党委随即对死亡人数展开调查，详细地计算出饥荒的规模。

总之，我研究的记录显示，大跃进至少导致4,500万人死亡。

其中，大约2到3百万名受害者仅仅因为一些极为琐细的过失而被折磨致死或草草处决。被控不努力劳动的人们被吊起来暴打；有时候，他们被绑起来扔进河里。针对非常微小过失的惩罚措施包括将犯错者打成残废，或迫使其吃屎。

一份传阅至最高领导层（很可能包括毛泽东本人），标注日期为1960年11月30日的报告显示，一位名为王自由（音译）的男子一支耳朵被割，双腿被铁丝绑缚，后背上压了块10公斤重的石头，接着被人用一个吱吱发热的工具在身上打上烙印。他的罪名是：挖了一个土豆。

在湖南省一个村庄，当一个男孩偷了一把粮食之后，当地领导人熊德昌（音译）强迫男孩的父亲将他的儿子当场活埋。省领导于1969年派出采访饥荒幸存者的调查组撰写的记录显示，这位父亲在3周后因悲伤过度而死。

让人挨饿，是首要的处罚手段。正如一份份报告所显示的，食物是根据一个人的功劳，按勺分配的，用这种方式迫使人们听话。四川省一位巡查员写道，“得病而无法劳动的公社社员被剥夺了食物，此举加快了他们的死亡。”

随着这场大灾难一步步深入，为了活命的人们被迫作出之前难以想象的举动。在整个社会的道德伦理逐步瓦解之际，人们开始相互虐待、偷盗，下毒，有时候甚至出现人吃人的惨剧。

一份标注日期为1960年2月25日的警方调查报告详细描述了发生于甘肃省姚何家村（音译）的50起案例：“罪犯姓名：杨忠升。受害人姓名：杨二水。与罪犯关系：弟弟。犯罪方式：谋杀，食人。犯罪动机：为了活命。”

“饥荒”一词倾向于支持人们普遍持有的观点：人口的大规模死亡主要是考虑不周，管理不善的经济方案所导致的。但笔者翻阅的档案显示，强迫、恐怖和暴力亦是大跃进的基础。

毛泽东收到了许多描述农村局势的报告，其中一些为手稿。他了解这场惨剧，但依然敦促进一步加大征收食物的力度。

在1958年3月25日于上海进行的一个秘密会议上，他命令政府部门将现有粮食的三分之一采购下来，这一比重远远超过之前任何时期的水平。从这些会议记录中，我们看到了一位对人民的死亡无动于衷的主席。“口粮不够的话，人们就会饿死，还不如让一半人死去，这样另一半人就能填饱肚子了。”

毛时代的“大饥荒”不仅仅是新中国发展史上的一个孤立事件，它还是一个转折点。毛泽东随后发动文化大革命，正是为了报复那些在大跃进期间敢出言顶撞他的革命战友。

直至今日，中国国内鲜有关于这段黑暗历史的公开信息。可以查阅档案资料的历史学家往往把他们的研究成果带到香港出版。

没有纪念馆、纪念碑、纪念日来纪念数千万遇难者。基本上居住于乡村的幸存者几乎没有诉说这段历史的机会，其悲惨的记忆往往随着他们的老去而随风消逝。

弗兰克·迪科特是伦敦大学教授，目前利用假期任教于香港大学。他的著作包括《毛时代的大饥荒》（Mao’s GreatFamin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