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关键的问题，在这种大政府、小社会的模式下，老百姓能获益多少呢？赵紫阳在回忆录中感概说，“西方国家年增长 2%、3%，就不得了了，而我们很容易就达到10%的增长率，但普通群众的生活水准，却提高不了多少“。今天的重庆模式是不是又走在了这样的一条路上呢？
作者：柏蔚林
最近“重庆模式”在左右各派话语的媒体激辩中越炒越火。上个月在上海有“重庆模式”高层研讨会，邀请各派人马出席，各抒己见，侃侃而谈。本月初又有著名左派阵地乌有之乡网站，召集一批知名社会人物，为重庆摇旗呐喊，擂鼓助威。前有著名媒体人胡舒立对重庆市长黄奇帆长达8小时的独家采访，后有多名党政高层领导先后在重庆考察调研，对大方向高调予以肯定。薄黄二人一路走来，风风雨雨，有毁有誉。
有人称赞说，重庆模式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体现，意义重大，甚至堪称是“新亚洲模式”。也有人担忧，重庆走地是文革还魂之路，极权人治，不可不防。对于有兴趣者，究竟谁是谁非，其实无须为太多的宏大叙事所困惑，好在现在是讯息来源全面解构的时代，抓住其政策实践的要点，虚实真伪不辩自明。
有一点无需争辩，重庆新政是在绝对强势政府的主导之下。对于政府在经济增长中所扮演的角色，尤其是在经济落后国家，英国学者罗伯特•韦德有一本名著，《管制市场：东亚工业化过程中的经济理论与政府角色》。在这本颇具影响的书中，韦德事实上提出了对古典经济理论的一个挑战，认为通过东亚的日本外加小龙小虎的经济奇迹，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政府在经济增长过程中，能够起到绝不逊于自由市场机制的推进作用。
进而他提出了一个称作“被管制的市场” 的概念，来解释先期的日本、以及后来的台湾、南韩，香港和新加坡的经济高速增长。如果不加以仔细的思考，韦德的这一理论，与中国国内的历史文化背景与官员的执政理念，简直就是一拍即合。于是常常在表面上，就被简单地解释为，非民选威权政府一样能做好经济，比如早期的南韩台湾云云。胡舒立在采访重庆市长黄奇帆时，曾经问“政府有无计划退出？”黄就反问道，“为什么要退？！”
然而事实上试图把中国与东亚的其他经济体，放在一个框架里比照，在方法上是问题重重的。因为这里存在着一个根本的体制基础上的区别。正如海外学者裴敏欣曾经说过，研究中国的经济政治现状不能只看今天，这里有一个路径依赖的问题，也就是说要回头看几十年。很多人赞扬中国经济改革走了一条渐进主义的路，而没有采取前苏联东欧所采取的休克疗法。但也有一些学者，如研究户籍制度的陈金永教授和特别关注民企的黄亚生教授，看到了为人所忽视但至关重要的一点，就是历史上不仅被落后国家，也曾被很多西方学者奉为解决资本主义危机济世良方的列宁斯大林主义发展理论，在当今中国的影响依据深远，而这是其他国家所没有经历过的。
在苏俄早期历史上，为了快速地实现国家的工业化，从列宁到斯大林采取了一条牺牲农业和农民的路线，来换取工业化必须的原始积累。当时布尔什维克党内的理论家就提出，既然已经无法通过外国殖民来取得必要的资源，强制的工业化不可避免，就只能以牺牲农民和农业来实现。然而历史事实证明，对这一套理论的实践，其实际效率是可疑的，而对于国家民族所造成的内伤，在整个苏联时期，都一直无法愈合，却是毫无疑问的。
苏联的这一套方法，在建国后就被完整地照搬了过来。50年代末期开始实施的户籍制度，与苏联的国内护照制度同出一辙。工农业之间的剪刀差，就是苏式以农补工的工业化理论的具体实践。一直到后来的 “人口红利”理论，其实就是压榨农民来补贴工业化思维方式的延续。直到今天，很多人反对开放户口的公开理由之一，就是如此农民一旦没有了身份的限制，将没有足够的廉价劳动力，来支持加工出口产业，那么这个国家最重要的出口产业将无以为继。
在重庆的这次土地换户籍改革的新政中，对“人口红利”的需求，就是最为重要的政策考量之一。换言之，这次号称全国最大胆的户籍改革的动机，并非完全像有些媒体所宣传的，单纯是为了解决二元社会的城乡民生不平等问题。有人可能会认为，既然当地农民（包括外来人口）可以取得城镇户口，贡献“人口红利”也不为过。但是如果全面综合的解读一下重庆的几项重点政策，就会明白，这只是其全面战略的一部分，交出了土地进城的农民的处境并没有得到实质上的改善。
贺雪峰教授曾经就重庆和山东的户籍改革讲过一段话，“村庄是农民生活于其中数百年的地方，不仅仅是农民住在其中，而且是农民社会关系、人情关系展开的地方，是农民意义世界展开的地方。就是说，村庄不仅是生产性的，而且是生活性的，是价值世界的，是宗教的，是农民祖祖辈辈而来、子子孙孙而去的空间。现在地方政府仅仅为了得到农民的宅基地以复垦换得城市建设用地的指标这点小事，而编出种种理由，破坏了农民基本的生产和生活条件。地方政府为了自己一个暂时的小利而破坏了所有农民的千年生活，这该是多么大的荒唐与罪恶！”温总在去年的经济危机时，也曾经对采访的外国记者说过，失业的农民工起码还可以回家种地。
归根结底一句话，农村社会对农民而言，现在仍然是一个必不可少的避风港，至少可以以低成本保障他们的就业、生活、和住房。但是数百万甚至上千万农民一旦被连根拔起，把土地、房屋都交给政府之后，如果宏观经济有个风吹草动，后果不可想象。重庆市长黄奇帆许诺说，会给进城的农民“五件衣服”：就业、社保、住房、教育、和医疗。其动机也许是良好的，值得赞赏，但问题是，这一政策在财力来源上所依托的，政府主导的产业大跃进的合理性与可行性，却是令人怀疑的。
迄今为止，重庆模式的轮廓已经基本清晰。政府以生产组织者的身份出现，提供充足的土地（这就是土地换户籍的一个原因）和充足的劳动力（进城的农民），邀请外来资本设厂开工。这样政府手里有大量土地储备（等同于不断增值的金库），可以解决基础设施和改善民生（如社保和公租房）；农民进城，起码在表面上可以缓解二元社会的不平等问题，解决剩余劳动力，并大大提高城市化程度；而加工贸易业者可以获得充足的廉价劳动力，获得市场竞争力。理想状态下，如此在政府的有形之手的大力推动下，地方经济将是进入一种良性的活跃状态。经济活动的三大要素，土地、劳动力，资本，应有尽有，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生产理论，增量价值将源源不断被生产出来。
然而正如有人所担忧的，这是一种高度主观从而可能导致风险度极高的产业跃进模式。无论是全民社保、公租房项目，还是户籍改革，要长期运作下去，均需要政府大笔的开支，而这基本上都要从土地批租和工商税收而来。。（从媒体报道看，重庆对于美国政府的大举债、大投入刺激经济方式很欣赏，在实践中也在试图走这条“大”路。）而一但国际经济格局发生波动，政府缺少了足够的收入来源，“筑巢引凤”的设想进展不顺，一个环节破裂，就很难想象这种成本高昂的模式将如何维系。历史上和当前福利国家的困境，都是由于收入政府减少，而福利开支呈刚性无法削减所造成的。要明白这一点，就不能仅仅从地方看世界，更要从世界看地方。
具体而言，现在很多官员都知道美国规划学者佛里德曼提出的“世界城市假说”，建设国际大都市的口号更是响彻云霄，重庆也正走在这条路上。但是佛里德曼理论的精髓，并没有被真正理解。他认为，在经济国际化的时代，一座城市内部发生的变化，要从它在世界经济中所处的地位来分析；有些城市处于国际经济的中心，发号施令，而另外一些，则处于这个等级框架的边缘。对于这种国际资本主导的城市（经济体）之间的主从关系，有人曾经形容说，每当纽约、伦敦的跨国公司总部发出一道指令，就会有千百万的中国农民工，风雨无阻，冲破一切阻拦，在朝着血汗工厂的路上迅跑。
目前很多媒体在评论重庆模式的时候，都忘不了总结一句，薄黄如何在政治上强势，所以重庆模式前途无量等等。但如果站得更高一点，就会明白，在今天的国际经济中，一个国家尚且无法决定其经济走势，更何况一个小小的城市呢？当一座城市成为世界经济漩涡的一部分之时，它的命运就将不再是所谓强势书记市长所能决定的了。直观的一点，一旦发生大批农民工失业的问题，当他们又无法回到农村，严重的城市贫民窟问题就将不可避免。另外，被称为重庆模式相对于沿海外贸模式的一大突破，是其同时强调开拓国内市场。但问题是，在中国整体国民消费能力偏低的情况下，一个重庆市又能有多少能量去改变这一点呢？
此时有人可能会问，为什么总是做这样坏的估计，往坏处看？很简单，因为从重庆所一再夸耀地惠普、富士康投资项目，就不能不令人对这一发展模式对于当代国际经济运作的了解程度有所怀疑。按照黄奇帆近来对多家媒体的讲话，以及其发表的署名文章，其中多有谈到加工贸易的构思。简单而言，他的着眼点，就在于如何降低企业物流成本。所以他的基本规划是，将原材料、零部件的生产，全部实现本地化，聚集在同一城市地区，一方面提供给本地就业机会，另一方面，大大降低企业物流成本。比如对惠普的4000万台笔记本项目，他的计划是本地完成80%的零部件，使得零件运输“几乎没有物流成本”。然后黄会见了郭台铭，“拿下了富士康”，来做惠普的零件供应商，也把生产厂设在重庆。这样就形成了上游下游一条龙的产业链，同时带动地方上小供应商。
然而此时此刻，如果他对于历史上福特主义大生产是如何消亡的有所了解，他大概就不会做出这样过于理想化的设计。今年年初时，日本的丰田公司遭遇了重大质量事故，被迫在世界范围内召回了大约1，000万辆汽车，损失巨大。究其原因，就在于其在加拿大生产的加速踏板出了问题。丰田的零件供应商，是遍布世界的，而不是停留在家门口。丰田早期的零件供应商，的确都是地理位置靠近的日本本土企业，但仅仅以距离来评估总成本的那个时代早就过去了。曾经流行一时的名著《世界是平的》，就反映了这种生产的空间组织结构的根本性变化。因此，重庆在这方面主观的精打细算，未必能够保证最低的物流成本，再加上其他可能的因素，比如技术换代，也就是说，资本在这里实现利润最大化，是没有保证的。对此，国际资本不可能不了解。
重庆模式的核心问题之一，在于缺乏一种建设完善市场制度的意愿。回到前面提到的韦德的观点，无可否认，政府的确可以在经济运作中起到巨大的正面作用。但当其角色发生变异，在承担正常管理角色的同时，开始追逐自身利益，并以强势政府来对市场信号进行反应，前景就可能是问题重重。前总书记赵紫阳的回忆录中提到，开放之初，为了起步，采取了“两头在外”的加工贸易模式。当然他也念念不忘，想等有了一定的基础，也要出口“高精尖”的产品。现在重庆模式的基本出发点，仍然回到了30年前的同一起点。问题是，按照韦德的论述，东亚经济在起飞后10-20年，就实现了了全面产业升级转型，但何以开放30年下来，国内还在做初级的加工贸易，而且沿海地区也没有能实现产业升级？其区别在于，其他东亚经济体是以培育完善的市场体制和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民营企业为目标，而这一点在大陆地区则由于某些特定的因素始终没有实现。大政府通过举国体制来办大经济的悲剧就在于此：创新是无法通过计划来实现的。
重庆模式能在这方面实现突破吗？目前看来，前景是无法令人乐观的。因为没有规范的制度化经济环境（从现在的情况看，起码没有这个意愿去进行市场制度建设），单凭着大政府发展的冲动，在美洲种大豆也好，在澳洲做铁矿石生意也好（见和讯采访），都将无法从根本上实现经济模式与产业结构革命性的创新。《南方周末》去年在一篇报道中曾经质疑，“政府主导的城市基础设施投资，让重庆经济长期严重依赖投资，尤其是政府投资。这几年来，投资占GDP的比重达到六七成，本地产出却严重不足”。对于重庆模式引以为傲的“八大投”（八个政府拥有、授权操作的融资平台），世界银行在考察之后，也对其与政府之间的法律关系界定不清，以及偿债能力，表示了担忧（见世行网站）。最关键的问题，在这种大政府、小社会的模式下，老百姓能获益多少呢？赵紫阳在回忆录中感概说，“西方国家年增长 2%、3%，就不得了了，而我们很容易就达到10%的增长率，但普通群众的生活水准，却提高不了多少“。今天的重庆模式是不是又走在了这样的一条路上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