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12-27 文/潘滨
有不明真相处，必有围观，必有打酱油者，所幸群众尚还情绪稳定。但围观能否改变中国？
围观《大迁徙》
营救谢朝平
一部发在网上半个月只有十来个点击量的报告文学，因一场突如其来的进京抓捕，成为各阶层关注的热门读物。这本35万字的《大迁徙》，是五十多岁的前检察官、前记者谢朝平历时3年、前后6次去陕西渭南采访写成的反映“三门峡移民”苦痛的纪实文字。
“我们是市领导派来的，案子办错了我不怕！”渭南警方为此专门成立了“8.9专案组”，7名警察以“非法经营罪”的名义，拷着谢朝平，抱着他的笔记本电脑和《大迁徙》书稿及上网卡、U盘等，奔回陕西。
一场不可谓不凶猛的网络声讨，令陕西官方始料未及，众多媒体和知识界人士也参与其中，微博上群情激昂，发起第一期冲击波；众多媒体接力第二波，提供详实调查细节；知识分子继续第三波，老作家铁流发起“营救谢朝平”的倡议，获得数百知名人士参与，杜光、茅于轼等意见领袖纷纷响应。
拯救谢朝平的“言论大军”最终取得成功。30天之后，谢被渭南官方用飞机送回北京。
围观韩峰日记
要日不要记
本年底，广西检察机关办了一个预防职务犯罪巡回展，其中最显眼的展台是为韩峰制作的，一位来宾市烟草局处级局长，他的香艳日记被摘贴在两张大展板上，题目是《日记泄天机烟草局长丑闻败露》。看上去，这更像是教育参观的各级干部，别去写日记。
韩寒在评价他本家的日记时，用了褒奖手法，“半年时间内仅仅受贿6万元，这是我近几年第一次看见受贿两字后面跟的是一个5位数”；“在他已玩，正玩，稳定的玩和待玩的那些女人中，无一人属于包养性质”；“这位局长不赌博，不嫖娼，不贿赂上司。在公共场合办手机卡的时候按顺序排队，一排就是两个小时 ”；“他玩女人多次，但是陪老婆逛街等也有25次，给父亲购买手机”；“他会自己安装电脑软件，爱好数码，爱好摄影，爱好体育”……
在深入围观、研习了这本日记之后，舆论也开始逐渐转向，网民由最初的惊奇、愤怒和唾骂之后，开始觉出韩局长的可爱。从生动简洁的文字里，评论家甚至看出韩峰有鲁迅文风。
韩峰最终被检察机关立案侦查，网友的宽容更多是因为韩峰之外的腐败现象过于触目惊心。韩峰之后，又有多本“干部日记”、“拆迁日记”、“教授日记”出水，同样牵出当事人落马。
围观曹操墓
又一个“周老虎”
就像“周老虎事件”一样，曹操墓真伪之争因为有政府背书而陷入罗生门。对于利益集团来说，确认曹操墓的真假并不是最重要的，古墓带来的商业潜力，预计每年带来的4.2亿旅游收入，才是最令当地政府部门心动的。争议未停，安阳已经操办了曹操诞辰1855年大典。
“说曹操，曹操到。”横空出世的安阳古墓，是一个几乎被盗窃得一穷二白的空白古墓，没有留下多少太有价值的佐证资料和贵重文物，但它仍能生动诠释一个新兴财路——考古经济学。它结合了考古学、经济学、政治学、传播学、科学等多门类学科，成为中国式考古独特现象——决定墓穴真伪的因素不是实证，而是考古者的政府级别，“一切听国家级专家意见”。
围观曹操墓是对地方政府雷人决策不满的集中体现，从斥资300亿兴建孔子城，到西门庆故里之争；从构建南北分界线标志，再到复建夜郎古国……吃死人饭，不论臭恶，唯名声马首是瞻，以文化为经济先锋，最终导致一拨又一拨的围观，不知实际效果又如何。
围观车船税新方案
税务部门把私家车当“唐僧肉”
中国汽车市场已渐变成一块肥肉。2010年超过1700万辆的销售数字被赋予更多意义。其中就有超越美国成为全球最大汽车消费市场。人们还没结束享受快捷生活的想象，就被“城市拥堵”问题迎头痛击。而伴随着通货膨胀铿锵有力的脚步声，车船税征收改革，也在这个节点推出新方案。
新的车船税将乘用车按排量分为7个梯度，1.0升(含)以下的每年仅需缴纳60元至360元，和此前不做调整的版本相比，略有下降。从1.6升开始，税负逐步上调，最高一级为4.0升以上，其税额为3600元至5400元。
1.6升的尾气排量成为新方案的分水岭，这个占现有乘用车近四成的汽车阵营，主力为私家车，未来一年里，中国的私家车主，将会为社会交通贡献更多税收。草案公布后不久，新华社连续三次发文质疑车船税，称税务部门不能把私家车当成“唐僧肉”，不能使今年大幅度增税、明年推出新税种成为一种常态。
新的围观正在发酵，网络上已经形成讨论氛围，城市中产的日子将会更不好过，正式出台内容时有关部门会引进围观情绪吗？
围观公务员提拔
拼的不是钱，是爹
银川团市委招考一个职位，488人报名，马晶晶独占鳌头，显然是继承了父母的优秀基因。其母丁兰玉，出任银南地委委员时年仅23岁，现任吴忠市政协主席，其父亲系宁夏自治区扶贫办副主任。甘肃省图书馆典阅部职员王鹏是马晶晶大学同舍同学，知道他有很多门课程不及格，怀疑招考作弊，遂发帖举报。结果，王鹏被宁夏吴忠警方刑事拘留。
山东新泰是泰安下属的县级市，春节后政府网站上贴出公示，集中提拔6名副局长，1名法院副院长，这7人中，有6名是80年代出生，最年轻的只有23岁，网友经过“人肉搜索”发现，1986年出生的国有资产管理局副局长准局长，是市委组织部副部长的准儿媳……
这只是本年度关于官二代被提拔或录取案例的一部分。
在固有的体制面前，起点公平如果不能保证，带给整个社会的将是一种巨大的不安全感。现阶段，微博之光照耀到王鹏、李盟盟身上，但制度缺口还一直存在。
围观各种强拆
强拆拆出一个新中国
砖头摆在楼顶的各个方位，一捆装好汽油的啤酒瓶整齐站立，广西北海许勇家的四层楼顶上，摆成战斗阵地，数百人的拆迁队伍兵临城下，钉子户们严阵以待。为了应对政府强拆，村民们甚至举行了一个带有示威性质的防拆迁灭火演习。
江西抚州拆迁自焚事件还没平息，就又传来北海银滩白虎头强拆事件，与此同时，在贵阳城区，发生了四百多人强拆刑警宿舍大院的事件。这是一个日新月异的中国，正如宜黄官员所说的那样，“强拆拆出一个新中国”。
拆迁引发的恶性对抗此起彼伏，专家学者紧急呼吁，中央部门三令五申，但是拆迁事件仍旧时有发生。网络寻求围观成为不少维权者少数选择之一。网络围观拆迁始于重庆钉子户，最终以钉子户获得上千万补偿金的完胜告终。民意的力量得到集中体现。
但是随着强拆事件的增多，围观疲劳度增加，必须有更极端的案例出现才能获得解决，于是钟家自焚、杨家剖腹、辽宁青年刺死拆迁人员等极端事件时有发生。
2010的强拆围观，显得更惨烈了。
围观世博
向七千万观博者致敬！
理想照进现实，上海世博会终于迎来了那个火热的数字：参观者累计突破7000万人次。新华社为此发出热烈的呼喊：向7000万观博者致敬！向烈日下、风雨中排着长龙的观博者致敬！向热切拥抱世界、触摸未来的观博者致敬！
上海做好了一切能做的准备，世博会期间，我们看到一个作为城市标本的大上海。城区交通便捷通畅，世博园干净有序，围观者乐于排队。这中间除了政府大手的强力安排，做出最重要贡献的还有上海市民，只有他们，才能让城市生活更美好。
世博会是一个全球化演习场，在这里，刚刚走上世界舞台中心的中国人，开始试着用一种自信饱满的情绪，打量这个微缩的世界。来自世界各地的居民，也试着透过这扇窗户，了解古老的东方发出的新枝叶。更多的青少年，在这里见识到“大场面”，这种全球化的人文洗礼，应能带给他们探索这个世界的更大动力；更多的中国中老年人，感觉到圆了一代人的兴盛梦想……
世博会是中国人集中拥抱世界的最大机会。7000万人围观世博，数字之外，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他们，共同经历了全球化头脑风暴。
围观任志强
从人民公敌到知心大叔
在金融街的一次企业家论坛上，任志强坐在搜狐主席张朝阳身边，拿着iPad上新浪微博。等他发言的时候，任志强直接拎着iPad上场，边说话边翻微博，可谓深度“微博控”。在他进门之前，现场的大屏幕上刷出网友微博“任志强来了，脸色依旧铁青”。只有调侃，没有鞋。
两三年前，因为屡屡发出令无房或房奴一族苦痛的声音，任志强位列全中国最想揍的人前三甲。他也自我调侃为“人民公敌”。现在出席论坛时，他发言照样夹枪带棒，毫不给同仁留余地，但在微博上，他是一个柔情脉脉的“强哥”。不但发些激励年轻人的哲理语丝，还耐心回答各路草根网友的提问，尤其是一个叫“小蝶”的貌似女网友。
他不端架子，发博平易近人，不光谈宏观房地产政策，还事无巨细，向网友汇报生活细节。他发自己办公桌照片，跟潘石屹互相调笑；他发会议论坛实况，晒商业活动明星合影，他发女儿和妻子的照片，秀公司家庭温情……他已经由众人拍砖的“最讨厌者”，变身知心大叔和青年导师。
“围脖”接力寻人
微博成新型慈善工具
“找到了，找到了，上来报喜。”
对很多失散家庭来说，没有什么比与走失多时的亲人团聚更令人感到激动了。微博正在借助转发的力量成为新型慈善工具。随着成功次数的不断累积，“接力寻人”已成为一道独特风景，所有转发者都希望，通过自己的接力，能让他人获得圆满。
今年8月，媒体人董崇飞看到河北女孩小君寻找妹妹小娅的微博，他的转发随即引来了黄晓明等名人的关注，连河北省公安厅都介入其中，最后顺利帮助小君在广西桂林找到了妹妹。
今年10月，网友孙浩元在汕头的医院看到遇车祸昏迷15个月的无名氏，他开始在微博上帮助寻找亲人，经过万人大接力，最后，他的亲人找到了他，全家人团聚，无名氏的名字叫郑志林……
据美国红十字会新近报告称，在遭遇紧急事件时，网民会使用社会化媒体为自己或他人寻求帮助，几乎在每4个受访者中就有3个表示，他们期待在 Twitter或Facebook上发出第一条信息后1小时内获得帮助。在中国，这样的感人故事时有发生，明星们也纷纷利用他们的影响力，传播这些寻人信息。
围观港府
香港人反高铁
菜园村只是香港元朗的一条小村庄，与深圳南山区隔着浅浅的海湾相望。2010年年初，就是这个不起眼的小村庄，引起了全港民众的关注，成千上万的人，为它走上街头。因为修建广深港高铁，需要拆迁这条小村，不料却掀起一场近年罕见的群众运动。
47岁的高春香是菜园村原住民，港府拿出拆迁补偿方案后，她率先成立菜园村关注组，并自任主席，成为反建高铁关键人物。其后，因各种利益诉求不同，又有多家村民组织成立。村民们不愿意搬迁，并不是因为补偿价格。在后物质时代的香港，人们更不愿意失去乡村生活方式，“我们不是要钱，是希望留住菜园村 ”。
港府拿出的高额造价方案是其他民众走向街头的主因，毕竟高达700亿的开支，摊派到民众头上，每人需承担一万港元，而两年前，这个方案刚开始制定时，还仅有300多亿元。另外，民众对于香港身份的焦虑是深层次原因，人们不愿看着香港因与大陆进一步联接，而成为“另一个大陆城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