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木然
来源：《中国选举与治理》

现在有一种说法，说中国的体制是举国体制，还有一种说法，与举国体制互为表理，就是中国模式。举国体制讲的是中国模式的特点，中国模式讲的是与西方的对抗。举国体制与中国模式都具有阿伦特所说的总体性特征，再加上现在的技术手段，一个奥维尔的《1984》的现代版本便呼之欲出。只是在这里不做阿伦特式的分析，也不做毛孔悚然的《1984》的情节式描述，仅对举国体制进行成本分析，用通俗的语言来说，举国体制是不是赔本的买卖。这账要是算得清，举国体制的好坏就会昭然若揭。

一、经济成了实现政治目的的手段。从1949年以来，无论是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中国政府都愿意算政治账而不算经济账，只要能维护集权统治，可以用巨大的经济成本转换成政治的收益，却很少算经济成本与经济收益之间的平衡。从经济理性人角度分析，人都愿意用较低的经济成本换取较高的经济收益，并以收支平衡为基本的底线，没有人愿意做赔本的买卖。举国体制却不同，经济以政治为基础，经济只是实现政治的手段，实现集权统治的手段。

这表现在：第一，GDP不止，运动不已。追求GDP已经成为政治任务，举国都在追求GDP，强征土地、强制拆迁、土地财政、高房价、都是发展是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一心一意谋发展的副产品，GDP因此演变成GDP主义。

第二，金钱的投入并不是投资，并不是变成经济的资本，而是变成可供政治利用的强有力的现实手段。孙立平的研究里提供的数字很明显地说明了这个问题。“我国今年用于内部保安的预算达人民币5140亿元。据《2009年预算执法情况及今年预算草案报告》显示，公共安全财政支出去年增加16%，今年将再增8.9%，增幅超过军费，实际金额与国防开支相差无几。”

第三，既得利益集团相互勾结。他们公开剥夺和掠夺大众成为现实，并对弱势群体的反抗满不在乎。世界银行最新报告显示，中国1%的家庭掌控全大陆41.4 %的财富；高收入的上市国企高级主管与社会平均工资差距达到128倍。中国官方的新华网报道，世界银行报告显示，中国财富集中度远远超过美国，成为全球两极分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据中国社科院“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研究课题组”的《当代中国社会流动报告》披露：中国亿万富豪百分之九十以上是高干子女，其中有2900多名高干子女，共拥有资产二万多亿。在金融、外贸、国土开发、大型工程、证券5大领域中，担任主要职务的基本是高干子弟。在这五大领域有百分之八十五至九十是高干子女，实际上已形成了官僚资产阶级。该报告还披露：到2006年3月底，私人拥有财产（不包括在境外、外国的财产）超过五千万以上的有27310人，超过一亿元以上的有3220人。超过一亿元以上者，有2932人是高干子女，他们拥有资产20450亿元。

第四，经济发展成为大国主义、爱国主义的本钱，并最终使韬光养晦破产，“中国人不高兴”、“中国可以说不”等就是对中国这样一个表面看来已经是经济帝国的反映。这些爱国主义者可能不知道，国家的强大不是真强大，公民的强大才是真强大。希特勒的德国、斯大林的苏联、萨达姆的伊拉克、毛泽东的中国表面上都很强大，但都是个纸老虎，说倒就倒，因为这些国家没给他的国民以价值和尊严，没有给他的公民以权利，没有建立民主制度保障其公民的价值和尊严。

第五，形象工程猖獗。奥运会、世博会、亚运会都是形象工程，就是告诉外国人中国强大。张艺谋就说，中国的奥运会，别的国家搞不起来，因为他们没有那么多的钱。他说的只是表面现象，美国、英国、法国、日本等国的钱肯定比中国多，可人家不搞形象工程，他们国家的钱都在议会那管着呢，不像中国，钱由政府管、政府自己花。中央有大形象，地方有小形象，全国贫困线的县政府大楼，修建得堪与美国白宫相媲美。通过形象工程的现象看到形象工程的实质是公民尊严的丧失而不是提升，是权力的蛮横和狂妄而不是权力的驯化与收敛。

二、政治成了经济消费的保护伞。作为民主社会的政治人，要付出时间、精力、金钱等政治成本来获取选民手里的选票，通过选民的选票来谋取政治上的权力。作为非民主社会的政治人，同样要付出时间、精力和金钱等政治成本来获得为民做主的权力，并获得爱民如子的赞誉。当然，爱民的实质都是大权独揽的说辞，“为了人民的利益而对人民的统治”这是一切专制政府、一切为自己寻找理由的政权的标准。（萨托利《民主新论》，上海人民出版社，冯克利等译，第515页。）同时，也是以为人民服务的名义进行消费的最好托辞。

这表现在：第一，把时间和精力用在了“三公”消费上。仅2009年中国官员公车消费支出高达1500亿到2000亿元人民币。如果加上先前媒体公布的公款吃喝和公款出国考察这“三公”消费，总金额高达9000亿元人民币，占国家行政开支总数的30%。这些人的公款吃喝和公款考察名目繁多，数不胜数。大都打着学习西方文明、学习交流的旗号。

第二，把时间和精力用在暴力维稳上。只要现在地方出现维权事件，地方的官员首先想到的解决办法就是出警。孙立平指出：“面对表现形式比较激烈的社会冲突时，一些地方政府往往轻率地把警力推到第一线。这不仅无助于矛盾化解，有时反而引火上身，造成警民对立、干群对立，使政府处于敏感而脆弱的位置。”警力包括三部分，一部分是武警、一部分是地方民警、一部分是具有黑社会性质的打手甚至是黑社会。暴力维稳的特点是效率高、速度快，局面很快得到控制，暴力维稳速度快，人心失去的也快，公信力降低的更快。表面上维稳了，后果却是更大的不稳定。

第三，把时间和精力用在拉关系上。所谓关系就是生产力、跟着组织部年年有进步、“跑部钱进”等都是拉关系的语言表述。

三、举国体制导致腐败成为明规则。腐败本来是见不得人的事，现在却公然登堂入室。给权力部门送礼已经成为官员的通则，普通人也争先仿效。结果是人人痛恨腐败，人人却把腐败奉腐败为座上宾，所谓不送礼办不成事，不送小礼办不成小事,不送大礼办不成大事,而这又与举国体制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

举国体制本来就是一个瞎折腾体制，最容易“见光死”，结果导致纳税人的钱去向不明，来路也不明，责任不明，腐败频发。这表现在：第一，官员把时间和精力用在了腐败收益的选择上。腐败的高收益损耗了制度收益，使制度收益成为负数。早在2002年，胡鞍钢对公务员腐败的成本与收益进行了经济学分析：当公务员从事腐败或犯罪活动的收益比其成本或风险大得多，他就具有腐败的动机；当潜在的收益足够大时，他就可能“铤而走险”。而当公务员廉洁的收益比其成本或风险大得多，他就具有廉洁动机；当廉洁潜在的收益足够大时，他就可能“廉洁一生”，他的这一分析至今仍有适用性，对此进一步的推论是，民主政府的公务员腐败成本太高，在腐败面前往往止步不前，非民主政府的公务员腐败成本太低，收益非常高，所以腐败程度就高。据最近的美国《洛杉矶时报》称，“仅仅根据中国媒体在拉斯维加斯和旧金山两处所了解到的资料就发现，每年中国官员在当地消费高达580亿美元。中国政府已经看出民众对此的不满以及由此引发的社会不稳定因素。”换句话说，政府官员的腐败导致其官员本身收益的同时却使制度收益降低，使制度的合法性逐渐丧失。

第二，财政透明度低。据今年6月份由上海财经大学公共政策研究中心课题组调查完成的2010中国省级行政机关透明度排行榜显示，以100分为满分计，中国省级部门机关透明度的平均成绩只有3.21分。 调查还显示，在给予正式答复的109个省级行政机关部门中，只有18个部门主动公开部分信息，基本没有单位公布“津贴补贴”与“出国费”。 夺得“透明度第一”的福建省只得了16.57分，宁夏以9.97分位居第二，北京7.27分位居第三名。江苏、四川等6个省份得分在2分到3分之间，山东、安徽等省的得分则在2分以下。

第三，财产申报制流产。财产申报制流产，一方面是就是黑箱财政的产物，另一方面也是腐败的表现。官员财产申报从提出来至今快三十年，到目前为止还停在口号上，官员财产正在变成官员的软肋甚至死穴。与官员财产申报制流产相适应的是经济适用房被官员大量侵占，经济适用房变成豪华版房被官员收藏。原始股票、证券以非法掠夺的方式进入官员的腰包。官员的财产越来越多，所谓的官员的月收入五千元受到质疑在所难免。官员财产申报流产使得人们的政治信任资源急剧流失。

第四，“二奶”反腐。据时寒冰的博客说，在目前已查处的腐败案件中，有60%至70%的大要案是通过群众举报发现的。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二奶”也参与中国的反腐大军中，给中国的反腐增加了一道靓丽而又独特的风景线。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二奶”长期生活在贪官的内部，自然对贪官的生活起居了如指掌，建议相关部门多培养“二奶”潜伏制度，这是一个低成本高收益的反腐制度。

总之，举国体制就是一个瞎折腾体制，浪费人力、物力、财力，为既得利益集团提供思想和舆论，为腐败铺平道路，为普世价值设置重重障碍。当然，举国体制的鼓吹者也在为其建造坟墓，并为其准备了一口好棺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