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的政治逻辑
文/乐在心中
阅读邓野先生《民国的政治逻辑》的时候，我正好在看美剧《约翰亚当斯》。我时常感到迷惑，民国是中国历史上一个路径机会空前多的时期，为什么偏偏最后共产 主义在中国生根发芽， 开花结果；而清教徒曾经认为是上帝赐予的在地上的天国的北美，最后却建立了一个联邦主义的共和国。美国的国父们也是凡人，也有小肚鸡肠，也有利益纠葛，有 意见牵扯，但他们通过在房间里讨价还加建立了一个没有血腥杀戮的民主共和国家，20世纪中国的上半页曾经举行过四次国会选举，结果却只是一项”失败的遗 产”，只供后来人凭吊。
我承认这么简单粗暴的对比，近乎愚蠢。邓野先生就在书中为我解决了一部分困惑：”民国政治的基本特征在于，政治与武力高度 统一，政党作为政治集团的同时，又是一个武装集团，武力是政治的出发点和最终依据。这一点构成了民国政治的基本逻辑。”但是武力从本质上讲是排斥性的，这 种排斥性又限制了民国政治的包容性。
当政治的决定性手段变成了暴力和武力，这就意味着政治活动的目的与手段在伦理上很可能是一个悖论，一个打 着与民为善的政治旗号的举动，完全很可能通过不折手段的恶来完成，而手段的恶往往意味着最后的结果也善不到哪儿去。因此领袖们在房间里讨价还加也只不过是 为自己争取一点缓冲的时间和空间，这中间并无美国的国父们为了建国而产生的那种政治妥协和政治信任，这注定了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开党禁，开报禁，召 开国民大会，实现代议制民主政治等等在民国的环境下只可能是镜花水月一场空。
政治妥协、政治信任何以难以在中国的土壤上产生，这是一个令人不 安同时感到相当困惑的问题。福山认为中国社会信任度低是因为封建帝王统治下那种任意的、带有剥削性的制度所造成。虽然说儒家一直强调中庸之道，但是传统中 国政治中缺少妥协和宽容，政治斗争的双方势不两立，不惜采用一切手段置对手于死地，其过程往往是残酷而血腥的，成王败寇的政治哲学主导着传统政治家的思维 方式。在这种现实环境当中，谁要是主动放下枪杆子，就意味着把自己的身价性命送给了竞争对手，毛泽东就经常告诫党内：”谁有枪谁就有势，谁枪多谁就势 大”，”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蒋介石同样也咬住地盘和兵权的问题不放。诚如有网友在评价邓野先生的第一本专著《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时所言：”无论背景多 么差异、历史主题如何变换，政治问题军事解决确实近代中国不变的真理。在历史的漫漫长河中，说不上是悲剧，但绝对不是喜剧。”
纵观民国的政治 舞台，虽然各种政治学说争奇斗艳，百花齐放，有西方自由主义政治传统的影子，有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学说这样的舶来品，有国家主义者、三民主义者，但是，现实 的政治权利运作层面，不管是民国前期的军绅政权还是民国后期国共之争，本质都还是谁拥有了暴力，谁就成为最大了权力，谁的拳头硬，谁就有话语权。正是基于 此，民国初年虽然进行了一系列的民主政治的初步尝试，旋而陷入了困境，黎安友教授在分析中国民主政治为何迟迟得不到发展的问题时总结了十点原因，提到的其 中三点就是：”一、总是军事第一，谁控有枪杆子，便控油政权，全体国民对民主政治可望而不可及。二、政治学家LUCIAN PYE说中国人不容忍异己，但又害怕冲突，这是一种政治文化的缺失。三、精英不下台，如袁世凯、蒋介石、毛泽东都是把持权位，不到死不下台”民国政治武力 运行的逻辑决定了中国自清末以来陷入民主政治的困境，但是民主政治运行的不畅反过来又导致了大家对强权政治的呼唤，最后回归到群雄逐鹿的老路子上去。
在本书的《从《顾维钧回忆录》看顾氏其人》篇章里，邓野先生引用了一段顾维钧关于美国政党政治的见解，：”美国的两大政党没有明确的思想体系，使两党之 间可以相通、相容。而中国则不然，中国政党过分重视学说与主义的学术重要性，因而中国政党之间往往互为排斥”，这让我不禁想起了2008年在美国总统选举 中败选的麦凯恩先生的败选演说，”我希望所有支持我的美国人，不仅仅是要和我一起来祝贺他，同时还要向我们的新任总统表达我们良好的心愿以及我们真诚的努 力。以便大家一起就分歧达成必要的妥协，重新恢复我们的繁荣，在这个危险的世界上捍卫我们的安全，给我们的子孙们创造一个更加强大的国家，让他们在这个国 家更好地生活。”这才是政党政治的精髓。
如何从斗争走向竞争，这是中国政治制度建设一直以来亟待解决的问题，如何让革命这把带刺的利刃不在沾满无辜的鲜血，跳脱出民国强权政治的逻辑，这条漫漫道路远未完成。以史为鉴，可以知得失，明兴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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