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雪忠（上海）
在“公职世袭与中国社会分裂”一文中，我粗略地讨论了中国大陆公职世袭现象日益普遍的缘由，并在字里行间表露了我对这种现象的批评态度。对我的文章的最可能的质疑是：在民主社会的政坛上同样存在着家族传承现象，为什么大陆就应因此受到特别的质疑和批评呢？
在本文中，我将尝试指出两种不同政制下公职世袭现象之间的根本性区别，以证明我的批评态度的正当性。在这里，两种不同的政制指的是：（1）民众通过选举在相互竞争的候选人之间，选任政治领导人或政府主要官员的政治制度；（2）民众无权选择政治领导人或政府主要官员的政治制度。
与其他各行各业一样，担任政府官员也是在社会分工条件下的职业选择之一。政府官员亦应具备胜任职责所需素质和能力，才能通过为公众提供公共服务，以获得物质性的酬劳以及非物质性的荣誉。
一般而言，出身官员家庭的人，由于长期的耳濡目染甚或长辈的刻意培养，更容易获得担任公职所需的知识和能力，因而可能比其他人更有兴趣甚或更加适合出任政府公职。但这里必须强调的是，他们在这方面的家族传承优势，只具有社会统计学上的意义。具体到他们每一个体身上，这种优势的存在并无任何必然性。
因此，一个出身官员家庭的人是否适合担任公职，不能视其家庭出身，而应视其能力和素养而定（尽管前者可能是后者形成的有利因素之一）。这个人是否具备任职条件，不应由其本人或其身为官员的父母来决定，而应由相关范围内的公众来决定。政府公职既然是社会分工中的职业之一，从职人员提供服务是否值得人们给予酬劳，当然应该由接受服务的公众来评判。否则，社会分工的意义便无从谈起。
例如，一个人若要继承父业，以烤面包为生，他可能比其他人更容易成功，因为他至少能得到父亲的悉心指教。但如果消费者愿意花钱购买他的面包，绝不会仅仅因为他是面包师的儿子，而是因为他的面包味道也不错。消费者甚至根本不会在乎他是谁的儿子。
在民选政治条件下，制度安排赋予了公众一种政治上的消费者权利，使他们可以自由评判各级政府官员工作能力和服务价值，并在此基础上决定他们的去留。在此条件下，官员后代在统计学上的家族传承优势即使成为现实，人们也将不会在意。
而在中国，由于民众并不享有这种政治上的消费者权利，公职世袭不但会严重损害社会公正，因为它剥夺了其他人的平等机会；而且也将使官员素质日益下滑，因为官员后代甚至无需努力具备相应的素质。
另外，在民主社会，各级政府官员所支配资源的数量和用途，在制度上都有明确的限制，加之新闻媒体的严密监督，他们利用公职牟取私利的空间极为有限。当然，这并不防碍他们通过克己奉公，去赢得社会声誉甚或历史地位。
在中国，政府官员对公共资源的支配，在数量和用途上都缺乏严格的制度约束，社会公众对相关的决定几乎毫无影响力。新闻和言论自由的缺乏，则使公众甚至难以知悉公共资源的确切用途和流向。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官员利用公职牟取私利的空间，往往大得超乎人们的想象。
在民主社会，公职人员不但所取得酬劳较为确定，而且他们所享受的公共福利与其人之间的差别也不大。而在中国，政府官员不但很容易利用权力牟取私利，而且还通过自己的决策，堂而皇之地享受较一般公众远为优厚的社会福利。例如，在医疗方面，政府公务人员，特别是高级官员，在公共开支中所攫取的比例之高，可以说是绝世罕见（这方面的数据甚似乎比国家机密更不可示人）。
如果一方面民众无法通过选举决定政府官员的去留，另一方面成为公职人员即意味着占据更多的公共资源，那么公职世袭就难免成为一种普遍的现象。这实际上正是中国目前的现状。
而在民主社会，世袭现象往往限于高级别的民选职位，因为在选举政治中，家族传承优势（表现在能力养成、政治历练、知名度等方面）确实能够发挥一定的作用。但恰恰由于民选政治的存在，民众始终享有作为政治服务“消费者”的知情权、评判权和决策权，这一领域中的世袭现象并不至于遗害社会。
面包师的儿子如果真能烤出好面包，人们当然乐意花钱购买。但如果一个人仅仅因为自己是面包师的儿子，就认为自己一定能烤出好面包，并且可以强迫人们买他的面包，那么人们买到手的面包必然会变得比猪食更难吃。正如无权选择面包供应者的消费者，不可能吃到合乎人的口味的面包，无权选择政治领导人和政府主要官员的民众，也不可能获得合乎人的尊严的政治地位。
作者任教于中国华东政法大学，文章仅代表个人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