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年末去复旦大学做了一场演讲。应朋友要求把网友整理的演讲记录贴出来。来自网络下载 http://www.vdisk.cn/down/index/5913353A9612
这个记录是复旦新闻学院 @张志安 和网友 @长平官方粉丝团 及 @庄启旻 联合完成的。@庄启旻 的博客上还有略有不同的记录版本http://blog.sina.com.cn/s/blog_559d851b0100nt15.html 。大图摄影是洪坚鹏。在此表示诚挚的感谢。
这些记录都未经我审定。对于流落到网络的文字，我无权审定也无意审定。通过微博直播的记录不等于现场说话，但是毫无疑问的是，这些精炼的记录比我现场的啰嗦演讲更好看。
这个叫 @长平官方粉丝团 的微博是在演讲当天出现的。我知道有个 @毛将军官方粉丝团 ，一直对毛将军的言行冷嘲热讽。但是，这些天的观察，让我对 @长平官方粉丝团 的善意和鼓励，唯有深深的感激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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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爸是我爸，李刚是李刚”——时评、网络与媒体精神
长平复旦大学讲演记录
时间：2010年12月30日晚18：30-21：30
地点：复旦大学蔡冠深报告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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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录：【新浪微博】@长平官方粉丝团 @张志安
参考：现场PPT
整理：@长平官方粉丝团
摄影：@Neolv
感谢张志安老师，感谢复旦大学。按照演讲的俗套，讲者经常要找一些材料和听众套近乎，我也不想免俗，就想到了一些往事。贵校盛大百年校庆时，我也曾参与编辑某个宣传手册.很高兴接到任务，拿到材料一看，比较零碎，就赶紧策划选题、约稿。
但贵校的一些领导说：我们方方面面都要照顾到，这些零碎的东西也不能放弃，于是，我就改改标题……领导又说，要不你还是重点改改版式吧！后来又说：版式也得有规矩……总之，这事儿搞得很惭愧。
不过，那次参与编辑宣传手册，让我了解了复旦的百年光荣历史。好，套磁的话说完了，我的题目是时评、网络和媒体精神。
几乎所有媒体都有时评这个栏目，其实，我们平时吃饭闲谈的时候，也都是在搞时评。所以，我想先提个问题：时评是什么？或者时评的作用是什么，它是要干什么？
有些人这样问的时候，其实就预设了答案：时评没用，百无一用是书生。其实，这是一种偷懒的思维方式，答案可能没那么简单。有没有人愿意回答呢？好，我点名，第一个我点梁启超（观众笑）。
其实大家对梁启超的认识不一定那么充分。其实，他基本没什么可以传之不朽的学术著作，但在当时，乃至延续到现在，他的影响都少有人匹敌，但不是在学 术方面。他真正的身份是一个时评家，他在各种报纸发评论，《万国公报》、《时务报》，等等，许多政论在社会上影响很大，他的学问，都体现在时评中。
梁启超说：“惟所论务在养吾人国家思想，故于目前政府一二事之得失，不暇沾沾词费也。”从他的这段话看，时评的作用就是促进社会改良。
第二位，我要点李普曼。他可能是迄今为止最成功的时评作家，据称在美国250家报纸、20家杂志、25种语言发表过他的专栏文章。他说：“新闻像一束探照灯的光柱不停地移动，从黑暗中把事件逐个暴露出来。”
第三位，是储安平，他说自己主办的《观察》：“这个刊物确是一个发表政论的刊物，然而绝不是一个政治斗争的刊物。我们除大体上代表着一般自由思想分子，并替善良的广大人民说话以外，我们背后另无任何组织。”
中国（历史上）有大量的“失踪人口”，储安平也是其中之一。政府也再也没有兴趣调查失踪人口到哪里去了，他就作为“失踪人口”留在我们的史册上。
此外还有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看法，这其实也是一种很重要的观点，“魏民岩”在2003年11月12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了这样一篇文章：《坚持马 克思主义新闻观以正确舆论引导人》，其中说：“结合新时期党的新闻工作实践，当前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应该着重把握以下几条：一要坚持新闻的党性原 则。这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根本原则。必须坚持党对新闻工作的领导，坚持新闻媒体是党和人民喉舌的性质，自觉宣传党的主张，积极推动党的思想理论和方针政 策的贯彻落实。……”
“魏民岩”显然是笔名，是“是为人民代言”的意思，有时候，《求是》杂志呀，《人民日报》呀，会用这种笔名发一些评论，这种现象很有意思，大家有空研究一下。
所以，对时评的看法当中，包含着舆论政治、媒体思想乃至文化传统等等很多方面的不同选择。所以，现在就请一位当代知名时评家来讲一下（观众笑），讲得挺好的。（观众笑）（播放视频）
这是我在杭州的一次授奖活动上，因故缺席而录制的视频。第一次表达这个观点，则是在另外一个场合，2007年的《南方周末》年度媒体致敬活动上。这些年写时评拿过各种奖，但我最看重的还是这个年度传媒致敬，所以就在现场发表了感言，后来又写过文章。
昨晚“德国之声”打电话给我，问我这个南周年度致敬为什么没了。在中国，颁奖也是一种霸权，比如，我没拿过什么范长江奖，最高就是中国新闻奖二等奖，一等奖嘛，都知道基本会给谁。
所以像《南方周末》这种媒体有一种想法，就是在民间，将相对新闻专业主义的标准提出来，鼓励媒体人像“真正的”媒体人一样关注公正，社会建设，记录 转型期的重大社会事件。这个奖一开始就有阻力，所以就没能叫“奖”，叫“致敬”，这其实也是一种尴尬。他们几次，至少两次，想向一个叫韩寒的上海人致敬， 但都没能成功。南方都市报也有一个华语传媒大奖，不，不是奖，只能叫“大赏”。但到现在，《南方周末》已经不能再致敬了。
当年《南方周末》给我的“致敬理由”是：
“他宛如侠客一般游走在传统媒体与网络中间，他的评论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诸多领域。在新闻事件中，他总能在众说纷纭中找出真问题所在，并将 之说破，也总能把那些被故意混淆的概念厘清。他的评论距离‘正确的废话’更远。更值得一提的是，长平不仅是懂得评论技巧的人，其评论所体现的深厚人文情 怀，亦令人印象深刻。读他的评论，能感到作者对普罗大众的感情、对个体自由的尊重和对普世价值的敬畏。
“长平也许不是一个高产的作者，但他一定是能给读者带来惊喜的人。”
那么我的时评观是：
“对我来说，时评与其说是一种写作，不如说是一种行动。如果说写小说是在书斋里码字，在名山大川中立碑，那么写时评就是在大街上呼号，在广场上呐喊。时评作为一种写作，远远不能和文学媲美，但是作为一种行动，我相信它的价值。”
我这个人，行动上拖拖拉拉，为了到上海来见大家，改了两次机票。所以，对我来说，时评是坚持行动的一种方法，自我交代的一种方法，写作的目的首先是解决我的个人政治问题。这看起来跟公众对我的评价不符，其实不矛盾，通过我的个人救赎，履行一定的社会责任。
但我很少有机会充分地阐述一下自己从事新闻和时评写作的动力。我们都受到相似的教育，我在上海生活了三年，有些时候，走在干净美丽的大街上，有一种 冲动：我能为这个城市做些什么？在高楼林立之下，我很渺小，需要通过被需要以确立自己的价值。我甚至想把“我能为这个城市做什么”这句话写在一篇文章里， 但后来我觉得这有问题。我们更该做的是看透钢筋水泥背后的秩序文化迷障，问一问，这个城市对我们有什么用？
政客总爱忽悠人，肯尼迪就说：“不要问国家能为你做什么，而是要问你能为国家做什么。”
经济学家弗里德曼在2006年去世了，他曾经多次访问中国，他的理论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思想资源之一，但，中国媒体人真正了解他的似乎并不多，在《资本主义与自由》一书中，他一开篇就尖锐批评肯尼迪的这句话：
“家长主义的‘你的国家能为你做些什么’意味着政府是保护者而公民是被保护者。这个观点和自由人对他自己的命运负责的信念不相一致。带有组织性的‘你能为你的国家做些什么’意味着政府是主人或神，而公民则为仆人或信徒。”
这是面值最大的一张日元钞票，上面的头像是日本明治时代著名思想家福泽谕吉。他说过这样一句话：没有日本国家的历史，只有日本政府的历史。这又是什 么意思？举个例子，前一段《南方都市报》发表了一篇评论：《爱国不等于爱朝廷》，就是这个意思。这篇文章其实是对梁启超一篇文章的重新阐释，又补充了一些 对陈独秀文章的介绍。
梁启超说，中国之所以积弱，根源之一就在于国人不能正确区分国家与朝廷的概念，以致爱国心没有用在正确的地方。国家是什么？朝廷又是什么？“今夫国家者，全国人之公产也。朝廷者，一姓之私业也。国家之运祚甚长，而一姓之兴替甚短。国家之面积甚大，而一姓之位置甚微。”
陈独秀在《我们究竟应不应当爱国》里说：“若有人问：我们究竟应当不应当爱国？我们便大声答道：……我们爱的是国家为人民谋幸福的国家，不是人民为国家做牺牲的国家。”
如果梁启超活到现在，恐怕他还是会认为很多人没有分清国家和朝廷。另外一个学者说过，我们说的国家至少包含四个英文单 词：State；Country；Land；Nation。现在似乎比以前更含糊，经常有人问：“这国家把你养这么大，你怎么能骂国家？”其实他前一个“ 国家”说的是土地、民族，后一个国家说的是政府，这是一个话语圈套。
说到话语圈套，还有人总是这样问：你是精英的还是大众的，你是理性的还是建设性的，中国应该管松点好还是管紧点好……对这类问题我基本都拒绝回答，这是语言圈套。我们需要换一种思想，一种语言，去思考和表达，走出这种问题。
但其实我们很难跳出这种圈套，我们受的就是这种教育，媒体还在不断重复，比如CCTV，它有一个纪录片叫《大国崛起》，它就是上述我批评的那种国家 观念，而且忽略了很多历史事实。后来我遇到编导任学安，他很诚恳地对我的批评表示感谢。可见和央视还是有很多对话空间的，可惜不体现在节目里。
我的批评文章标题叫《大国崛起不如个人独立》，发表时编辑改成：《只有个人独立才能大国崛起》，这很有意思：两句话不一样，他还是把大国崛起当目的，这是很多人能接受的说法。
我们有一整套国家主义、集体主义的教育在后面，这对我们对我们的思想，是一种笼罩，即使不是控制。我们要跳出来。而且我很想说，从理论上，这或许会导致极权。
这种笼罩会影响到我们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也许有时我们意识不到它，却受到它的影响，比如复旦学生登黄山遇险，求救以后发生了悲剧，很多媒体报道， 复旦学生也有很多反思。于是就有这样一种观点：要加强管理。对啊，学生怎么能乱跑，给警察添麻烦。“加强管理”，出了任何事情，都会有这种“正确”的反 应。加强管理，是不是就等于设限，甚至不准？
这是很奇怪的，比如一个学生，想加入社团练书法，难道不批准就不能练书法？对学生社团根本不应该提这种要求，但大家都习以为常。学生可能有风险意识不够等等问题，这恰好是成长过程中管理太多的原因。
如果一个人有独立意识，有独立判断、独立承担风险和责任的能力——当然是相对的，也可以向大姨夫二姨夫求助，那么他可能自己选择不去登黄山，跟“加强管理”以后是同样的结果，但这是两套思路，两套治理和教育方法。
所以，高校应该摈弃这种陈腐而且不知所云的语言。我喜欢的是什么词呢，独立。上海有翟明磊办了个网络报纸叫《壹报》，我说我办的话就办《独报》，有报天、天、独。独这个字，是非常重要的。
在媒体中能做到独立而不迎合任何一方，是非常不容易的，那么大家猜到了我最喜欢的杂志是什么？《独唱团》。
我对《独唱团》的命运非常遗憾，且不说他的内容，难得媒体名字里有个“独”字，就这么没了。另一个遗憾的原因是我的稿子还没发，稿费还挺高。（观众笑）
我喜欢“独”字，所以要给《独唱团》写稿，但比较懒。我拖，他们又要送审，最终没发成。他们被禁了，我倒来劲了，文章没发，但也要秀一下。我写的是个小说。（展示截屏）
这是个串烧故事，和笑话有关。要不要我给大家讲一个笑话？这是一个色情笑话，需要了解一点历史背景。在我成长的年代中，各家里都有很多领袖像，风景 山水，但衬的不是美女，是领袖，毛主席在井冈山啦，毛主席去安源啦。有兴趣的人可以研究一下，这是要传递什么信息呢？很有意思，所有的领袖，都喜欢干这种 摆个姿势照像的事，被国会管得多的领袖干得少点，国会管得少甚至不管的，就干很多这种事，画像到处都是。
有那么一天，波兰文化部长就找了个画家，让他画个《勃列日涅夫同志在波兰》，画家说好。过一段时间部长来看画了：只见画面里是一个房间，窗外不风 景，房间里一张床，床上一对裸体的男女。部长大怒：“这女人是谁？”画家回答：“勃列日涅夫同志的夫人”。“这男人是谁？”“勃列日涅夫同志的司机”。“ 勃列日涅夫在哪？！”“勃列日涅夫同志在波兰。”（观众大笑）
当然这是一个解构，所有的政治笑话都是这样；但也是一种发泄，甚至一种严肃的表达。我要通过这个故事，过渡到我的主题：网络。在网络时代，这叫恶搞，但恶搞这个词本身特别恶，也是一个圈套。
其实历史上从来都有恶搞，四大名著似乎三个都是恶搞，现在要拍电视剧，大家就说：“不许恶搞名著！”不知名著就是恶搞出来的。崔健明后天要在北京搞演唱会，他的成名曲《新长征路上的摇滚》，就是恶搞，只是当时没这词，把这词往他身上一搁，他就搞不成了。
只是网络时代恶搞现象更突出，更容易，得给它一个说法，这个说法就被“恶搞”这个词给占了。网络的成就之一，其实就是恶搞丛生。庄子说：“以天下为 沉浊，不可与庄语”，穆勒说：“专制使人变得冷嘲。”我对恶搞的定义，是弱者的武器，这句话来自美国学者James C.Scott对东南亚农民生存及反抗的研究。
这位学者说，对马来西亚农民的反抗，有精英式叙述：起义呀，反抗呀。可这是精英话语，其实民众在起义中是被忽悠的。“枪在手、跟我走”，像《让子弹 飞》里说的那样，民众就被忽悠了。其实民众有另外的反抗形式，比如偷懒呀，撒谎呀，搞破坏呀，去对付那些权贵，讨回自己的一点点利益。
喝咖啡的周立波先生前一阵在微博上惹了点事，他说：“网络是一个泄‘私粪’的地方，当‘私粪’达到一定量的时候，就会变成‘公粪’，那么，网络也就是实际意义上的公共厕所！”他的本意是让政府不要太在意网民，太在意就是“自宫”了。
周立波不知道政府就该在一定程度上“自宫”，雄性荷尔蒙太强的政府不是现代政府。他另外说的一句我倒在字面上同意，在网上骂人的人，很多其实是现实中的“可怜虫”，（因为“可怜虫”们需要表达的权利！）
林兆华曾导演过一个话剧《厕所》，开场就是一排人蹲在厕所里，边排泄边聊天。观众很快就明白了，厕所就是当时的公共茶馆，也相当于现在的微博。
说到厕所，这里有一个照片（播放照片），前一段时间我们访问台湾时走访了一个店，以前曾是“革命者”们常去聚会的店，它的厕所墙壁上，写满了各种各样的话。
我不知道现在的大学如何，以前的大学，课桌上写的是情书，厕所里写的是粗口和色情，当然现在厕所越来越高级，不容易写上去了。在我住的小区里，以前厕所墙上写的是小姐的电话，现在，是同志的电话。（观众笑）
现在，台湾人或许不用在厕所里写这些了，即使写也是行为艺术，但当时，那是一种压抑的需要。如果现在大学里也不再有这些，那么跑哪里去了呢？也许很 大程度跑到网络上去了。周立波呢，现象说对了，评价是坏的。有一天也许也不在微博里了，去别的地方了，社会要给厕所政治一条出路。
“我爸是李刚”，这一句话引发了对“李刚门”的围观，我认识几个叫“李铁”的人，很后悔，“恨铁不成钢”。（观众笑）回顾这几年，很多人开始把自己 和“李刚”，也就是不正当的权势区分开来。“我爸是我爸，李刚是李刚”，不是对命运的抱憾，而是对自己的骄傲，假装羡慕，其实是调侃、嘲讽和切割。
以前我们在电影里经常看到这种场面：一个人临死前，挣扎着说：“把我的全部存款，二百五块，都交党费吧！”或许有一天，会有人在这种时候对孩子说：“孩子，你爸是你爸，李刚是李刚，你爸是清白地。”
对2010这一年，该怎样总结？我们知道媒体都爱做年度终结，但有些现在觉得很难做了，原因之一是有的故事很悲惨，有人说本来以为去年唐福珍自焚事件已经是句号了，没想到今年还有更惨的。
但2010年也有另外一条线索，从1月GOOGLE宣布退出中国，到12月诺贝尔和平奖，这条线索显示了与某种强大权势切割的努力。
这么多年，教育让我们相信邱吉尔的话：“没有永远的敌人，也没有永远的朋友，”这句话把利益绝对正当化了，让我们相信企业眼里只有利益，而且可以不择手段。
所以很多人到现在都不相信GOOGLE 的选择与正义有关，而宁愿相信它是商业失败者，是要以体面的方式退出市场。所以，最重要并不是GOOGLE怎么选择，而是我们对这个事件的看法。也有一些 人在1月的寒冷中到GOOGLE的办公室，献花、高唱《草泥马之歌》，这就是切割线的开始。
百度从GOOGLE退出中得到好处，不管它的道义怎样，但能挣钱，它的股票价在纳斯达克节节攀高。新浪微博的繁盛也是2010年另一面的表现之一，这既见证了新浪这样一个商业公司对中国网络环境的适应，也它见证了个体网民对话语平台的如饥似渴。
就微博来说，很多人在上面喊的仍然是极权的口号，但如果那不是被控制的，就也有意义，社会是多元的，都应该有发声的平台，不需要所有人都主张自由主义和民主，关键只在那是否他自己的声音。
比如宜黄@钟如九，她就在微博发消息，当然也有一些官员，像@伍皓，不管他是在那里秀也好，说真话也好、说假话也好，都是很值得观察的现象。
富士康的系列跳楼事件是很悲惨的，但就在不远处，今年5月，佛山本田汽车零件厂的工人罢工了，这很重要。
在改革开放之前，农民把自己的收成交给国家和城市，改革开放之后，他们直接把肉身送到城市。他们的孩子在城市长大，却只能被称为“新生代农民工”。 5月，这些农民工在佛山发出了自己的声音。以往，我们听到的总是只有政府和少数专家、精英的声音，而佛山罢工事件，让这些所谓新生代农民工，作为要求公民 权利的个体出现在历史的现场，虽然有些随后的罢工没有成功。在“有关方面”看来他们可能是不安定因素，其实，他们是向上生长的力量，如果他们的声音被压 制，就可能会发生一些冲破底线的事件。
上海静安大火被大书特书，那么多民众自发去献花，在媒体看来，这是在开始走向公民社会，我看也是为菊花正名，“满城尽带黄金甲”，那诗大家都知道，在其中菊花是暴力反抗的体现，而在上海，菊花是默默的、有力的、深情的……表达。
我不想说历史到了关口，但2010确实是重要的。此外，我们也一直在倾听，而且希望能听到更多声音，包括总理的声音，从3月的要让人民有尊严，到后来的政治改革……
当然，“我爸”和“李刚”之争是不是从今年开始的，所以我用去年的年度网络关键词来结束我的讲演：不要被代表！以上讲的一共是两点：一个是“个人”，对个人权利的关注，一个是“底层”，对底层政治的关注。谢谢！
以下请讨论，大家给点面子，提几个问题。（观众笑）
（听众提问均略）
“李刚门”发展到现在，越来越证明，他爸就是李刚。当然对车祸现场发生了什么，我并不知道。这两天又有一个类似的事件——钱运会死亡事件，当然（谋杀论）也可能是谣言，不过谣言也是政治——为什么会出现谣言呢？
其实事件本身很可能是简单的，如果信息被屏蔽了，那就会变得复杂。至于真相，什么是真相，还真是一个问题。出于各种各样的心态，人们会相信自己感受到的真相，这种相信是真诚的，那么，他感受到的真相，或许就是真相。
我刚才说到，时评要坚持自己的想法。时评现在也是一门“显学”了，各种各样的作者都有。要排除掉诱惑：钱的、权的、精英的……很不容易，我也没有完全做到。
我有些时候也尽量写自己的亲见亲为，但另一方面，不可能所有事都自己看到。有些人认为新闻就得马上、立竿见影，但我脑子比较慢，所以会用一些时间去核实，但也有用错材料的时候。
新闻专业主义的态度，和“文以载道”是有区别的。
怎么报道惨案和灾害的伦理伦理要求，或许也是一个话语圈套，确实有这方面的媒体伦理，比如不应该期待不幸、不应该幸灾乐祸，但是，如果有人说，你报道灾难就会造成伤害，（这未必是真的。）起码我从没看到有灾民投诉媒体。
王家岭矿难和静安大火，都有声称说死者家属不愿公布姓名，这很奇怪。空难后第一时间公布死者姓名，这都已经是惯例了，从没见过家属抗议。说家属那么在乎死者的姓名被公布，我还真不相信，因为他们的很多权益，都是借助媒体公布才争到的。
（那么媒体是否应该报道救灾款的挪用滥用问题，这样可能会影响人们的捐款积极性？）
部分民众不捐助，不可能也不应该影响救灾，那是政府的责任，何况政府根本就不缺钱，我们救灾的财政投入可能远远没有被贪污滥用的多。当然绝不是说我们不应该捐助，这是公民社会的基础之一，公民也应该有表达爱心的渠道，但如果一纸命令强收捐助，那实际等于交税了。
有些媒体天天说要征税以压低房价，我觉得很奇怪，首先这个逻辑是不成立的，其次，政府“半夜鸡叫”就征税，太奇怪了，看看国外为增点税要争论多久。总之，有人不捐不应该影响救灾，其次，若捐款被挪用，当然公众有权知道。
（关于“好总理”）
“人民的好总理”，这似乎是一个想象。我提醒一个事实：1949年以来，几乎我们每的一届总理都是“好总理”。这是对中国传统的明君、贤相、良臣期待的延续，没有明君就期待贤相，没有贤相就期待良臣。我们在想象“好总理”的时候，都想象他和一把手不一样。
对周总理，我们会说，他在“文革”中是想保护那些老干部的，但做不到，所以很痛苦；对温总理，我们又会说，他是想改革的，但做不到，所以也很痛苦。 这或许是真的，但更有可能是想象。如果基于现代政治的要求，可能有另外的看法：总理是说了应该让人民有尊严，可事实是有那么多人还没有尊严，对这么多社会 问题的存在，领导者应该承担责任。
所以，要转向公民社会，（而不是期待贤相。）访问台湾时，我了解到非常重要的经验是，上世纪80年代的社会运动,为社会转型提供了很好的基础。
“不被代表”不是操作层面的，而是表达层面的。在选举政治中，我们其实逃不脱被代表的命运，除非你当议员、代表别人去竞选。可思考的应该是：我们该如何被代表？
我说的网络政治和技术手段关系不大，技术手段，那些神马都是浮云，都会过去的，以前写在羊皮纸上，现在写在网络上，其实差不多的，是要表达。所以，与其问网络该怎么样，不如问我们的表达机制应该如何才能更好。
当然，我觉得微博很重要，其实博客时代就已经开始了，不过写博客还不太容易，那似乎是写文章，要正襟危坐，不是一般人能写得了的。微博似乎更接近（公共）讨论的本质：坐在大槐树下聊天，谁都可以发言，不太被精英控制。
我有很艰难的时候，也有很绝望的时候，但我不想说媒体的前途有希望还是没希望，不会让你有希望就做，没希望就跑。我们要在绝望中寻找希望，在悲观中乐观，在无力中前行。
我们是可悲的一代，在被洗脑和重新自我洗脑的过程中，浪费了很多时间。如果能更早想明白，那当然更好，所以对现在的孩子来说……教育不应该是灌输，而是培养能力，相信复旦大学很多老师在做这样的工作，不只是动手的能力，还有思考的能力。
我们上大学的时候还好点，都是一种学习的心态，当然也有问题：“崇洋媚外”，对“西方”的强烈抵抗心态，是上世纪90年代以后才出现的，当然也是对全球化的反弹。
我不追求短期目标，虽然有这种目标的人更容易成功。
（关于在网上回复提问和写作的真诚）
我尽量回复网友的问题，但时间有限，而且很多问题我已经在文章里谈了。至于说有人写文章不真诚，社会上总有不真诚，不要苛求别人，首先自己要有识别能力，而且，自己写作的时候，要真诚，与其苛求他人，不如自己成长
语言是存在的家园，你见到的一切都可以还原成语言，所以，正因如此，我们要对语言警醒，要尽量避免拾人牙慧，避免被别人通过语言控制。
以前我做媒体的时候，也讨论过“三个代表”这样的话题，一边在里面塞些自己的东西。但现在，我更认为，要说自己的话。比如《南方周末》，它的语言就不一样，形式就是内容。
我是尽量避免使用“别人的”语言，特别是有圈套的语言。在回答某些问题前，我先会想，这些语言背后有什么。好了，现在该男生提问了。（观众笑）
文章让人不能读懂，这是写文章的人的问题，所以我尽量写得明白。当然首先是要想明白，自己不明白当然不能让别人明白。如果说明白了还是挨骂，那没办法，只能说很遗憾。我的博客www.changp.com现在被屏蔽了，以前我一发博客，就有人来骂，太勤奋了。所以永远都有讨厌你的人，这没办法。
真正可恶的是另外一些人，被组织来、拿钱骂人的那种。我不和这些人讨论，当然他们也不会真讨论。为什么要建设政治，就是要讲规矩，不能搞黑社会、特务政治。有人还公开宣传培训了多少网评员，真是不知耻。
所以关键不是你的观点对错，而是你的程序、你的行为正当否。一个言论的自由市场上，不应该有人欺行霸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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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长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