偌大一片土地，如果不能给予知识分子享受思维的乐趣、安贫乐道，而是驱逐他们，容不下他们一张书桌，一支笔，那么，对于社会的其他群体来说，这显然是一个极其糟糕的信号。
真正的社会变革，将来自于我们的心灵革命，来自于健康的公民运动，它不再呼唤英雄和领袖，它植根于每一个公民的个体觉醒，它需要一点想象力，一点空间，再加上一点时间。
请给自己一点想象力，给别人一点空间
— 彭晓芸
【什么时候，我们变得如此有受迫害恐惧症呢？任何境遇，难道不是生命本来的过程吗？如果带着受迫害的悲壮和悲情想象有限抗争行为，那还是奉劝啥事也别干了。私人生活方式可以文艺，公共行为则要去文艺化。有时候，悲情，审美和暴力是一体的，它们都是人性里一种极端因素的发酵。】
2011年的1月26日，天气，寒冷。写下这条微博的那天晚上，随后便得知了长平老师被南方报业约谈，要求辞职的消息。第一消息源不是来自于他本人，我是在微博看见一条向长平问好的消息，觉得这问好来得突兀，诡异。实在忍不住，去侵扰他本人求证，他平静地说，“我在赶个稿子，赶完再跟你说。”
是的，平静，一如他平时那带有几分腼腆的淡定。所以，我也并不后悔写下这段微博，即便到今日。假如你们想要看见他或者我这个此类当事人展示悲壮或痛楚，那么，你的思维还停留在上一个世纪，只能说，对不起，不能配合您完成一场苦情戏，悲情剧了。
当事情发生在我自己身上时，就在这不久前的一个月内，我依然宁愿相信这是一个偶发事件，也耐心等待出版集团和报社给我正式的书面决议，因此尽管被约谈多次，我一直没有按照他们的要求“主动辞职”，僵持之下，现在处于“被休假”状态；但是，当得知长平也被以同样手法要求“辞职”，我感觉这已经不是一个好的趋势了，对于理性、温和、执着的媒体人表现出的不友善，释放出的信号，让人心寒，而这，这恐怕会加速社会分裂和戾气增长，倒不是说我们当事人会变得怨恨，而是说社会的其他群体，会从这些信号里面找到投射，强化了他们的被剥夺感，这是无论体制内，体制外的人都不愿意看到的局面。此前的我始终相信，这个国家本来可以有更好的未来，且有更为开放平和的心态对内对外，理性非暴力的社会转型方式应该是党内党外，体制内体制外人士的一个基本共识了。
但目前这些糟糕的决策似乎在拼命地打击我所谓坚守理性的天真信念。我相信，这些决策显然是不够理性的，来自一些非理性官僚的某种控制欲的冲动，它们的出台到实施，缺乏审慎的论证和商榷，缺乏对决策的收益和风险的真正评估，说句不好听的话，真正在给党和国家添麻烦的，正是这些决策，真正在制造社会不和谐的，正是这些愚蠢的决策。我很好奇，这些决策是如何从一个官僚的嘴里冒出，然后再传递到下属，下属又如何传递到执行者那里去的呢？
就我所接触的执行者，他们都是一些平时赞赏我，宽容我，甚至在公开场合多次表扬过我的领导，就私人情感来说，不仅无怨无仇，还有一起创业的感情，他们不至于要把人赶尽杀绝，最多剥夺你所谓的要职。是什么样的力量，让这些平素看起来理性的领导，承受巨大的压力，左右为难，并且不得不急于“清理队伍”呢？我至今百思不得其解。
而长平与南方报业的关系，更为久远，相比我在时代周报短短的两年多，长平与南方报业的渊源，从1998年进入南方报业至今，其中有三年离开，迄今已逾十年。聪明的媒体掌舵人都知道，长平在南方报业的地位，可以说是一面旗帜，一个标志性人物，虽然他本人低调、不喜交际，但在精神力量上，他激励了南方报业多少新闻人？拔掉长平，也许对于遥远的北晚文峰，是拔掉眼中钉，但是，对于南方报业，却是一种极为反理性的自残行为，难道他们没有预判过，这是一个导致士气颓败、品牌受损的昏招吗？如何让一个曾经承载着新闻理想，有着行业航空母舰先锋地位的报业集团，终究还是决心作出如此违背媒体市场规律和读者民意的动作呢？或许只有两种可能，要么上面压力巨大，不去除长平不足以自保，勉为其难对长平开了口；要么是这些媒体掌舵人，管理层已经高度官僚化，其理念和价值观已经完全不是报人思维，而是政客思维，为了集团的“队伍清洁”“领导放心”而心甘情愿主动要尽快与长平切割。
但是，无论是哪一种，都已经与南方报业过去的传统，甚至与广州媒体空间、公共舆论一向的氛围相去甚远了。广州的媒体人，素来津津乐道、引以为豪的，便是自己有幸生在了一个空间相对较大，官员相对较为开明的南方之都，媒体强市。如今，我们却似乎只能为自己过去那些曾经发自内心的，对广州舆论环境的溢美之辞感到万分惭愧，是我们曾经太天真了吗？还是时代急遽变化我们来不及适应？
最近这些年，自从这个国家被绑架上了“维稳”这根神经，犹如上了一架不能回头的战车，脱了缰绳的野马，日益趋向一个非理性甚至反理性的暴戾状态，而这种反理性，是官民双方均已染上的病态。正是基于此，这两年来，作为一个从事评论工作的媒体人，我在竭力地呼唤理性的力量，甚至不惜贬低媒体人自身地来反思，媒体人这个群体，是否也沾染了这样一些基因：民粹的、悲情的、戾气的、不科学的、反理性的……因此，我们在尽力地探索，如何寻找新的评论模式，如何更加敏锐地借助社会科学的学术成果，用更为健全的、前沿的理论和分析工具，审慎地来评判当下。在时代周报的评论部豆瓣小组，我还这样写介绍：“时代周报评论部主张建立一种深度评论的模式，祛魅去伪，重视使用知识和分析工具解剖当下中国，而不是简便表态式，也不是敷衍的插科打诨式，力图呈现严肃而值得回味的思考，为转型期的中国及未来的社会变革铺垫理性、建构之路。”
因为我们再清楚不过，谁也不愿意看见历史的悲剧重演，我们自信地以为，中国社会实际上已经有了一个默契和底线共识：社会的变迁是历史的必然，不可逆转，与其回避，不如未雨绸缪，但是，无论是谁，都不主张暴力变革，不主张由社会成员去付出巨大的代价来换取。因此，极端的方式，诸如杀人、自焚、绝食、打砸抢，都被社会渐渐标识为不可取的行为，尤其是这些年来，媒体人付出巨大的努力，在反思过去一些报道对复仇行为这种原始正义的美化和悲情渲染。
而另外一种公民行为，渐渐获得了认可和赞赏，最著名的，莫过于汶川地震当中的志愿者有力的行动，以及刚刚过去的2010年，上海公民自发哀悼“11•15”特大火灾遇难者的集体行动，井然有序的献花和城市乐队肃穆的演奏，这两个社会学意义上非常理性而优雅的行动剧码快速被网民和媒体人所赞赏，并且为他们而感动。而此后的死难者家属会议传达出来的“先问正义，再谈利益”的公民道德自觉，更是开创了一种新的社会冲突博弈模式。
这一切，在2010年的年末，本来是被视为中国社会渐趋成熟理性，公民社会良好发育当中的正面讯息来接收的。
然而情势的急转直下，竟然是在这个意味着新气象的新年伊始。当然，也许是媒体人缺乏足够的敏锐，过于迟钝和麻木，未能敏锐捕捉温差骤变的信号。
如我在微博曾经写过的，“至今无法相信真有所谓指令禁言‘公民社会’。公民社会，源自英文[civil society]，在民主制度很成熟的老牌民主国家，[civil society]与民主的品质的密切相关也被反复论证。即便非民主社会，公民社会对政府而言也不是什么洪水猛兽，甚至关系能否非暴力转型，培育公民社会是为他们自己的安全着想。”
从禁言“公民社会”，到成都商报辞退龙灿，到南方报业以合同快到期为作恶工具，直接解聘长平，一系列的动作，的确在传递一个反理性的姿态，某些具体作恶官僚的倒行逆施，直接主宰着时代的进程，宣告了时代的倒退。
虽然有倒退，但是，从另外一个层面来说，我们也看见了时代巨大的飞跃，看见了新闻人全新的面貌和进步。试想一下，此类处理（当然过去由于高度体制化，开除、解聘较少，而是调岗）在过去都是静悄悄地进行，黑箱操作，除了本单位的人，公众根本无从知晓，而当事人及利益攸关者往往会被严格禁言，而今，我们看见了龙灿坦然回应，我们看见了长平磊落地表达感谢和证实消息，这一切，都是这一代新闻人一种崭新的有限抗争模式，也表达了他们不再做体制的寄生虫的愿望，更为重要的是，呈现了他们坦诚期待平等对话的决心，这一做法，既是对读者的声援和支持的不辜负：你不能假装看不见，那样太不诚实；也是一个开放时代必然会出现的特质：人与人的对话和沟通，已经不再凝聚在严密的组织内部，而是在一个广泛的价值共同体范围内，可以实践最大效应的理解、协调、认同、支持，可以说，社会成员自有其互相取暖的内在诉求和实现渠道。
我不知道，是否由于信息的不对称，资讯的疏离，导致了如今这么强烈的一种社会隔膜，即：那些决策者似乎完全不了解民间，也似乎完全误判了民间，仍然停留在一种严防死守的敌我思维，非要展现一个你死我活的可怖队形，仿佛这样自然就可以吓倒一批人，就达到“杀鸡骇猴”的目的，他们万万没有思考过，如今的社会，已经不复往昔的那种“等级森严”、“资讯寂寥”、“全民依附”了。面对一个回不去的时代，如果还在啃着教科书里的革命史那些招数，恐怕对于官方来说，真会面临黔驴技穷的困境。
积极地拥抱一个新时代，需要给自己一点想象力，给别人一点空间。因此，我怀抱善意地劝告那些决策者，谨慎地使用你手里的权力吧，无论是决定开人，还是决定以政治理由进行经济处罚，这些举动必将让你备受煎熬和折磨，唯一的好处，不过是此时此刻的高升，但真能久远吗？你们自己心里恐怕早有答案。
一个成熟的社会，一个富有执政能力的政府治下的社会，的确应该是一个“和谐社会”，一个“相对稳定”的社会。但是，由于想象力的匮乏，有些人眼里的“和谐社会”和“稳定”，与另外一些人眼里的，似乎大相径庭。社会学里面已经有了非常成熟的研究结论，所谓的社会稳定，并不是一个万籁俱寂的社会，不是一个毫无冲突和博弈的社会。真正的执政能力，在于将社会冲突和社会运动制度化、常态化。这一点，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赵鼎新先生有着非常透彻的认识，他本是一位昆虫生态学家，由于那场悲剧的80年代运动，让他痛彻心扉，从此改行研究社会学，尤其是专门研究社会运动的理论更新与中国经验，他曾经指出：“稳定并不是指社会中不存在政治冲突和社会运动，而是指国家将社会矛盾和冲突纳入体制的能力不断得到提高——这也应当是目前所说的[提高执政能力]的宏旨要义——-从而消除发生大规模、有强烈破坏性的动乱或运动的可能性。”他还说，“如果一个国家把社会运动纳入体制的能力很强，发生极端事件的可能性就会很小。反之，社会运动的参与者就有可能铤而走险，把整个社会搅得天翻地覆。”
这样一些清醒的认知，恐怕对于已经走入维稳死胡同，已经把维稳当作利益道具的官僚来说，践行起来有一定的难度，他们或是缺乏想象力，或是即便能够明了这些事关全局的道理，也不愿意牺牲自己的局部利益、眼前利益来成全整个社会。这便可理解，为何在维稳机制里面，条块分割是那么鲜明，只要驱除出去，不在我的眼皮底下，我的管辖之内，便可高枕无忧，哪管外面硝烟四起，一片狼藉，可见这些人的路径依赖是只对自己负责，对上级、对高层，乃至于对整个国家，是不需要负责的。
一个国家，最不危险，最文弱的，不过一介书生，知识分子坐而论道，看似高蹈，实际上在一个成熟的社会，最具影响力的，最具颠覆性的群体，是政治家、企业家、科学家，甚至一个电工、一个网络技术人员，也比人文知识分子对社会的实质贡献要大，收入要高。所以在一个发育成熟的社会，很多人文知识分子和艺术家，都仅仅是社会的边缘群体，他们是一群散漫的、行动力较差的、热衷于享受思维的乐趣的思享家，既不是革命者，也不是害马之群，更加不是任何人的敌人。
偌大一片土地，如果不能给予知识分子享受思维的乐趣、安贫乐道，而是驱逐他们，容不下他们一张书桌，一支笔，那么，对于社会的其他群体来说，这显然是一个极其糟糕的信号。
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时代向我们展开了，它必然不会再重复过去走过的任何一条道路。丛林法则之下的报复正义已经被普世价值所否定，而过去那些曾经与“英雄”联系在一起，被高度赞美的农民起义之类的暴力运动，也已经被日益达成的共识重新定义：那些暴力行动，并不是革命，而只是一种反叛，并无改变社会的根本格局和价值系统。
真正的社会变革，将来自于我们的心灵革命，来自于健康的公民运动，它不再呼唤英雄和领袖，它植根于每一个公民的个体觉醒，它需要一点想象力，一点空间，再加上一点时间。
草就于2011年1月28日凌晨
【太累，没精力通读一遍，请路过的人帮忙指出错别字，谢谢！也感谢此前那些声援过我的人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