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常非常
来源：牛博
这两天在读郭宏安译评的《恶之花》。之所以叫“译评”，是因为郭先生在自已的译
作前面有个很长的评论作为代译序。用封衬上介绍的话说：“译序长达14万余
言，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作家作品做了系统的科学的分析……”——这句“以马克思
主义为指导”好比一个漂亮女孩脸上被人吐了一口痰一样。
郭先生的译笔虽不是上佳，但也尚佳，评论中虽不乏“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陈词
滥调（比如“波德莱尔一方面对资产阶级怀着轻蔑和仇恨，往往表现出不共戴天的
情绪，但另一方面，生活范围的极其狭窄，又使他不能深切了解广大劳动群众的苦
难和斗争，从当时此起彼伏的革命运动中汲取精神上的力量……”我承认，当我读到
这里的时候我禁不住噗嗤了），但谢天谢地，郭先生并没有把马克思主义真正贯彻
到底，因此还留下了不少真知灼见。
看一位译者的译笔好坏，如果是小说，往往一下子感觉不出来；但是若是诗歌，读
上几行就能分辨出来了。
蒋老师书架上有两种《伊利亚特》的译本，我把它们拿给蒋老师念初二的小儿
看，只让他读开头，说哪一个更好，他说：好像陈中梅的比罗念生的好些。这跟我
的感觉一样。
王小波在《我的师承》中提到过类似的例子——
有一次我哥哥给我念过查良铮先生译的《青铜骑士》：
我爱你，彼得兴建的大城，
我爱你严肃整齐的面容，
涅瓦河的水流多么庄严，
大理石铺在它的两岸……
他还告诉我说，这是雍容华贵的英雄体诗，是最好的文字。相比之下，另一位先生
译的《青铜骑士》就不够好：
我爱你彼得的营造
我爱你庄严的外貌……
现在我明白，后一位先生准是东北人，他的译诗带有二人转的调子，和查先生的译
诗相比，高下立判。
王小波还说——
现在的人会说，王先生和查先生都是翻译家。翻译家和著作家在文学史上是不能相
提并论的。这话也对，但总要看看写的是什么样的东西。我觉得我们国家的文学次
序是彻底颠倒了的：末流的作品有一流的名声，一流的作品却默默无闻。最让人痛
心的是，最好的作品并没有写出来。这些作品理应由查良铮先生、王道乾先生在壮
年时写出来的，现在成了巴比伦的空中花园了……以他们二位年轻时的抱负，晚年的
余晖，在中年时如有现在的环境，写不出好作品是不可能的。可惜良铮先生、道乾
先生都不在了……
第一次看到这话的时候，我有种拨云见日的感觉，对于一些现代大作家（比如茅盾
巴金）的文字，我实在是不敢恭维，倒是在一些名著的译本那里，我发现了一流的
文字。王小波没有说明为何是这样的情形，但道理是显然的：毛《在延安舔屁工作
座谈会上的上谕》给作家们上了紧箍咒，文学都成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文
学，谁想不按党的要求写作，那你就等着挨整吧。于是老舍写了《龙须沟》，巴金
写了《我们会见了彭德怀司令员》，郭沫若的赞歌集一本接一本，都是很好的厕
纸。就这样，老舍最后还是投湖了，巴金死了老婆，郭沫若死了儿子。
在这种情形下，像查良铮先生这样中文外文功底都极好的人转向翻译，可以说是再
自然不过的事情。这对我们的文学来说未尝不是一件幸事：在别的国家，文字一流
的人都去搞创作了，二流文字的才去做翻译，但是真正最需要翻译的作品都是一流
的，而我们的政治局势迫使文字功底一流的人去做翻译了，于是我们有了一流作品
的一流翻译。这些译作为我们贡献了最优美的现代汉语，也给我们的文学注入了新
的手法，新的叙述，新的情感，新的思考，没有它们，所谓“新时期文学”根本无法
想象。
因此，我在这里再不厌其烦地重复一下王小波的劝告：“想要读好文字就要去读译
著，因为最好的作者在搞翻译。”
令人痛心的是现在一些出版者唯利是图，找一些甚至根本不懂外语的人把老译本胡
改乱改一下就拿去出版了，青少年读者不明就里，还以为世界名著就这个样子
的，看过几页扔到一边，从此再也不看所谓名著了。故而最后推荐几个我知道的好
译者，朋友们也可以跟着推荐一下。
朱生豪（《莎士比亚全集》，与梁实秋的译本相比，朱生豪的译本更传神。梁实秋
的译本是亦步亦趋的翻译，如果想借助译文读莎士比亚原文，梁实秋的译本是很好
的帮助。好像梁实秋的本意也是如此，所以他的译本大多数都是英汉对照的。）
傅雷（人生中读的第一本外国文学名著就是傅雷先生翻译的《搅水女人》，迄今我
仍然觉得这是巴尔扎克最好的作品，或许是因为傅雷的译笔太好了）
查良铮（王小波已经提过了，不过也许大家不知道查良铮是30岁开始学俄语的
吧，然后学了几年就开始翻译普希金了……）
高植（他翻译的《战争与和平》改变了我对托尔斯泰的看法，之前看周扬翻译的《
安娜卡列尼娜》味同嚼蜡）
荣如德（他翻译的《白痴》给我印象极深，提到那位好色的公爵，他说是“寡人有
疾”，这绝非俄文中可能有的，但是读起来好玩极了）
请大家继续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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