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连番上书到连锁反应
1904年是立宪主义进入朝廷的关键年份。除了名士商绅张謇这一条线外，驻外各国使臣联袂上书，或连番上书，对立宪的推进，也起了无以忽略的作用。该年2月，日俄战争在中国东北爆发，3月，即有驻法使臣孙宝琦、驻俄使臣胡惟德、驻英使臣张德彝、驻比利时使臣杨兆联名上奏，要求变法以激励人心。4月，孙宝琦又单独上书政务处，直接吁请立宪。在他看来，新政以还，谕旨不为不多，但事功并不显著，原因在于“未立纲中之纲”。如果要打破局面，“则各国之立宪政体，洵可效法”。该书指出“欧洲各国，除俄与土耳其外，皆为立宪之国。而尤以英德之宪法为最完备”。因此孙“吁恳圣明仿英德日本之制，定为立宪政体之国”。
孙的上政务处书在清廷立宪史上地位重要。这是当时《东方杂志》谈“中国立宪之起原”的记述：“时孙府尹宝琦适奉使于法，首以更革政体为请。疆吏如署江督周制军馥、鄂督张制军之洞、署粤督岑制军春煊又以立宪为言，而枢臣懿亲亦稍稍有持其说者。乙巳六月，直督袁制军世凯奏请简派亲贵，分赴各国，考察政治。”
这是体制内的连锁反应，它的舆论反响甚至更大。孙的上书刊登在《东方杂志》上，立即形成一个舆论中心。后来的宪政学者（台湾荆知仁）这样评价孙宝琦：“孙氏此议一出，朝野歆然景从，真是空谷足音，如响如应。前此之言民权、言议院、言变法者，均纷纷转以立宪为事。”自此，立宪为新政纲中之纲，抑或，清末政改从新政到宪政，其眉目和目标都已经十分清楚了。
这里不能忽略的是，清廷接受立宪与当时正在发生着的日俄战争（1904年－1905年）之间的关系。换言之，是立宪派及其舆论抓住战争这一契机把清廷逼上了立宪道路。1895年的甲午之战，日本这一蕞尔小国战胜了庞大的中国；十年后，它又战胜了同样是大国的俄罗斯。这在立宪派眼里，日本的胜利是（立宪）制度的胜利，而中俄两个大国的失败是（专制）制度的失败。因此，古老的中国要起死回生，无他，必须向东邻日本学习，变专制为立宪。
不仅张謇在给袁世凯的信中称“日俄之胜负，立宪专制之胜负也”，更有舆论指出，今欧美之国，无一非立宪国家；处在这样一个环境中，立宪之于中国实乃势之所趋。自1895年中国败于日本，朝廷认为最大的边患是日本，因俄国与日本在中国有利害冲突，遂采取联俄制日策略，试图以北邻对付东邻。十年下来，俄国不仅是朝廷援引的对象，也是效法的对象。此次俄国兵败日本，舆论就此大做文章。
1905年第6期《东方杂志》的“社说”，尖锐批评朝廷效俄之病：“横览全球，凡称为富强之国，非立宪即共和，无专制者。而使我国家早成宪政，然而不行者，因其中有一俄国焉。其国则称为强盛，其政体则称为专制，……于是政府遂以俄为口实，以拒绝民权……自有此战而此疑释矣。使以日俄之胜负为吾国政体之依违，则不为俄国之专制，必为日本之立宪也。”本来，日本战胜俄国应该有很多原因，不独制度，而且未必不与制度无关。但国人从制度立论，这既是国人的普遍认识，更是国人的普遍心志——借他国而说己事，亦必改专制而为立宪。势已至此，朝廷最上层已经无法罔顾这强大的声音。
正是在这一势头之下，姗姗来迟的袁世凯方才出面。1905年7月2日，他连同两湖总督张之洞和两江总督周馥，奏请朝廷于12年之后实行立宪政体。仅仅半个月，朝廷的态度出来了，这就是本文开头光绪下颁的派臣出洋“考求一切政治”的谕旨。其中派出的大臣分别是载泽、戴鸿慈、徐世昌、端方，后来又加派了绍英。
在慈禧看来，派臣出洋只是考察，如果确实没有弊害，即决意实行。毕竟立宪是舆论所迫，虽有朝廷命臣、封疆大吏和海外公使轮番上书，但立宪到底是个什么玩艺，慈禧、光绪并高层几位军机，几乎没有一人清楚。9月下旬，五大臣离京时在车站挨了革命党人吴樾的炸弹，朝廷大惊，反对派借机动摇，考察事一时受阻。
也就在该月，驻俄公使胡惟德从俄罗斯传来消息：自日俄之战输于日本，“俄已公布宪法”，因此他请求朝廷“亟宜仿行”。连老大帝国俄国也开始准备立宪，这对朝廷震动当然不小。何况出洋考察的成命也难以收回，因此清廷不改原议，重新改派大员出洋。
这是朝廷在立宪道路上迈开的第一步。这一步很被动很迟疑，也很波折，但终究艰难地迈了出去。 （待续）■
作者为南京晓庄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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