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脚城市：城市之中是另一个城市，它坐落于游客的地图之外，存在于我们的视野边缘，它已然成为世界下一篇章的独特布景，它被奋斗和承诺所驱动，被暴力和死亡所折磨，被忽视和误解所扼制。这里的历史正在书写，但大多被人忽视，这些地方像重庆边围的六公里，巴黎郊外的克利希苏布瓦镇，孟买百万人口的落脚城市达拉维，还有洛杉矶边缘的康普顿——上述所有地方的定居者都来自乡村，这些地方的功能就是驱使人们涌向城市，享受这里的都市生活，并为下一波外来者提高支持。世界上的这些地方有许多的别称，像贫民窟、Favelas（巴西）、Bustees（印度） 、bidonvilles（法国）、ashwaiyyat、棚户区、kampongs、城中村、gecekondular（土耳其）、还有发展中国家的许多低收入者社区，也包括像移民社区、少数民族地区、问题郊区、Plattenbau developments、唐人街、Little Indias、西班牙宿舍、城市贫民窟、富裕国家的郊区住宅区，这些区域每年吸纳200万人口，他们大多来自发展中世界。
当我们审视落脚城市的时候，我们往往将它们看做固定的实体：一个通常健康设施不佳、容纳穷人居住的廉价住房的聚集地。在城市规划者和政府的眼中，这些区域常常被定义为毒瘤，是在一个原本健康城市上滋生的癌细胞。而在他们的居民看来，正如巴西前总统费尔南多恩里克卡多佐（人名）所言，“这里更多地是被定义为生态学上的群体，而不是社会系统的一部分。”
这种偏见在西方导致了悲催的城乡住房政策，正是这使巴黎在2005年时爆发冲突，导致伦敦在20世纪80年代发生骚乱，并使阿姆斯特丹在本世纪前十年陷入凶杀和暴力之中。这又致使在亚洲，非洲和南美洲出现更糟的政策，即贫民窟清除计划，使居住着成千上万人的城市贫民区被肆意拆除。或者，在畅销书和流行电影中也为我们提供了另一种描绘，众多落脚城市被视作一种类似于反乌托邦式的“布满贫民窟的星球”的扩展，一种无间地狱，这里稳定数量的穷人被安排到由充满敌意的警察看守的像监狱般的街区，他们被剥削性企业残酷虐待，被歪门邪教所欺诈。当许多落脚城市被国家遗弃或自由流动的模式被打破后，上述遭遇显然成为他们的宿命。然而，仅仅着眼于落脚城市的一般情况时，就会忽视它们的巨大成功之处：无论是在发展中国家或是西方国家，最成功的地方在于它们是催生一个新兴中产阶层、摆脱农村可怕贫穷、结束不平等的重要渠道。
从农村来：每年六月，瘦骨嶙峋的孟买年轻人，遍布在北部密集街区，在锡顶房和塑料屋外，拉送混凝土地板和铺路用的石子。他们成千上万住在这座落脚城市的边缘。他们还不是这里真正的居民，他们认为自己还是村里人，现在正值最大的水稻收割季，他们再次成为农民。他们聚集在拥挤的达德拉火车站站台，在这里他们用长期积攒的卢比卖一张三等的火车票，单程票价售一美元，然后搭乘康坎铁路慢车，挤在车里长椅上，把头伸到铁条封住的窗户外，随着火车启动嘎嘎作响，开始了八个小时的旅程，一直沿阿拉伯海向南进入竹林并一直到达印度马哈拉施特拉邦南方的农村稻田。
如果你想体验原始的大迁移，想要看到三分之一的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所迈出的第一步，也是重要的一步，那就在农忙时节中加入到这场从火车、轮船或小巴士等不同方向汇聚而成的返乡潮吧，那样你才更有可能体验到。正是在这种返乡运动中，新型都市才最一体化，才最有可去形成导致持续不断的“外来潮”的体系，它们作为政治和经济中心的价值才最能体现。他们向城市迁徙是农村进程的一部分，首先受制于季节因素，就此单一个体为较大社区的形成建立了联系。世界上除了战争地区的任何地方，你难道会发现农村家庭收拾行装，然后集体一次性迁移到城市吗。它不会这样发生，就像大多数情况不可能会像十九世纪欧洲和北美由农民实现的城市化一样。世界上人口向城市的迁移会受到农业和经济、政治和气候的推动，以个体或村民群体往复运动的方式实现的。
失败之城：深圳，位于在中国大陆的南端与香港隔海相望，是世界上最大的人为专门建造的落脚城市。最早在1980年，这里是一个25000人的小渔村，当时的主席邓小平宣布它成为第一个经济特区，取消对工人自由流动的限制，并允许实行资本主义。它迅速膨胀成为一个工业中心，到20世纪末，人口的官方数字近九百万，但实际数量可能在1400万以上，这是由于工人宿舍中住满了来自中国各地农村的大量暂住性外来务工人员。它催生了不断兴起的中产阶级，一个领先的高科技产业，及中国最好的一部分大学。这里是iPod和耐克鞋的制造地，还有西方世界的许多服装和电子产品也是产自这里。然而，今天的深圳，无论从何种角度衡量，都是一个失败的落脚城市，当地工人缺乏，成千上万的农民工离开返回农村。
您在深圳的外来工中不必花费太长时间就能意识到这一问题。这里近百万的打工者在密集的高楼中买下了自己的公寓，把他们的家搬来，并定居下来——但几乎所有这些人都是熟练的技工，技术员，管理人员，或拥有大专学历。而对于普通的工厂工人，这个梦想则无法负担。像任何落脚城市的务工者一样，他们开不起一个简单商店或启动工厂。在中国其他的城市，包括北京，重庆，原先的农民数千或数万人聚集到自建的“城中村”中——像六公里。在那里，他们可以建立一个虽然简陋但不乏温馨的最初的家，并开一个小商店，餐馆，甚至在地下室里建启动工厂，世界各地落脚城市的居民都是这么做的。
但是，这些自建社区在深圳已不复存在。 2008年，我曾试图访问其中最后的一个“城中村”，称为民乐（“快乐人的村庄”），位于城市的西北边缘，但却发现这里仅存一片狭窄的，被推土机推平的土地，当中许多的建设工人正在建造更为密集的居民楼。
世界各地的学者和官员们开始意识到，农村外来人口社区对一个城市的未来至关重要，而不仅仅是一个需要被清除的问题场所。在过去的十年中，政府观点正经历一个戏剧性的变化。尽管如此，在诸如孟买和马尼拉等 落脚城市，贫民窟被拆迁的做法仍很常见。这些推平铲除的做法破坏了落脚城市的经济和社会功能。即使在被驱逐贫民窟居民都被安置在简陋的高楼公寓的情况下——亚洲和南美洲通常的做法——这一切已不再可能，他们不能再去创造商店，餐馆和工厂以适应社会需要，或形成连接乡村都市的有机网络。人们变得无法自食其力，他们的社区也无法维持。
是贫民窟，还是落脚城市？：基贝拉，与大多非洲贫民窟一样，是一个真正的落脚城市。虽然它90多年前已经在西南内罗毕存在了，当时肯尼亚的殖民政府将一些园区授予某一战后无家可归的努比亚退伍军人，其中就包括基贝拉，在殖民统治结束后的几十年间，它已成为城市化的重要手段，推动整个乡村地区进入城市。尽管这里条件恶劣，但它确实为肯尼亚和周边国家的穷困村庄提供了必不可少的现金流，它也成功的使一些人过上了城市化的生活。
“我现在是内罗毕的居民，我会讲这里的方言，我也知道在这里如何做一个女人”尤尼斯说，她曾靠在肯尼亚干旱的西北部耕作玉米，木薯，还有干土豆为生长大。在这里，她的整个家庭住在草屋里，通常每天只吃一顿粥。由于对城市知识了解的不断加深，及连续饥荒毁灭了他们的村庄，她和她的丈夫很快就意识到，维持自己孩子生存的唯一机会是到400公里外的城市去谋生路。
美国村庄：洛杉矶南雷东多和西部亚当斯大道交汇处的周围区域不能被误解为是一个村庄。它是一种由前边带有微型草坪的狭窄平房构成的网格，被主干道上的工商业建筑物阻断隔开，这块区域都置于圣莫尼卡高架高速公路的阴影之下。对于市政府所在地西部亚当斯区及南部中心区北角的许多洛杉矶人来说，众所周知的是，这块区域是一个阴暗的，酷热的，汽车拥挤的街区，没有任何种类的公园或绿色空间，他是这座城市人口最稠密的一个地区，也是最贫穷的一个地区。从历史上看，这曾是一个非洲裔黑人区，在洛杉矶人中间的的声名一直是一个犯罪猖獗无法前去的区域。这里没有经济，大街上的广告标志只有戒备森严的酒类专卖店和兑现支票的商店。在 1992年，这里爆发了暴力冲突，罗德尼金暴动导致几十栋建筑物被烧毁，数千家商店被洗劫一空。男人们站在小草坪前，拿枪守护在简陋的商店前，拼命捍卫着他们租用的空间，并立誓将竭尽所能尽快将家迁移到城市的另一部分。
然而，这个角落里，暴乱过去近20年后，已完全变了模样。那些小平房往往被粉刷一新并且得到了良好的维护，前面整洁的花园被纯铁锻造的崭新护栏环绕着，后面一片片的蔬菜长得郁郁葱葱。现在这里的大街更加生机盎然，多姿多彩，这里有了更多的商店、小型企业、繁荣的市场和餐馆，它们装饰着五颜六色、丰富多彩的标志和展示物。这里可能永远不会成为一个美丽和完全安全的社区，但它已经变得更整洁、更祥和、更积极乐观。现在这里的居民主要来自乡村：在这里生活的五分之二的人出生于拉丁美洲的某个村庄，往往与他们的邻居来自同一个地方。居住在这里的萨尔瓦多人每月都前往西联汇款，这无疑是小村庄El Palón最大的现金收入来源，这些数百美元一捆的这些包已经改变了外观和萨尔瓦多村的住房质量，给它电和电视。亚当斯在萨尔瓦多西飞地议员互相帮助移民在此找到出租公寓，找到工作，存钱，设立小型企业，雇用更多的员工，买房子。这个村联网络和像这样的人，这些设备连接毗邻的街道，在洪都拉斯，危地马拉，萨尔瓦多和墨西哥的偏远地区农民几百块，已经把南部和中南部洛杉矶成为一个到达的城市被子。这个街区乱七八糟的包裹，不仅变成更好的地方中美洲的村庄，它也非常有效地运作美国人变成自己的儿子和女儿。
德黑兰的边缘：德黑兰大都市从高处积雪的埃尔伯兹山一直延伸到平坦的卡维尔盐漠，其房屋结构沿路从钢铁和玻璃，石头和木材，到沙砾与泥土变换着。如果您沿着城市去到最南端，再过去，穿过数千公里的原油工业区域，进入到沙漠的边缘，你会发现一处地方，遮遮掩掩周围却干的热火朝天，这里人们进进出出，有建设家园的，有挂着边远省份车牌的车辆，还有沙漠边缘神秘的新定居点。
这里是1979年伊斯兰革命发起和推动之所。而这里现在，在更遥远的边缘处，伊朗新一代正在努力试图开启一个都市，使其从世界中脱颖而出，他们也正承受着失败的伊斯兰政府带来的深刻挫折，而且，播撒着下一次巨变的种子。
2009年夏天，这块贫瘠的德黑兰边缘之地，虽然不大可能，却成为一处是非之所。但内贾德总统连任竞选获胜后这麻烦重重的几个月过去，这里没有了抗议游行，窗户上不再悬挂横幅或建筑物被占领。这些事件主要发生在德黑兰中、北部中产阶级地区，由那些无所顾忌（虽然有些失去了生命）的学生策划举行。在这里，更不显眼的一些事情发生了。当日落西山，夏夜初至之际，横跨南郊区的人群走上附近公共街道的天台，缓慢的齐声高喊着：“真主至大，真主至大”——神是伟大的，神是伟大的。对于一个外人看来，这不过是一种信仰的表现，及对伊斯兰政权的支持。可那时在伊朗，这是一种被禁止的异议行为。
巴黎郊区：Les Pyramides是20世纪60年代欧洲最大建筑设计竞赛的产物，它建造于巴黎周边，是许多国家计划乌托邦之最，这些房子是为不断扩大的法国城市中产阶级而建的，据说这是他们战后为了寻求摆脱巴黎市中心交通挤塞——但几乎从一开始就被占领，，通过精确对面组，农村，非法国工人阶级的战斗谁是他们的方式向内。当你走近，这些金字塔看起来并不那么乌托邦，这些粉刷过的墙壁被雨水损坏，裂痕斑驳，它们的身影遍布的金字塔为12,000位居民提供了的小安全保卫的具体途径，其中心广场被一小拨年轻人占领，并没有被改变。
再一次迁移：1996年，巴西圣保罗外的雅尔丁安吉拉，被称为地球上最暴力的社区。但是在过去的15年里，一个蓬勃发展的中产阶层已经出现，不管你相信与否，这个区域中五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人口做到了，他们足以成为有房阶级。这里仍然是一个贫穷的社区，大多数居住者被雇佣从事着不正规的工作，像送货司机、佣人、建筑工、或电话中心接线员（这里失业者不多），在一些街区滥用毒品仍然是一个明显的问题。但是现在情况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主要街道上，从前的一块被弃置的饮酒场所现在被林立的家具和电器商店、餐厅、冰淇淋店、家装中心所代替，这里的住户平均每家拥有1.5台电视，三分之一有DVD播放机和家庭用车，半数人有手机，14%有电脑，其中一半接有宽带互联网。现在所有的房子都是砖结构；三分之二的住户出资扩大居住面积或改善居住条件，约三分之一的房屋外壁粉刷或涂漆过（粉刷和上漆是世界范围内可支配收入的标志之一）。
一个显著稳定的中产阶级正在贫民区内崛起，将其变成一个更好的社区，即使最贫穷的居民的生活条件也正在并改善。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一度明显中断的进城潮又开始了。
暮光分区：来自马拉喀什的穆罕默德玛劳克（人名）走出史基浦机场，搭乘火车来到阿姆斯特丹西部郊区，映入眼帘的是绿色和规划齐整的景象，令他惊叹不已。远离北部摩洛哥山区灰暗的乡村故土，离开他在马拉喀什飞地仓促的住所，这里呈现的是一种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在他它看来，这里就像一个孩子心中的理想城市，
空间里到处都是繁茂的人造植物景观，构图有乐高还有绿毯。特意与这座运河城市著名的内区隔壁，即壁密密麻麻的大杂烩相对比。规划好的斯洛特瓦特飞地由网格化的齐整的宽大低矮公寓构成，其间广阔的园地。每个建筑物都被一条蜿蜒的安静的街道所分隔，这些街道的边缘由厚厚的草坪和树木组成，它们都与中心城市的喧嚣相隔绝，其中森林公园上空有高架公路穿过。
它创建于20世纪60年代，用来取代一处遭轰炸的工业区，斯洛特瓦特及其最大的街区Overtoomse Veld曾是荷兰工人的近郊居住区。这里的小型公寓只有主要街上才有一线商店提供服务，以防平静而自由的家庭生活不被商业和资本主义所破坏。建筑之间有许多为行人建的公共广场。像整个欧洲许多城郊社区一样，它的灵感来自于勒柯布西耶和国际形式建筑派，它们坚持认为美好生活的关键是对工作区、生活区和娱乐区进行严格功能划分，于是严格分区被运用于此。在建筑效果图上，公共广场被配以一小群浅肤色的人，他们正在交谈，看起来站在户外十分惬意。
“这个地方第一印象堪称完美”，穆罕默德说，“从许多方面看它都是个居住的好地方，但在斯洛特瓦特度过仅仅几个星期后，我才了解到这里的一些事情太糟糕了。它已完全成为一个外来人口的堆积之地，一切都与世隔绝了。”
要翻墙？(发邮件到Gmail):gongminshehui1ATgmai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