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录·头条】
现在总结朱先生的功过，给予我们诸多启示。一是在政治体制不变的情况下，任何优秀的领导人的改革都会南辕北辙。如果这种改革真的有所失误的话，可能也是政治体制的原因而不是他的方案的问题。又如国企改革的失误，也是现行政治体制使得中国官僚阶级明修栈道、暗渡陈仓、巧取豪夺成为可能。
【语录·认知】
朱在任上的工作失误，公认的有三：一是粮食统购统销制度，二是大学扩招且产业化，三是国企改革。第一点争议最小，连朱自己也承认;第二点有点争议，但不怎么公开，其实大家心里明白;第三点争议最大。
尽管如此，我认为朱镕基先生依然是一个可以在青史留名的领导人。但从他至今还对揭露和批判他在三农问题上施政失误的陈桂棣的《中国农民调查》一书耿耿于怀来看，朱也依然是一个不能正确对待民意的政治强人。这是一个很让人感到遗憾的事情
我所说的“社会主义政治本质上就是人民当家做主的政治”，实际只是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政治学的“几何公理”。方先生企图以否定“王先生”为名否定这些基本原理，那是根本办不到的!
确保老百姓严格遵守法律是政府的职责，而保障政府本身严格守法则是包括律师在内的社会的功能。如果权力系统吸纳了所有社会精英，并进而垄断了法律话语权，其结果就是“说你合法你就合法，说你违法你就违法”，乃至权力代言人可以明白告诉某些百姓：“不要拿法律当挡箭牌，法律也保护不了你。”
人总是在一个政治环境里面，不可能完全脱离政治，可是毕竟学术跟政治又不是一回事，你不能够直接的都用政治来管学术，所以这就看你怎么掌握了。
宪政社会主义的政治体制=宪治秩序×{党内民主制+人民民主制(公意立法制度+众意审议制度+公共治权竞选组阁制+司法独立体制)+基层政权与公民社会自治制度+公民权利保障制度}=宪治秩序×{共识型统合民主+竞争型选举民主+协商型审议民主+规制型自治民主+权利型参与民主}=宪治秩序×{一元战略共识层面+二元公共政策竞争层面+多元利益表达层面}。
【语录·观察与热点】
他们面对曾经所犯下的错误却无动于衷，不思悔过，多次声称自己是依法办案，妄想一美遮白丑，企图以撤诉之举来掩盖违法办案的错误，甚至有人公然提出以所谓“见好就收”避免“不远殷鉴”的发生，以所谓“理性”换取“自己想要的结果”。从这些行径中，能感受到半分人人平等严格适用法律的精神吗
作为“反右”先锋之一的刘先生，如果也能稍微明白一下自己作为权力第二三把手的历史责任而顾及一下基本的法律程序，尊重一下宪法的尊严，重视一下基本的人权，何至于后来厄运加身时，即便身为国家元首，手拿宪法也保护不了自己，而惨遭凌辱迫害，死时连一个真实身份都没有？
你说的司法部这种小媳妇的做法，你作为强力部门的一员，难以理解。其实，司法部和公安部如何能比？你们是刀把子，上面得宠着，毕竟江山日常靠你们守着。司法部，排名和公安部差多少？
斯伟江：一个律师给重庆警察的回信
当时立刻想起大一刚来清华的时候，还没正式开学，辅导员给我们开大会。平时满脸笑容的她那天却非常严肃，对我们说，你们知道你们坐在这里有多不容易吗？来了这里，”就别给我占着茅坑不拉屎。”
美国的大学，可以让学生在忙碌中热爱学校，融入大学，而我国的大学，却让一个个好学生把“混”字挂在嘴边。如果要说差距，这是我国大学与国外名校最大的差距。
【语录·治理史鉴】
对于当年狠整刘少奇和王光美，蒯大富拒绝道歉：“毛泽东是霸道，刘少奇、邓小平同样霸道，共产党这个体制啊就是个霸道体制，你没办法说。所以当时我就不抱任何希望了，准备上新疆，上北大荒的，如果当时毛泽东晚点回来，结果就会是这样的。我不觉得应当对他们说对不起
后来因为跃进大别山的策略制定者是第一代领导核心，而执行者是第二代领导核心，于是这次原本失败的行动也就跟着他们伟大起来了。然而，历史就是历史，无法粉饰，也没办法涂改。
1976年6月15日，病重的毛泽东召见华国锋、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以及王海容，说了一番类似“临终遗嘱”的话：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对这些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几个人，在我耳边叽叽喳喳，无非是让我及早收回那几个海岛罢了。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不好就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
在中国的作家群里，在没有掌握一定历史资料的前提下，根据对已故领导人和高干的访谈，进行纪实文学创作，这本身就是让人浮想联翩的事情。在一个充满内幕的国度，他对于某些崇拜权力的人来说，这位“高层内幕作家”的出现自然是风光八面。
批判者从爱国的高度对《苦练》进行批判，即爱国不只是爱祖国的美好河川、历史文化以及人民，而是还要热爱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热爱党领导下的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事业。相反，《苦恋》通过艺术形象散布了一种背离社会主义祖国的情绪。
万军：《苦恋》受批原因初探
戈尔巴乔夫的政治体制改革，最受欢迎的是给了言论自由。1988年6月苏共代表会议通过了《关于公开性》的决议。但没有相应法律规范，但直到1990年《苏联新闻出版法》才出台。在公开性的气氛下，苏共长期掩盖的历史错误被揭露出来，在历史的真相面前，苏共失去了为自己辩护的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