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魅力应该是一种神秘感，一种个性，一种能让人保持好奇心的东西……”艾未未划过一抹轻诡的笑，“就像我太太。”
话音落时，他的太太陆青正打他旁边经过，熟视无睹地拾级而上。被他昵称为“魅力先生”——那条从东北大街上捡回的扫帚狗，欢快地跟在陆青身后，雀跃不已，时时爆发出“汪——汪汪、汪汪”的叫声。
“听！是不是很奇怪？像是人学狗叫，实际上就是狗叫。”艾未未目光和蔼，与他那把浓密、带有野性的大胡子不甚相称；他的声音低缓，与他曾在博客中、媒体上呈现出的尖锐风格，也不太相符：
曾经戏谑张艺谋的导演风格 “就是一个陕西农民，农民种豆得豆丰收了喜气洋洋是很正常，只有极度自卑的人才会这样地骄傲”；
曾将联合反对奥运会建筑“鸟巢方案”的几十名院士比作“上蹿下跳的低能儿”，称“丧失了基本道德与专业品质、美学辨识能力的院士们，为了维护正在失去的天堂而哀嚎……”；
曾在《钟南山的价值几个亿的电脑和不可修复的人脑》一文中写道：钟南山说，偷窃与抢劫的人，和城市流浪人员只有一水之隔。确切地说，中国知识分子、教授与政治流氓也只是一水之隔；
直到最近，他又为北京丰台公安分局对六里桥“流动人口出租房”进行清查一事，而在博客上忿忿不平；
“艾未未不是一个标准的建筑师，更像一个艺术家和社会活动家。”有人曾这样评价他。因而，在2006年他备受争议。
声称“多年不看电视，因为没法看”、“对媒体的良知存有质疑”、 “在博客上发表观点很慢，常在深夜里用一个手指头敲打键盘”……如此这般的艾未未却说：“我常常问自己……我怎么就成了这么一个很难拿、很难办的人？”
“这是一个经典的人格分裂的人”
“面前的这只杯子，你能看到它，可你能看到在此之前，它被谁碰过、它是怎么被制造出来的吗？”艾未未紧盯着宽整桌面上的大口杯问道。
“何况要了解一个人？”继而他追问。显然，他不相信谁能真正被了解，谁又能真正了解他。
然而有一件事比较清晰，他不爱谈及他的父亲，诗人艾青。如果以为他只是出于自尊，如他所说，他没有做“名人子女”的感觉，似乎单薄；如果相信一个传闻，提及他和父亲，在新疆石河子20年的生活，他曾“双眼湿润”过，他会矢口否认，“哭？不可能，我好久没哭了。最后一次掉泪，还是1996年吧。”
那一年，艾青逝世。
“早就记不清哭的原因了，说不明白。”艾未未又绕开了话题，“但不会是因为一家人在文革中生活，那不是我个人的事。”
1967年，一辆拉煤的敞篷军车从石河子垦区驶向条件最为艰苦、路程最为偏远，号称“小西伯利亚”的144军团。途中，大风刮起，漫天黄沙。车晃悠了三天三夜，与车上煤堆混为一团的，还有五口人：艾青、他的夫人、他的女儿、两个儿子艾未未和艾丹。
“敞篷车是没有遮蔽的，一阵大风刮来，把从家里带来的一床草席吹跑了，就剩一张小木凳了。”
颠簸到达农场时,已是暮色黄昏。灯是用一只小铁盖做成的。漆黑中，燃起的星星之火，是浸在油中的一根鞋带。微光如豆，好像这家人在当时怀揣的点点希望。
“后来几年，父亲就凑在这盏灯下，偷偷翻看《法文词典》，把一部罗马史写在一张张过期发票上，发票的纸很薄，很脆弱……他的眼睛就这样瞎掉了。”
身份低人一等，睡觉的地方也要低人一等吧，他记得到达农场的第二天，农场干部将父亲领到一个地窝子前指着说，以后这就是你们住的地儿了。
“父亲带着我一起进去。里面太黑，他进来时，一下子将脑袋撞在了梁上，他猛地蹲在地上，半天不能起身，等他站起来时，脑门都冒出血了……”
现在，艾未未享受自己的领地，没有高空吊顶，空间直至空寂，拱圆的窗子，宛若教堂的某处，他倒无限怀念那个被他和父亲抬高20公分的地窝子，他说那是他建筑天才的第一次展现，在压抑的氛围中，它仿佛让人更安全，“里面冬暖夏凉，屋顶和地齐平，常常有猪从我们的屋顶跑过时，猪的后半身会掉下来。”
身为诗人，父亲不被允许写一个字。白天，分给他的工作就是扫厕所。“长达数年，他没能休息一天。”
如果厕所一天不扫，无疑第二天的工作量将更加繁重。对于扫厕所，艾青倒是心态平静，“他曾对我们说过，他快奔60的人了。这一生有谁为他打扫过厕所，他也不知道，现在轮到他为别人打扫厕所，很正常。”艾未未也平静如水。宛若多年前的一天，他看到父亲满脸墨汁地出现在他的眼前，他一脸惊讶，父亲只淡淡地说，今天挨批斗时，有人把一碗墨从他头顶浇下……“因为缺水，他的脸几天都是黑的。”
作为“三反分子”的子女，艾未未学会了种烟叶、锄草、插秧、砌墙，“各种农活都会，是生活让我赋予它智慧。”盼着一年吃一顿肉，过年时在玉米发糕上加点糖，成了他最大的心愿。
唯有学校是他的心结。“十岁时，就觉得这学校没法呆了。”他是可以一面按社会要求极其熟练地背诵《毛主席语录》，站在伟人像相前，忠诚地做着“早上卷笔时，力气大了，将笔卷断了”之类的请示汇报，一方面又像有另一个艾未未站在身后，观察“这段人类最黑暗最荒谬的时期”。
“如果我死了，我的墓志铭将是，这是个经典的人格分裂的人。”他曾如此断言。
“这是我自己的家，为什么要像陌生人”
1978年9月，艾未未考取了北京电影学院美术系。
“我并不想考。主要是我父亲的一个朋友建议我参加考试。他每天会来看我画画，人特别善良，让我觉着如果不画，我会不好意思。”
在北京电影学院读书的两年，他参加了“星星画展”。而这时，艾青一家才从新疆军团回到北京。一家人寄居在一个朋友家里。“回来时，他还没正式平反，是以治眼的名义回京的。”
回京后，父子的关系还是那么脆弱，他瞅着沉默寡言的父亲像一个怪物，而成为大学生的他，在父亲眼中也是不太入眼。
真正令他苦闷的，还是学校。据说，在艾未未中途退学前，他做了一件令常人无法理喻的事：某个深夜，躁动不安的他将学校画室里的模具砸个稀巴烂。
“倒没那么夸张吧。但当时确实感到很无望。你明明那么无知，那么需要保护。从小到大，学校就是无法满足你。”艾未未哈哈笑道。
1981年，女友出国了。随后，躁动不安的他也出国了，“口袋里揣着30美元，父亲的历史问题还没得以解决”。
在纽约，学校依然令人窒息。在一间建筑学院里呆了半年，他又退学了。他的家变成中国同胞们的“暂留所”。而他在他们眼里，却是一个十足的“怪胎”。
他们不明白他为什么费力出国，不为将来能在社会谋得一席之地而苦心经营。而宁可沿街去敲门，用不流利的英语介绍自己，声称自己没有工作，只要有最低工资活下去就行。给人刷碗、洗盘子、扫地、看孩子，混迹赌场赌21点。“我的赌技在中国人中算是不错的呢。”他不乏
幽默言道。
“青春是原始的，是强壮的，是充满力量的，是残酷的，还有，它又是脆弱的。”
青春如斯？在美国12年，艾未未爱过、恨过，大白天里剥光衣服，立在双子大厦的喷泉前，留下过自己青春的痕迹。
多次成功地举办过绘画个展，自称知识结构很差，认不了几个字的人，成了名符其实的“艺术家”。
更多时，他则像哈姆雷特，“每天早上，在半梦半醒之间，我常呓语是不是还要起床，是不是还要活着……”
直到都市的喧嚣将他真正唤醒，然后又是新一轮的闲聊、思考、无所事事。
原以为额上的皱纹加深了，心里的喧嚣会渐渐隐却，而对于艾未未，仿佛只是音带低沉了，本质还是犀利的：
“我在美国12年，没有一个警察敢冲我瞪眼睛，或检查我的身份证，如果我或我的孩子在冬天大半夜里被人叫起，受到盘查，你让我还怎样爱这个国家？”
“我并不是为犯人说话，但他们也有他们的权利，而且只有法律定义他们确实犯罪，他们才是犯人。”
“公平与正义难在哪儿了？国家机器在行为上就是社会的佣人，他不能越权，不能成为御用的工具，他要怎么管理，应问问公民的意见，而这个公民的意见又无从问起……”
“即使我们国家再穷，也不应从学生身上捞钱，也不应发生病人因为没钱治病，倒在医院门口无人问津的事情……”
“我没有孩子，如果……我能选择……我不确定他是否愿意来到这个世界。”
回中国前，他放弃了绿卡；1994年，办过“黑皮书”、“白皮书”、“灰皮书”，2001年在上海举办过“不合作方式”，后来，赫尔佐格设计事务所在中国参加竞标，他们需要找一个了解东西方文化的人，找到了他，问他愿不愿意参加项目设计工作。“对我来说，凡是不熟悉的事情我都愿意参加，当然我没有去想这个跟奥林匹克有什么关系。我答应去的时候，他们的前期准备工作已经做完，已经到了必须做决定的时候。我简单地问需要我做什么？他们说需要你说出所有看法。”
“一个人要自信，勇敢，相信上天赐给你的一切，就像一颗心脏，看起来那么柔韧，几十年都能够发着强壮的跳声。”
他说他没有家产、没有车子、没有后代，唯有信仰，“要发出自己的声音。即使微小也没关系，哪怕只是痛苦地哼哼，也能证明生命的存在。”
记得刚回国时，一天，父亲在家中突然对他说道，这是你自己的家，是生你养你的地方，你在这儿不用客气，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这句话一直让我深有感触。我时常琢磨，他指的那个家到底是指个人小家，还是整个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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