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汪康哉

 

一、信息闭塞

国际交流压到最低限度。国际新闻一律由新华社发通稿,有倾向性新闻选择新闻解释(按国内政治需要来任意取舍国际新闻)。再由各报一律转发,统一口径,舆论一律,形成三人成虎效应。

对国外形势报忧不报喜。对国内形势报喜不报忧。

媒体一律公费办,发行基本公费订,连读报也是单位安排(每晚二小时政治学习包括读报)。

一般读者无从比对选择,不怕你不信。所以老百姓以为世界上还有四分之三受苦人等待我们去解放。欧美百姓生活比我们苦的多。于是产生了幸福感,知足心。

但上层可通过各种文件简报内参资料了解真情。

作用:统治上形成了信息不对称的优势—-上知下,下不知上;内知外,外不知内。

补充:相比毛时代,如今新闻较以往开放的多。信息控制大大失灵。老百姓知道的内幕多了。自然不满也多了]

二、行政控制

社会的行政化控制,达到有史以来最严密程度。

古代社会,政权不下乡,只到县一级,文革中,行政权力通过单位,一直落实到每个角落每个人头上。

工农商学兵,全国人人都隶属于一个单位(农民归公社管)。单位不仅在经济上控制了个人(农民是工分,工人是工资,外加户粮关系),在行政上也控制了个人(个人诸种自由如长途外出,结婚离婚,搬家迁移,调动工作,上学培训……等等,要经单位批准)。

在政治上思想上也控制了个人(如政治学习,思想汇报,尤其个人秘密档案)。

甚至,单位对个人的控制,还深化到了刑事治安领域。县团级党委有权对员工作出政治处理(轻则发动其他员工开你的批斗会对你进行殴打。中则关进学习班
牛棚”—-单位设的变相牢房,剥夺你的人身自由。重则戴上帽子便你具有阶级敌人身份也即使你沦入贼民阶层从而不具有了生存保障权)。

由于全社会高度统一行政化,因此无论你到哪个地方,都有单位管着你,无论你换了多少单位,所有单位的管理模式都高度一致且前后衔接。

天网恢恢,密而不漏。

三、阶级斗争

“无产阶级专政顾名思义,是阶级对阶级的镇压。

解放初期,土改是真正意义上的阶级斗争。后来全国镇反杀了上百万,也算阶级斗争的延伸应用。

此时,阶级敌人比较单纯,仅仅指地主富农资本家,新政权的原政敌(历届旧政权的骨干警长、排长、保长、支部书记长以上—-称为历史反革命分子)。

后来,罪名越来越随意,阶级敌人范围越来越宽:

从批判清宫秘史”“胡风反动集团开始,意识形态跟不上最高的思路的人员开始成为反动分子

高饶事件开始,党内政斗失败者成为反党分子

从五七年反右开始,知识分子有各种异议甚或无心说错话者,成为右派

从五八年反右倾开始,党内对政策有不同见解者,成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从六十年代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口号提出后,举凡对党对毛对各级官员不满的人,举凡对社会现实不满的平民百姓,成为现行反革命分子

而生活作风等被认为不检点(如通奸,不遵守纪律)的平民百姓,则成为坏分子

文革中更为混乱,打派仗时各派均称对方为三反(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思想)分子

解放前当过地下党或曾被俘的干部战士,多被打成叛徒、特务

文革初期,绝大多数领导干部被当成走资派而被冲击打倒。

红卫兵与造反派在文革中期被压垮时,其中抓了百万人,罪名是“516分子

总之:阶级斗争越来越异化—-从五十年代中期以后,已脱离了马克思主义的本意。

不过,实用价值很大—-打起阶级斗争旗号,就为大规模镇压,放开手镇压提供了理论依据。(比对如今,在民主法制形式下镇压起来缚手缚脚)。

同时有效转移了民众对贫困生活现实的视线(民众以为,生活贫困是因为阶级敌人造成的)。

四、群众运动

阶级斗争是采用群众运动形式进行。通常分四阶段:

1动员阶段:

先由掌权者(单位领导或上级派下工作组),进行大会宣讲,发放学习文件,群众学习讨论表态拥护,统一思想,形成氛围(把可能的反对意见先行压制处理)。

2检查阶段:

每个群众都必须向上级写出汇报材料,坦白自己平时错误言行,并检举同事平时错误言行。换言之,人人检举他人,人人受他人检举,包括动员子女揭发父母、老婆揭发老公。(当时我们私下归纳为人人过关,领导把关;群众互咬,领导观战;挑起矛盾,领导裁判)。温和点的运动里,这种做法叫批评与自我批评。狠点的运动里,这种做法叫阶级斗争时时有处处有”“阶级斗争一抓就灵

3斗争阶段:

掌权者根据群众汇报材料及平时掌握资讯,把群众分类(确定依靠对象、团结对象、打击对象)。再组织前者批斗后者。这样,本质上是领导者掌控一切,但表面上是群众在当斗争主力了。因为会上发言批判、出手殴打、执枪关押、破门抄家的,都是群众中的积极分子。甚至,这支积极分子队伍就叫群众专政队(专业公安机关不出面,只作威慑力量)。

4处理阶段:

运动最后结果是提拔一批人(斗争积极分子们入党提干评先),处理一批人(被打击对象被戴帽、开除、判刑)。

一言以蔽之,此术为挑动群众斗群众”“以群众制群众。制造矛盾,利用矛盾,分而治之,驭下有术。从延安整风发明此术以来,屡用屡灵。

作用:

“群众运动妙处一:形成群众人人自危的氛围,迫使大家欲求自保,互相提防,互相窥视,抢先告密,讨好领导。织成了一张互相监督互相制约的天罗地网。使大家只能规规矩矩,不敢乱说乱动

“群众运动妙处二:每场运动在产生一批受害者的同时,也产生了一批得利者—-利益是发泄了内心施虐欲,利益是公报私仇,利益是火线立功入党提干(古称用别人鲜血染红自己顶子)。况且有专门政策规定:即便事后查明受害者中有被冤枉的,最多解脱受害者,但要保护斗争积极分子的积极性,也不会追究诬告、打人乃至于杀人者的责任。(这样,群众运动始终有群众基础)。

“群众运动妙处三:积极分子希望多整人—-既可满足内心施虐欲,并使自已这类走运者物以稀为贵。妙在已倒霉分子也希望再多整些人下来—-争取立功减刑,并使自已这类倒霉者有更多陪伴以分轻压力。(这样,巧妙发掘并利用了人性中恶的一面)。

补充:反右运动时,群众互咬尚未形成习惯,上级便往各单位硬压指标,规定被打击名额,达不到则拿单位领导人充数。由于毛时代运动每几年来一次,到文革时,中国百姓己习惯成自然,运动号令一下,群众便习惯性地互相撕咬起来]

所以,现在为文革唱赞歌的,许多是当年斗争积极并以此为乐,与人斗其乐无穷的人。

客观地说,领导者玩弄平民于股掌中,有史以来,以此为最成功。

五、贱民阶层

运动中的倒霉者成为戴上帽子(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以及叛徒、特务、走资派)的分子。加上解放初期已划出的地主分子、富农分子。这一批人被打入另册,加上血统论政策使其直系亲属也沦入另册,于是,另册人口成为社会上倍受歧视的群体,成了贱民阶层。

当时习惯上称为“05%”。其实,若加上血统论拖进的直系亲属,该阶层占人口比例应在20%左右。

贱民阶层成员生存状况极恶劣。不允许入党当官参军上大学。工作要最累的,收入要最少的。平时大家都可以随意欺侮他们。甚至于打死打伤完全无生命保障。运动一来,有理无理也揪出来批斗一番,开会时要在会场前跪成一排。(当时有种说法叫把监狱放在社会上群众专政)。

贱民阶层的存在有效保障了社会安定。通过发动“95%”打压“05%”,取得如下效果:

转移视线效应。行政管理上发生的罪责挫折都可以推到“05%”头上。转移了“95%”的视线。

排泄渠道效应。使“95%”可以通过施虐于这些贱民,取得心态平衡。

杀鸡吓猴效应。由于“95%”“05%”之间并无一道鸿沟,县团级党委就有权给平民戴上帽子”—-即把你从“95%”划到“05%”中去。于是“95%”也人人自危,生怕自已由于触怒上意而被踢进“05%”。所谓只许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动表面是对“05%”的公开训斥,未尝不是对 “95%”的暗示警告。

试想,除最高领导人外,连国家主席、开国元勋、元帅将军、省市领导、大学教授、劳动模范们都能从座上客翻为阶下囚,那还有什么人敢说自己就肯定不会掉进贱民阶层的深坑里去了

地位比对效应。从理论上讲,一个社会要稳定,社会阶层上最好形成两头小中间大,即有个强大的中产阶级。而设置了贱民阶层做垫底,在形式上把一般的工人农民抬升到社会中层地位。

设身处地,我是一般工农。那么,我通过(眼光向下的)比较、形成了优越感满足感。我通过(对弱者的)施虐,排遣了贫困劳累带来的郁闷感。我通过(亲身体验的)批斗,形成了恐惧感自律感。于是乎,我心态平衡了,我知足了(尽管我贫困劳累)。

补充:另有两个群体,名义上不是贱民阶层,但实际享受的半贱民待遇。

知识分子群体(五七年反右从政治上被搞臭,文革中批斗从业务上被贬低,称为臭老九,是被改造对象),

内控人员群体(通常是归侨。历届旧政权的士兵、警察、甲长、公务员。被发现曾过有对社会不满言论者。刑满释放者。历史不清者。特嫌)。内控人员表面与大家一样,但个人档案内秘密注明内部控制使用。他们不被信任而被时刻提防,但他们自己往往并不知道。

六、城乡二元结构

城市居民有户口、粮食关系。凭此发放粮票、布票、肉票、油票、火柴票、肥皂票、糖票、烟票等高达七八十种票证。在市面上,这些基本生活资料光凭钱是买不到的,必须同时凭票证。定量供应(份量在吃不饱也饿不死之间)。

农民无户粮关系(也即不发放以上票证)。于是,离开本乡本土不能生存,进城不可能。死死被捆在土地上了。(农民离乡背井,被称为盲流,轻则遣送回乡,重则被公安机关收容教育。连暂住证的机会都没有)。

城里人无批准,到处流动也不可能(因以上票证是由本地本单位发放。离开本地本单位就没有生活来源了)。死死被捆在单位里了。(文革中期,企业、学校内实行军队化编制—-“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思想革命化、领导一元化,上面对下面的管制更极端化)。

这就有效控制了人口流动。

人口流动凝固化,使社会闭塞,安定(呆滞)。顺便也阻绝了口口相传的信讯流通,支援了第1点。

七、大锅饭式分配

单就平民的经济生活而言,消费较平均。但这是等级平均

计划经济模式下,社会财富分配行政化。按官本位原则构建成全国统一的经济收入金字塔,经济收入与政治等级严格挂勾。官越大者钱越多,官越小者钱越少。中国有史以来,权力与财富的结合从来没有如此紧密。

同一等级,无论在全国何地,基本上工资收入相同。

但从等级间不平均上讲,比改革开放的今天更甚。毛时代,单从工资上讲,最高级与最低级相差三十馀倍。况且,越往上,其生活私人消费变为职务公款消费的比例愈大。工资收入占消费支出的比例愈小。再何况,权力越大,调用公款合法为自己及家庭服务的途径越多。

例:大陆首富家产上亿元。有私人游泳池、空调等。而普通工人(即领导阶级)普遍月薪三四十元左右,存款能上一二百元就不错了。唯一家电大概是支手电筒。极而言之的悬殊,是在三年困难时期。一群大队干部秘密开会分上几麻袋粮食半片猪肉,也许就挺过了大饥荒。而没分到的社员可能就全家饿毙。尽管队干部只比社员多分那一麻袋粮食,看绝对数字并不悬殊,可在那个时候,就是生死之区别,还有比生死之别更悬殊的结果吗?如今贫富怕是悬殊不到这个地步。

现在,老百姓的机会要多些。起码,老百姓也可以致富了。现在,再悬殊,困难贫民也有底线(低保),不至于到大规摸饿死人的地步。所以,现在比过去要平等些。

过去现在同样不平均,同样有贫富悬殊。严格的说,过去贫富还更悬殊。但过去民怨较小,原因:

在行政级别与经济收入成正比的同时,行政级别还与知情权成正比。

级别越高,知情权也越大。级别越低,知情权也越小(平民百姓只能阅读宣传教育类报刊与听单位领导作形势报告。那不是新闻只是宣传教育)

所谓信息不对称上知下,下不知上。(理论为权力与分配成正比,与透明度成反比。)

级别越高,其消费状态也越保密,不为平民所知。上面人再富,下面人不知。

俗话说:富人知道别人比他穷,穷人不知道别人比他富。所以穷人富人都很满足。
给人一种均贫富的表象,不致为贫富分化而引发民怨。

所以社会安定了。

况且在平民中大力提倡推行一厘钱精神,艰苦朴素。把追求消费丑化成是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是变修了。也起到心理安抚作用。

当时有人归纳其规律:荣华富贵由上面发出,艰苦朴素从平民抓起

补:相比毛时代,如今,权钱分离。老百姓之间有穷有富。当官之间也有穷有富。乱了。令许多人不满]

八、个人崇拜

. 动员全部人文领域(新闻、文艺、教育、史学、哲学社科),长期突出两个主题(神化个人与妖魔化其他人)。也即一切功劳归于毛主席,一切错误归于别人。

个人崇拜的形式有许多首创:早请示晚汇报、语录舞忠字操、学毛著积代会、雷打不动每天政治学习、创作歌曲百分之百是个人颂歌、小中大学教材一路颂歌,文艺与新闻充满颂歌。报刊上文章大量引用毛语录并且要用黑体字。

把毛之语录称为最高指示,高于宪法党章之上。

“爹亲娘亲不如毛亲三忠于四无限毛著,一天不学走下坡、二天不学问题多、三天不学没法活。宣传媒体天天向人民灌输这种观念。

公安六条规定,对毛与林提意见,即为犯罪(恶攻罪。死于此罪名者不知凡几,如被割喉的张志新与被生取器官的李九莲)。把一切批评扼杀在萌芽状态,避免影响扩散。

“事实要为政治服务,历史与新闻,不讲真实性,只讲倾向性。

妖魔化国内党内不同政见者(如十次路线斗争之观点,大批判充斥全部报纸版面)。

使百姓有一个盼头:我的日子再苦,本地形势再糟,要怪就怪本地官员没搞好,要怪就怪国外帝修反的破坏。但上面有个大救星,总会解救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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