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谁惯坏了毛泽东？

是谁惯坏了毛泽东？

作者：匹夫之声

来源：作者赐稿

来源日期：2011-6-14

本站发布时间：2011-6-14 20:5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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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何专制政治权力的高压可以强制约束人民的言行。但都绝不能禁绝人民内心的独立精神、自由思想。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论断得到广泛认同的前提下，毛泽东逝世后，中国人民公开批判毛泽东的错误(之前其实不乏对毛泽东的质疑、批判，只是不公开而已)，实是历史的必然。面对新的历史事实的不断披露和还原，也由于中国人民对民主、自由、平等、人权等普世价值的认识的进一步接纳和深入，特别是以对人的生命权是否充分尊重作为判断文明或野蛮、人性或兽性的最高标准，有人对毛泽东所犯错误的揭露与批判的深入和尖锐达到了空前的高度。这引起了乌有派的极度反感和不安，甚至扬言要与茅于轼、辛子陵对簿公堂。我看乌有派为毛泽东辩护之辞，不出上一世纪六十年代中共中央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之二评中为斯大林辩护之逻辑：斯大林的错误属“鹰有时飞的比鸡还低”，但他更曾扶摇而上九万里。对毛泽东批评的声音中不排除有失实的现象存在，但不断披露出的越来越多的历史事实证明，毛泽东的错误确曾给中华民族造成深重的灾难，导致成千上万的人的生命非正常丧失的天大错误，不是用歌功颂德可以掩盖的。

　　我无意在此批判毛泽东的错误。我想探讨困惑我多年的问题是，毛泽东的许多带来全局性的灾难性后果的错误决策，是被冠以党中央领导集体的名义做出并实施的。按照党的民主集中制，党实行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相结合的原则。毛泽东的个人意志，要成为党的意志(决议)，是要通过会议集体议决的。党的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何以能通过属于毛泽东个人意志的、明显错误的决议案?更退一步说，在这些决议的执行过程中已产生不利的后果，经实践检验被证明是错误的之后，中央领导集体多数为何不对错误决议提出异议，并制止错误决议的继续执行，甚至对毛泽东的决策提出异议的人士(如彭德怀)曾形成被众人围攻之势?

　　读高华教授的著作《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的来龙去脉》和网上狄马先生的文章《有一种抗争我们很陌生——从梭罗到马丁.路德金》或许有助于回答我的问题。

　　狄马先生的文章中，有这样一段话：“千百年来，出于对底层民众的怜悯和文人的‘政治正确’，人们总是把一个时代的罪恶完全归咎于统治者的倒行逆施。实际上，一种罪恶的制度、一条不公正的法律之所以发生并运行于我们的社会，除了统治者的打压和威吓外，还因为某个时代、某个社会的民众人性深处有某种遥相呼应的东西。他们响应和接纳了这个制度，使得这个制度在通过这个时代时畅行无阻。民众的狡猾世故与统治者的贪婪凶残构成了一种互动效应。”

　　让我试着对这段话作举一反三、触类旁通。毛泽东的极权专制、种种反人性的造成中华民族巨大灾难的决策，得以畅通无阻，除去毛泽东本人权柄在握且心狠手辣、睚眦必报的因素外，在中共权利中心，特别是权利核心中能够对毛泽东的意志说不的人，明哲保身、曲意逢迎与毛泽东的翻云覆雨、专横霸道构成了一种互动效应。

　　先说毛泽东成神的由来。毛泽东是在中共延安整风运动中走上神坛的。毛泽东在权利欲的驱使下，必欲立己一尊独大。如果仅是毛泽东的一厢情愿，那他绝难如愿。而事实是有以刘少奇为首的一班人揣度圣聪、心领神会，鼎力相助。从高华的《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的来龙去脉》一书中描述的历史事实可以得知，为迎合毛泽东的意图，树毛泽东在党内至高无上之地位，刘少奇等极尽打压毛泽东政治对手(被毛泽东视为对手的人因无政治野心未必视毛泽东为对手)，抬高毛泽东之能事。“而到了1966年文革爆发，毛更将他在整风期间提拔的刘少奇、彭真、陆定一等全部打翻在地，刘少奇等只能束手待毙，连招架之力也没有——怨怪毛泽东也不全对，难道不是因为他们才直接、间接造成了这一切!当年不正是刘少奇等将毛泽东捧为至尊至圣，使毛获得了予取予夺、凌驾于全党、无人能予制衡的绝对权力!现在刘少奇等意识到这一点已太晚，”(高华书中语)

　　在毛泽东得势以后的历史中，毛泽东的个人意志在党内畅行无阻。他的一系列导致中国人民遭受深重灾难的错误决策得到中共高层绝对多数的拥护。以决定发动“文革”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为例，会议公报写道：

　　八届十一中全会讨论并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

　　全会完全同意毛泽东同志近四年提出的一系列英明决策。　全会强调指出，毛泽东同志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系列指示，是当前我国文化革命的行动指南，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个重大发展。

　　党的第八届中央委员会共有97名中央委员、73名中央候补委员呀!会议理论上是民主的，制度上是议决的。通过这样的决议，赞同者中，会有人发自内心就是赞同的。但我更相信有相当多的一部分人的真实想法是不赞同的，因为这些人都是从政治的大江大河闯过来的中共的政治精英，他们绝不缺智商和政治判断力，而且他们绝无以革命的名义打压同志的阴暗心理。还有一部分人属于思想僵化，根本没有经过深思熟虑，属于上云亦云的盲从。但这些人其实并不缺乏理性，他们一旦做到了思想解放，对是非能够作出正确的判断。这两类人应当占中共八届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的多数。这可以从后来否定“文革”的决定获得了中共以八届中央元老为中坚的压倒性的多数拥护一事得到印证。如果对毛泽东的错误决策多数委员说不，不是有可能避免由于毛泽东的错误而导致灾难性的后果发生吗?

　　事实为什么会是这样?我认为是人性的弱点和中国传统文化的某些负面的东西的对人的长期浸染使然。

　　一、趋利避害，是所有生物(甚至单细胞的草履虫)的本能。人亦不能例外，只是人独具理性而已。毛泽东具有无与伦比的对于人性的洞察力。高华在书中写道，中共用以鼓动革命的，一是阶级斗争，一是论功行赏。谁也无法否认革命者亦有个人自身利益，思想政治工作自然是中共的最拿手的本领，但中共亦从未忽视对革命者自身利益的关注。毛泽东在他的著名的《关于纠正党内错误思想》一文中，对于个人主义的离队思想的纠正方法，在指出“主要是加强教育，从思想上纠正个人主义”的同时，不忘强调“设法改善红军的物质生活，利用一切可能时机休息整理，以改善物质条件”(《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中共的职业革命家，第一是实践革命理想;第二是以革命为谋生的职业，靠组织的供给生存。我们可拿曾领导美国独立战争的华盛顿来作一个对比。史称华盛顿从事“革命工作”没有报酬，亦即他是“自费”革命的，他不需要“组织”养活他。这才有了毛泽东们拖家带口参加长征(在极端险恶的战争环境下，要付出多少红军战士的鲜血 来保卫他们的眷属，另当别论)。毛泽东纵然说过，“我们一切工作干部，不论职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 (1944年12月16日，毛泽东在《解放日报》上发表的《1945年的任务》)。但他恰恰是中共等级差序制度形成的始作俑者。自延安始(甚至更早)，中共干部待遇和级别紧密挂钩渐成制度。在钟情于等级差序思想的指导下，解放后中共照搬苏共的干部级别制度，不同层级待遇相差悬殊。地位就等于利益，这不能不影响到中共干部的行事。

　　读2011年4月14《南方周末》，在第19版有一篇令人惊悚(官至如此，民生何堪)的文章，或许有助于说明问题。这篇文章是经记者整理的原深圳市住宅局房改处处长孙利平所写。题目是《“就因为政府谋私利”——深圳房改教训》，文中谈到深圳房改的教训是保障房“消失”。而直接造成保障房“消失”的是深圳市政府令第88号，正式解除了安居房(福利房及微利房)的产权约束，规定安居房补交地价取得全部产权后“可以上市交易”。按孙利平的话说“深圳房改从此走上了不归路”。孙利平在文中写道：“我参加了那次的市委常务办公会。台上那么多领导，都在想，我的房子能变多少钱，一两百万哪。”孙利平还曾向记者尖锐地表示“道理人人都清楚，但到了制定政策时，每个人想的都是自己那套房到市场上能卖多少钱。这不是个别人的私心，而是整个体制的缺陷。”

　　顺带说一点题外话。以深圳市委领导的心态为例推测，家属子女住在北京的教育部长官制定的高考政策，北京的高考录取分数线要低于外省市100分左右;身为公务员的社会保障部的长官制定养老金制度，公务员的养老金高出企业人员的养老金2至3倍。能排除他们为自己的孩子能上大学，为自己退休后能拿到较高的养老金而为吗?“

　　这还不能说明问题吗?孙利平所言的体制缺陷固然存在，体制可以改，但人总是会有他个人利益的，什么时候人能没有私心呢?古今中外，为信仰、主张不惜赴死的志士何以为世人所敬仰，因至难也。任何人为人处世全然摆脱对于自身利益的考量亦难也。让毛泽东的部下冒触怒龙颜的风险，完全不顾个人名利，仗义执言，犯颜直谏，亦是强人所难。更不用说还有少数奸佞之徒，怀狼子野心，对毛泽东胁肩谄笑、为虎作伥。如林彪在毛泽东面前挥动小语录本，则为人所不齿了。

　　中共掌权以后，干部的工资由中国全体纳税人承担。实际上中共干部多数已转变为类似市场经济社会中的“职业经理人”的角色，他们为完成“公司”(党和国家)的指标而工作，而工作是为养家糊口而已。理想主义者还剩几多?现今官场贪腐愈演愈烈，实是不但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淡化缺失，甚至是连岳武穆的“精忠报国”也不讲了。当今中国社会报考公务员热几近疯狂，竟有几千人争一海关公职令人瞠目的现象出现，难道报考者是都是争着为人民服务?

　　二、写《丑陋的中国人》的台湾作家柏杨先生创造了“酱缸文化”的概念。他指出中国“酱缸文化”的特色是：“夫酱缸者，腐蚀力和凝聚力极强的混沌社会也。也就是一种被奴才政治。畸形道德、个体人生观和势利眼主义长期斫丧，使人类特有的灵性僵化和泯灭的混沌社会”(柏杨 《酱缸震荡》)。柏杨是对中国文化爱之愈深、责之愈切，他批评的是中国文化的阴暗面。他对中国文化阴暗面概念的如此精确定义或可以讨论，但他说的实质没有错。

　　孔夫子的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的说教，含“君为臣纲”三纲五常，种种儒家的伦理道德和几千年的官场文化，使得中国历来盛行权威崇拜、权力崇拜，导致不重自己的尊严和独立的人格，对权威、权力盲从、愚忠。权力崇拜的两极，对上是唯唯诺诺，对己是嗜权如命，保官为要。中共干部不可能摆脱这些中国文化负面的影响。

　　更兼在延安整风中毛泽东娴熟地运用高超的政治权术和残忍的政治手段，已将中共党内知识分子包括高级干部的个人尊严、独立全部荡涤一尽，成为革命机器中没有自我意识的“齿轮和螺丝钉”。干部不需要自己思考，领袖都为我们想好了，只须拥护、举手就行了。

　　卢梭在论及投票时说，投票时人民的意见趋于全体一致当然是好，但也会有另外一种“一致”。“那就是当公民全都沦于奴隶状态，既不再有自由也不再有意志的时候，恐怖和阿谀把投票变成了一片喧嚣，人们不再讨论了，人们不是在赞扬就是再咒骂”(卢梭 《社会契约论》 商务印书馆 2003年修订第三版 何兆武译)。体现毛泽东的个人意志的决议在党的会议上的通过，当然应属卢梭说的另外一种“一致”。

　　中国几千年极权政治生态生长出的官场文化，熏陶得中国人爱当官，当官也是唯一出人头地的途径。儒林外史中的范进，参加“高考”二十多次，54岁才得高中，激动得神经错乱，而利益随之而来。官本位的文化，指导作官的人只感激并恐惧给他官作的那个人，因为给他官作的人也可以把他已到手的官拿回去。当今官场的“买官卖官”之风盛行，唯上不唯下。所以才有了“你是替党说话，还是替老百姓说话?”的雷人之语。

　　周恩来在文革中对毛泽东只有顺从，从未听说他有过类似“二月逆流”中的拍案而起之举。有人说他为了保护干部，说了很多违心的话。为什么违心?正义何在?不是说共产党人最讲认真吗?力谏阻止毛泽东发动“文革”不才是对干部最好的保护吗?何不学唐代的魏徵，甚至明代的方孝孺?以周公在国人心中之人格形象，对他在“文革”中的表现，不能不令人扼腕。

　　毛泽东毕竟不是名正言顺的圣上，他行事受到必须“以革命的名义”(按“文革”语汇叫“打着红旗”)的约束。实难让人相信，在中央领导核心中，在全体中央委员中，除去那少数心怀叵测的奸佞之徒，余皆挺身而出，对毛泽东的错误决策说不，他还会我行我素。历史就是历史，这样的事情的事没有发生。

　　五四前后只是北京大学图书馆管理员的后生毛泽东，后身为党的“一大”代表的革命青年毛泽东，生生让人给惯成了马克思加秦始皇的毛泽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