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 | 《洛杉矶时报》中国纠结于食品安全问题

但是在入席后一小时左右，问题出现了。一位孕妇晕倒了，老人紧捂前胸，孩子们开始呕吐。

4月23日在五丰参加宴席的约500人中，有286人被送往医院。 来自湖南长沙周边的的湘雅第三医院的医生说，被瘦肉精（一种让猪多出瘦肉的生长激素）污染过的猪肉是根本原因。人类过量食用，会导致心悸，恶心，痉挛，晕厥和呕吐。

“当时他就像中毒了一样”，一位戴姓村民这样说道。她的丈夫住了五天医院。

在中国，吃、喝、玩、乐都有风险：越来越多的婚礼在赶往急救室的路上告终。在五一假期的那个周末，在湖南的另外两场婚礼中，有192人症状严重，必须入院。

自2008年起，含有三聚氰胺的婴儿配方奶粉导致6名儿童死亡，300，000儿童中毒，从那时起，中国政府采取了前所未有的严格措施以确保食品安全，其中包括上月最高法院发布的一项通知，指出重大危害食品安全犯罪案件应从重、从快判决（红色译文参考中国日报官方文字）。

但收效甚微。如果说有什么变化，那就是中国的食品丑闻变化更加频繁，更加令人匪夷所思。

五月，一位上海妇女将生猪肉放在了厨房的桌子上，当她午夜醒来，发现猪肉发出了蓝光，仿佛科幻电影一般。专家指出该现象起因于（猪肉内的）磷光菌，这种细菌是去年发光肉事件的罪魁祸首。

江苏东部的农民在接受官方媒体的采访中说，因为误用了过量的生长激素（膨大素），他们种植的西瓜像地雷一样爆炸了，他们的本意是让西瓜长的更大些。

这些事件很快触动了中国一党制体系的脆弱神经。中国当局痛苦的发现，人民会对政府失去信心，因为政府连食品安全都无法保障。中国当局还意识到，食品安全问题可能会导致共产主义当权者最害怕的结果——社会动荡。

最高法院在上月发布“从快、从重处罚”的通知时同时指出，“食品安全事关民生，社会稳定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前景”。

政府所做的努力略显慌乱。

近几周在北京的餐馆中张贴的宣传海报中，一个紧握的拳头看似要将隐藏在厨师高帽中的（恶）人打扁，所配文字是“消灭非法食品添加剂”。

4月23日发生在五峰村的大规模食品中毒事件促使（湖南）省政府宣布，对于100人以上的宴会，食品原料必须事先进行抽样检测。

然而，这一规定是否会有人理睬很值得怀疑，中国向来善于发布一些从不会得到实施的法律。中国没有类似美国的FDA（食品药品监察局），众多部门服务于不同的部委，包括农业部和卫生部，这些部门很喜欢把责任推向别人。违法者只有在发生严重后果时才会得到处理，例如在毒奶粉事件中，有两人被执行死刑。

随着近三年来通货膨胀达到了顶峰，作假的动机日益强烈。五月份的食品价格较去年同期增长了11.7%，而本月的水灾将导致食品价格进一步提高。

“一方面，老百姓更注重食品安全和营养问题，但是另一方面，只要你看到市场上大群人聚集，一定是因为有东西在降价。”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主任罗云波说。

游戏规则就是更大、更快、更便宜。

为了让某些鱼类加速生长，养鱼户使用避孕药粉末，这样做几乎没有太多成本，因为中国政府严格控制人口数量（因此避孕药可以任意购买—译者注）。在4月，合肥市政府摧毁了一系列将猪肉伪装成高价牛肉的黑作坊，这对一个拥有2000万穆斯林的国家而言，可不是一个好消息。

不久以前，网络上流传着一种将凝胶化合物（主要成分是海藻酸钠）注入碳酸钙“蛋壳”制造假鸡蛋的操作方法。推广这种制作方法的公司承诺，这种方式制作的假鸡蛋成本只有真鸡蛋价格的四分之一。

喜欢吃馒头的上海人今年非常气愤的了解到，一家知名面粉品牌厂家使用染色剂将廉价的馒头变成了高价的黑米馒头。在东莞，17家面条加工企业被发现使用墨水和石蜡以使其产品的外观和质地酷似高价的面条。

“中国有句老话叫‘民以食为天’，所以这种事情很让老百姓恐惧”，湖南饲料管理局的饲料专家肖安东（音）如是说。肖是婚礼食品中毒事件调查小组的成员，但是他说检测无法得出结论，因为在专家到场前，食品都已经被吃掉了。

克仑特罗，食品中毒事件的“嫌疑犯”，能让猪长得体大肉瘦，卖出更好的价钱。尽管1990年代就已经在猪肉饲料中禁止使用克伦特罗，但是它仍然以“瘦肉精”之名大行其道，因为瘦肉的价格要比肥肉高出60%。

“把瘦肉精加到猪饲料中，利润甚至比贩毒还要高。”周庆（音）如是说。他是一位作家和持不同政见者，风格酷似厄普顿•辛克莱，后者在1906年出版的小说《丛林》曝光了美国的肉产品加工行业的恐怖行径。

2006年，周出版了一本书讲述中国的食品行业，该书会让人食欲尽失。他描写了被农药、工业用盐、漂白粉和染料污染过的各种食品，尤其是令人作呕的假酱油，这种假酱油的“原料”是理发店地板上的碎头发，这些碎发被以每磅5美分的价格卖给工厂，进而从中提取出氨基酸（用于制造酱油）。周还写道，养鱼户承认自己从不食用自己养殖的鱼，因为他们在鱼池中放入各种抗生素和激素。

尽管周的书在10个国家得以出版（在日本一个国家已售出5万册），但是在中国却未能上市。由于著作无法（在中国）出版、被警察威胁、被殴打，周在2008年离开中国，目前在德国生活。

“在中国，政府条件反射般的想要隐藏和掩盖真相，这种做法取代了对事件的曝光，也取代了对公共健康的保护。” Phelim Kine如是说，他是人权观察的一位研究人员。

揭发真相者的悲惨遭遇使得消费者不敢轻举妄动。本月卫生部甚至宣布将建立黑名单，记录所有对食品安全问题进行“不负责任的”报道的记者。

去年，湖北省武汉工业学院食品科学教授何东平出版了一份关于地沟油的研究报告。他发现，他所在的地区有10%的餐馆购买过地沟油，尽管这些餐馆了解地沟油中含有致癌的真菌。

后来，这位教授被大学警告并且被告知不许再发表关于食用油的任何言论。记者本月联系到他，当得知是外国记者打来的电话，他随即挂断。

即便是受害者，如果怨声过大，也会受到惩罚。赵连海是一位广告业者，他的儿子由于食用了含有三聚氰胺的奶粉患上肾结石，因此他展开了一系列宣传，呼吁婴儿配方奶粉的安全。他在11月被判处2年半徒刑，罪名是“扰乱社会治安”。

结果，人民往往害怕发表言论。五峰婚礼事件的当事人中，有十余人在接受采访的过程中请求不要使用他们的全名。他们说，医药费已经由当地政府和婚礼新人的父母（当地地方党支部官员）支付。他们说，他们没有得到任何关于该事件的结论。

“我们问过多次，但没有回复。医生们也不肯开口，因此我们就不再继续提问了”。一位妇女在挂断电话前紧张的补充了这样一句，“不要对别人说是我跟你讲的。”

作者电子邮件：barbara.demick@latimes.com

《时代》北京分部的Nicole Liu 和 Tommy Yang 对本报道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