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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东风：犬儒：当代中国新国民性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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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陶东风 （进入专栏）

上世纪90年代以后的社会文化环境是：政治意识的极度冷漠、消费主义的极度高涨以及文化价值的真空状态。这导致了一种广泛流行的玩世不恭、及时行乐的生活观念：世界上没有神圣，也没有权威与偶像，一种游戏人生的虚无主义与犬儒主义态度就是在这样的社会文化语境中生产和蔓延的。
我们必须承认，这种对神圣、权威的态度极具解构力量，它即使不直接指向某种特定的官方主流话语，也会使得任何对于主流话语的迷信成为不可能。这种态度一旦流行起来，无论是对目前的主流文化，还是对今后的权威话语建构，无疑都是釜底抽薪之举。当一个人说“我们不应该相信一切”的时候，他虽然没有具体说我们应该怀疑什么，但是任何具体的真理、价值却都已经逻辑地包含在怀疑与颠覆之列，正如一个不相信任何理想的人，当然也不会相信特定的某种“主义”理想。我们不能不承认：这种精神对于防止盲从和迷信是有意义的。尤其是对“文革”权威话语与偶像崇拜仍然心有余悸的知识分子来说，它具有巨大的积极或进步意义，它未尝不能说是80年代思想解放运动的成果之一（虽然是畸形的果实）。
比乌斯（TimothyBewes）指出：犬儒主义是个体与社会的之间的一种关系，“从其于公元5世纪在希腊诞生之时起，它就指一种对文化价值的对抗精神，一种不仅怀疑而且漠视由世界提供的对世界的解释（the account of the world provided by the world）的倾向，一种异化的感觉，……而其基础则是认为世界是不值得进行这样严肃对待的。”到了现代，犬儒主义的含义发生了一定的变化，但是其对于世界的不信任和拒绝的态度没有变，现代的犬儒主义“拒绝参与世界的程度不亚于对世界的对抗。它遁入孤独和内闭，因为政治的不真实而放弃政治，它是一种醒悟的状况（acondition of disillusion），它可以显示为一种审美主义的气质，甚至虚无主义的气质。”[1]他还指出：“犬儒主义在当代生活中的极度突出的重要性，是政治领域的关切的转移的重要证据。”[2] 吉登斯在《现代性的后果》中这样分析犬儒主义：“犬儒主义是一种通过幽默或厌倦尘世的方式来抑制焦虑在情绪上影响的模式。它导致了滑稽作品的出现，就像电影《博士可爱稀奇先生》和许多‘黑色幽默’所表现的那样，它也导致了逆流而行的疯狂庆典时的短暂欢乐。”[3]这一论述指出了犬儒主义与滑稽摹仿式作品（即大话文学）之间的关系。大话文学实际上是当代人的焦虑的反映，也是采取黑色幽默、滑稽模仿宣泄焦虑的一种方式。
美籍华人学者徐贲对犬儒主义也有精彩分析：犬儒主义是一种“以不相信来获得合理性”的社会文化形态。不相信一切价值（虚无主义）和冷嘲热讽、玩世不恭是其基本的价值立场和处世态度。犬儒主义的彻底不相信表现在它甚至不相信还能有什么办法改变它所不相信的那个世界。”[4]徐贲认为这是一种严重的信任危机，其程度到了一个人自己的左、右手之间也没有信任的地步。
彻底的绝望和怀疑使得犬儒主义常常呈现一种内在的分裂和悖离：既有玩世不恭、愤世嫉俗的一面，也有委曲求全、接受现实、得过且过、投机取巧的一面。这样，它就把对现有秩序的不满转化为一种不拒绝的理解，一种不反抗（至少不正面反抗）的清醒和一种不认同的接受。[5] 犬儒式生活态度的出现和流行不是偶然的，而是有深刻的现实基础的。正如徐贲指出：“当今中国社会的犬儒主义不只是一种单纯的怀疑戒备心态，而更是一种人们在特定的统治和被统治关系中形成的生存方式。”[6]实际上，犬儒主义的出现与政治参与的无望是同一个分币的两面，因为它“就出现在从政治本身中大规模的文化退却所留下的空间中（Cynicism appears in the space left empty by the mass cultural retreat from politics itself），在这样的一个社会中，政治参与无望，只能变得犬儒。”[7]冠冕堂皇的政治理想和令人失望的政治表现之间的差距，使得普通人对政治敬而远之，甚至视之为不道德的事业（即大众中普遍流行的“政治最肮脏”“政治家皆政客”等观念）。现代大众犬儒主义的重要特点表现为政治冷漠，它表现了大众对政治的不满、抗议和无可奈何。
犬儒者的愤世嫉俗和怀疑、绝望，有其对现实的真实理解作为基础，他们很少被那些装作“真理”的谎言所蒙骗（但可能会出于利益驱动与之周旋，或者装作相信）。在徐贲看来，“不管多么无奈，大众犬儒主义毕竟表现了大众某种独立的自我意识。”[8] 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还可以区分出两种既相似又有区别的犬儒类型：
一是明哲保身式的犬儒：他知道这是谎言，知道这个世界的真相，但是他不想或不敢揭穿它，同时他也不加入这个谎言游戏。这种犬儒者心里其实看不起他谎言制造者，看不起他所处在时代和现实，腐败的制度。但是另一方面，虽然“他觉得腐败的制度毫无意义，但却并不做任何事情去改变它。”[9]他因此也看不起他自己，他了解和鄙视自己的懦弱，痛恨自己也加入于其中的腐败。但是却没有勇气与之对抗，也没有勇气与之决绝。实际上，腐败的社会之所以能顺畅运行，就是因为它能使大部分人变成犬儒者，并由他们来协助维持和再生社会的腐败。
二是混世魔王式的犬儒：他知道这是谎言，知道这个世界的真相，他不但不揭穿它，还要带着一种既颓废又积极的态度，嘻笑怒骂地加入他其实心知肚明的谎言游戏，因为加入这个游戏是有报偿的，有时还玩得似乎格外认真。他有一种“难得糊涂”的幽默感，“何必当真”的颓废感和“不捞白不捞”的投机感。因此，混世式犬儒既明白社会之恶，却又不失时机地加入这恶。[10] 这招区分还类似于徐贲所做的“在下者”的犬儒和“在上者”的犬儒。下层人面对世道的不平，权势的强制，谎言的弥漫，没有公开对抗的力量、勇气和手段，只好明哲保身，最多通过冷嘲热讽和玩世不恭宣泄愤怒；而对于“在上者”即“权势精英”来说，犬儒主义则是一种对付普通老百姓的手段。之所以说他们也是犬儒者，是因为他们一方面制造谎言，但另一方面自己也不相信自己的谎言。这部分人多属于我所说的混世式的犬儒者。

[1]Timothy Bewes：Cynicismand Postmodernity，firstpublishedbyVerso，1977，P.1-2。
[2]Timothy Bewes：Cynicismand Postmodernity，firstpublishedbyVerso，1977，P.2。
[3]《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2000年版，第120页。
[4]徐贲：《当今中国大众社会的犬儒主义》，“世纪中国”网站。发表日期：2004年10月15日。
[5]徐贲：《当今中国大众社会的犬儒主义》，“世纪中国”网站。发表日期：2004年10月15日。
[6]徐贲：《当今中国大众社会的犬儒主义》，“世纪中国”网站。发表日期：2004年10月15日。
[7]TimothyBewes：CynicismandPostmodernity，firstpublishedbyVerso，1977，P3。
[8]徐贲：《当今中国大众社会的犬儒主义》，“世纪中国”网站。发表日期：2004年10月15日。
[9]C.DouglasLummis，RadicalDemocracy.Ithaca，NewYork：CornellUniversityPress，1996，pp.147.
[10]参见C.DouglasLummis，RadicalDemocracy.Ithaca，NewYork：CornellUniversityPress，1996，p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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