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2020年深秋回想2008年，大多数人脑海中闪现的高光时刻无疑是北京奥运。正如鸟巢作为地标一样，那场盛会也作为一个历史标记被人铭记。而当鸟巢上空的璀璨烟花燃尽，高光时刻过去，烟尘与阴霾悄然袭来。短短十二年后，尘霾席卷全球。

然而从个人层面而言，美国加州圣玛利学院教授徐贲面向公众的学术写作，却正从2008年爆发：从那一年的《人以什么理由来记忆》开始，他的《通往尊严的公共生活：全球正义和公民认同》（2009）、《在傻子和英雄之间：群众社会的两张面孔》（2010）、《什么是好的公共生活》（2011）、《统治与教育：从国民到公民》（2012）、《怀疑的时代需要怎样的信仰》（2013）、《政治是每个人的副业》（2013）、《明亮的对话——公共说理十八讲》（2014）、《经典之外的阅读》（2018）、《犬儒与玩笑：假面社会的政治幽默》（2018）相继出版。在这十余年里言论空间日益逼仄、尺度越发收紧的背景下，这些文字成为面向两岸三地华语读者（尤其大陆）为数不多既有厚重感、又有锐度的当代作品。

这十余年来，徐贲的学术写作一直围绕着“人与权力”这一主题。到了2020年，他推出迄今为止“硬核”色彩最为鲜明的一部作品——《暴政史：二十世纪的权力与民众》。

从古希腊先哲的《理想国》和《政治学》，到塔西佗的《编年史》，再经马基雅维利和孟德斯鸠，抵达二十世纪纳粹德国、苏联和中国的极权主义批判作品，《暴政史》仍然延续了徐贲此前以个人阅读体验为框架的叙述风格。这并不是一部严格意义上全面分析暴政的通史，正如副题所框定的，更多地集中在20世纪中后期这一前所未有的挑战时期，那时，传统暴政演化为现代极权主义，造成了惨绝人寰的巨大灾难，直到今天仍然余波未息。即便“后极权”统治一度引发东欧、俄罗斯和中国学界热议，但究其实质，仍然不脱暴政底色。

书中四大组成部分——贯穿于古代暴政和现代极权的专制统治原则；20世纪的极权暴政和领袖崇拜（尤其是共产意识形态国家的领袖个人崇拜）；领袖崇拜与民众感恩、膜拜和盲从的关系；以及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特殊群体所面临的诱惑、幻灭和反抗——体现出从古至今、从上层到下层、从一般到特殊的递进关系。某种意义上说，它尤其和《统治与教育》《明亮的对话》《犬儒与玩笑》等作品一样，体现出作者不同于杂文写作的体系性建构努力，并且构成了华语学界对相关历史最严肃反思的组成。

在2020年以“暴政”为主题进行写作（尤其辗转数地之后在香港出版），无疑会触及很多人心中的痛点。但是当《暴政史》面世后，或许又会让部分读者感到不够尽兴。的确，这并不是一部面向当下的作品（虽然并不避谈），但它也绝不是在故纸堆里梳理掌故。正确的打开方式，或许正是和作者一样，带着当下的问题意识回顾历史，并在史海中找到联结今日的那根锚缆。

《暴政史》在当下的面世，其最大的意义，或许是提醒人们：暴政并不是一人、一时、一事的产物，它源远流长、由来有自。更重要的是，作者上升到“人之存在”这一本体层面，指出：“要了解暴政，我们不仅需要了解暴君，而且更需要了解我们自己……（专制独裁向极权的转变）既是一种政体的延续，也是一种制度之恶和人心之恶的延续，它是包含在人类自身的延续之中的。”

在这个意义上说，要破除暴政，也绝不是凭着一腔血气之勇能够做到的，除了外部时空限定条件，它需要行动者的决心、策略，以及对自身的深刻认知和反省。

虽说“极权就像暴政一样，带有它自己的毁灭性的细菌”（阿伦特语），但束手坐待天明，当然不是作者的本意。通过揭示古今暴政下的苟且与抗争，“如何安身立命”（尤其作为知识分子）的主题也就呼之欲出。在全书最后一章，作者以奥威尔写在雪莱《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旁注的悲怆之语——“即便是被打败，也要充满勇气”——作为标题，而在后记中，同样沉郁而不失希望地表明心迹：

“当事情坏到不能再坏的时候，新的认知便会发生，并促使新的行为。在等待这一刻发生的时候，我们可以什么事都不做，耐心等待它的发生，直到耐心耗尽，彻底放弃。我们也可以做点什么，让它早点发生，我希望这本书代表的就是后面这种选择。”

端：您的这部新著，关键词无疑是“暴政”，而且在很大程度上特指二十世纪的现代暴政。那么在您眼中，现代暴政具有哪些基本特征？

徐：20世纪最邪恶、危害最大的暴政就是极权主义。阿伦特在《极权主义的起源》的第三部分里对20世纪极权主义做了经典的描述和分析。她用的理论模型来自希特勒的德国和斯大林的苏联。简单地说，极权主义统治有四到五个特征：第一是宣传洗脑，包括控制所有的新闻、出版、媒体、教育、文化活动等等；第二是组织：也就是权力高度集中的一党专政；第三是秘密警察；第四是全面统治，所谓的党领导一切，什么都姓党。这四个是常态的，还有第五个，就是搞运动，这是间息性的。它也可以常态化，那就是以各种名目发动的全面动员。

端：作为暴政理论的源头，您对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进行了对比，似乎更加偏爱柏拉图，而认为亚里士多德对权力性质持中立立场的理论可能会给暴政开路。但学界（尤其自由主义）对柏拉图的理性设计有很多质疑，他的蓝图中是否反过来也有暴政的影子？例如对“哲人王”的期待、或掌权者作为“船长”或“医生”的定位？

徐：这是一个如何阐释柏拉图的问题。我认为，他的政治观是精英主义的，但不是专制主义的。

他不信任民众能有足够的政治智慧，所以他希望有“哲人王”来带领民众。他所说的“哲人王”，扮演的就是既德性出众又能力超越的“船长”或“医生”角色。而且，更重要的是，他们把城邦的利益放在自己个人的利益之上、依法治国，并带头遵守法律。这同古典共和关于立法者和领导者的理念是一致的。

这样的船长不是我们所知道的那种“伟大舵手”，这样的医生也不是专门给人剖心洗脑的骗子。

端：您在书中有一段对塔西佗的评述，或许会让人非常强烈地产生共鸣：“塔西佗活着的时代，专制权力的元首制已经是罗马的现实，政制前途灰暗又不可确定，可能变得更糟，也可能有所改善。共和早就已经死了，回到共和已经不再可能，以怀旧之情将共和理想化已经没有什么实质的意义。而且，对共和的理想本身就问题多多。不管怎么说，罗马的精英们都需要找到在现实中的安身立命之道……”在面对暴政的问题上，存在所谓的“精英的安身之道”吗？他们是否与大众奉行不同的道德准则？

徐：塔西佗是罗马元老院的一员，是罗马的政治精英，他面对暴君提比略的无力感不代表普通罗马人的日常感受。他的“安身立命”问题与普通老百姓的安身立命问题是不同性质的。这是精英与大众的分野。

就像我在书里说的，“塔西佗所关心的安身立命者不是一般的民众——他们永远只是在专制的摆布和操纵下随波逐流——而是罗马的精英：元老院里的元老、贵族、军事统帅、行政长官”。用蒙田的话来说，是那些在“政府里混的人们”。那些有身份的人士与暴政同流合污的危害，远远超过平头百姓在暴政下唯唯诺诺地苟活于世。

精英与大众的分野不是绝对的，大学教授是精英，但作为在大学里“讨生活”的读书人未必真的就是精英。人数众多的“中产阶级”，你说他是精英还是大众？每个人的无力感或安身立命也都是具体的，如果政治上没有要求，也不觉得有什么冤屈，所谓“安身立命”，无非也就是如何养家糊口的问题。

端：近年来有一句话非常流行（甚至被官方和民间各自做不同解释）——“没有从天而降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在面对暴政时，凡人该如何挺身而出，才是一种合理的选择？

徐：什么是挺身而出呢？上大街抗议游行？还是去丢石块、砸路灯？还是公民不合作，公民抗命？还是关掉铺子不营业？因为不喜欢某种课程或教科书拒绝进课堂？每个人有自己的选择，我没有资格说什么是合理的，什么是不合理的。

精英有更大的道德罪责，因为他们本应该担负更多的道德责任。精英当缩头乌龟，却要凡人挺身而出，这就像家里进了强盗，有力气的大人躲在一边，却要没力气的小孩勇敢抵抗，你说有这个道理吗？

因端传媒为付费网站，故不提供全文转载，如需阅读全文，请点击此处前往端传媒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