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亦武，又一位中国流亡作家

德国之声在7月7日专访时了解到，廖亦武此番是在中国当局严厉打压和禁止他出国后，经过特殊的一条通道，取道越南至东欧的波兰，再到达柏林，他可能无法再回到中国。他在接受多家媒体采访时，也表示将会在国外进行写作。这也意味着他成为又一位中国的流亡作家。他说他的目标是人身自由和写作自由。

廖亦武此番加入流亡作家队伍，我们无法完整呈现背后曲折的故事，他的中国友人向德国之声讲述在他临行前，与友人紧紧拥抱，更泪流满面，朋友当时对他出国的选择无从知晓，但感受到一种生离死别。

“他的书在中国只能地下流传，这是悲剧”

对此德国之声分别首先采访了正陪同廖亦武在德国参加一系列活动的独立中文笔会的会长廖天琪，她首先对于媒体报道廖亦武逃出中国一事作出澄清，她说：”廖亦武这一次出来，他并未违反中国的法律，他是以一种正常的方式出国的，虽然这中间有一些曲折。”

她也发出感叹，这么好的作家为何只能被迫出国：”廖亦武的作品被介绍到西方是这三年来的事情，但是马上引起西方不仅是媒体，而是文学界、思想界、文化界的极大注目，这是让我们中国人一方面又高兴，一方面心里又很感叹，这么好的作家为什么在自己的国家里不能够发出声音？他的书也不能出版，他的书只能在黑市、地摊上流传，我觉得这是一个巨大的悲剧。廖亦武最新的《证词》这本书，就是因为这本书在国外出版，使得他不断受到当局的骚扰、警告甚至阻挠他出国参加活动，使得他藏头藏尾，实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来到西方。廖亦武这本新书，原名叫《证词》，德文的标题是《一首诗和一百首诗》，这取自当年他在上世纪90年代初入狱四年的过程中，他所写的一首诗的标题。这本书和这些诗反映了中国现实生活的一些情况，反映出中国人的心理、精神状态，我想他这本书一出来，不仅是他个人作为记忆工作者的记录，而是对世界的宣告，这本书的原稿已经被德国的文学界给予了极高的评价，比如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赫塔.穆勒，她说这本书完全可以把廖亦武推到诺贝尔文学奖的宝座上。”

事实上他的精神并没有离开中国

对于很多媒体普遍质疑的，象廖亦武这样写作纪实文学的作家，会不会在离开中国的土壤后，失去创作活力？

对此廖天琪认为：”通常来说是会受到影响，因为一个作家是和他的环境、周遭的人息息相关的，但是廖亦武是一个比较不同的作家，他可以在某段时间在国外生活和写作，二十多年来，他一直在收集社会上底层人的生活资料，这些资料他都带在身上，也印在他的脑海中，他现在需要的是一个安静的不受干扰的环境，把这些写出来。而且他所写的东西，并不单纯的是一个报道文学，廖亦武是一个有极高的文学和语言天赋的作家，他的所谓的报道文学，实际上有非常高的文学价值，这些报道经过他的文学处理变成绝佳的文学作品，这一点我是认为，把他推向世界文学的平台上，我不认为他短期在国外的生活，会对他的文学创作有任何不好的影响，相反的，我认为在一个自由的空间里，更能发挥。另外他的心他的思想，还有他的乐器，都是他沟通的桥梁，他带在身边的两本书，一本是《史记》、一本是《易经》这是他的家园和故土，事实上他的精神并没有离开中国。廖亦武说，他最终是会回到中国去的，我也相信中国的环境会有所改变。”

廖亦武将成为流亡作家的重要力量

德国之声也采访了中国流亡诗人和作家，目前正在台北驻会的作家贝岭，他认为廖亦武这个选择是明智的：”他是少有的作家，因为他对母语的依赖和母语土地的依恋甚至是依赖，我知道他在那里比目前大部分的流亡作家坚持得更久。很少有50岁后选择流亡的作家，除非是被迫流亡。我想他是实在无法待下去了，才选择成为一个流亡作家。他说，现在中国的领导人心灵很肮脏，他认为他没有办法再待下去。以前’六四’后，他也有过出国的念头，后来又留下来，我个人认为这是他非常好的一个选择，而且他也认可，他已经成为了一个流亡作家。”

贝岭也认为廖亦武将为流亡文学注入新的力量：”流亡作家常常是置死地而后生，没有退路只有前行。他是一个比很多流亡作家起点高很多的作家，廖亦武已经是一位非常重要的独立作家，而且他的书被翻译成很多语言。中国的流亡作家最高潮是1989后，我们现在从没有超越那个时期， 很多流亡作家也选择了回国，甚至有很多人躲离政治、说违心的话或沉默，也许是他们必须躲到语言的壳里去生活。这几年流亡作家式微，出有一些流亡作家变成了政治异议人士，作家的部分减少了，很多作家也成为’媒体作家’，而不是靠写书，这种情况由于廖亦武的到来，将给中国的流亡作家和流亡文学注入活力。这样一个政权下产生的流亡作家，其实要承载的责任和得到世界关注是很重要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廖亦武将是一个重要的力量。他在某种程度上也是象征和一种喻义，他在这里一定会获得更多的可能性。”

流亡者终将归来

当德国之声与贝岭探讨到底流亡作家的使命是什么时，他认为：”流亡作家的使命还是要呈现作品，不仅是进行政治批判或参与流亡的反对运动，其第一天职是要在没有内心恐惧的环境下写出作品，廖亦武是一个纪实和写实性非常强的作家，他让人类不要忘记在那块土地上、政治下产生的普通人命运。流亡作家还要承担很多责任，这个责任就是帮助在中国的面临很多困境的独立作家、文化人。前东欧，苏联国家的经验是，流放者会归来，流亡文学会归来，会成为这段文学历史中最重要的一部分，我甚至认为，我们还面临一个更重要的挑战，我们要让我们流亡时间写出的作品，成为中国文学中最好的最有份量和质量的作品，要有记忆的深度，流亡作家的东西不是为了活下来才去写，是为了记忆而写的。 “

贝岭也在采访的最后指出，对流亡作家来说，祖国会随着离开时间的久远，变得抽象而干枯。流亡作家唯有借助记忆的深度，让祖国驻留在心底。流亡作家和国家的关系其实是一种不幸。

采编:吴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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