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中小学课本告诉我们：“旧中国”的工业相当落后，很多东西都不能自己制造，甚至连“火柴、铁钉都要从外国进口”，以至于很多物品的名称前面都带一个“洋”字，称为“洋火”、“洋蜡”、“洋钉”、“洋灰”。还说“新中国成立之初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既不能制造汽车、飞机，也没有冶金设备、矿山设备和大型发电设备等制造业。建国前，中国真的就这么落后吗？
其实，“旧中国”不但能生产“洋火”、“洋灰”，还能制造飞机、大炮、轮船。北洋军阀后期，全国各地有火柴厂100多家，上海“鸿生火柴公司”生产的火柴不仅在国内是抢手货，还打入南洋市场。1906年周学熙创办“启新洋灰公司”，该厂生产的水泥由于产品质量好，销路顺畅，为全国重大工程所采用。1926年，永利碱厂生产的红三角牌纯碱，质量超过了英国卜内门公司的洋碱，在美国建国150周年国际博览会上获得金质奖。甲午战争时期，江南制造局就已成功量产了120mm、150mm口径舰炮，福建船政局也造出了全钢甲战舰“平远”号。1919年8月，福州船政局造出了中国第一架双翼水上飞机“甲型一号”，此后又造出了双座教练机、海岸巡逻机、鱼雷轰炸机等17架飞机。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拥有直辖兵工厂24个，能够完全满足迫击炮、重机枪、各种榴弹的消耗，基本满足步枪、轻机枪、枪弹、迫击炮弹的消耗，还能生产半自动步枪、战斗机、轰炸机、运输机等装备。早在1920-1921年，中国就有能力建造“万吨级轮船”，而且一口气建造了四艘，分别是“官府”号、“天朝”号、“东方”号、“震旦”号。这些船根据美国政府的订单建造，完工后均开赴美国交付，直至二战时仍在美欧航线上使用。
在北洋军阀和国民政府时期，中国国民经济高速增长。据约翰·K.张的研究：在1912—1949年期间，平均增长率为5.6％；在1923—1936年期间，平均增长率为8.7％；在1912—1942年期间，平均增长率为8.4％。换而言之，在全面抗战爆发前，中国现代工业和矿业实现了8—9％的高速增长。
那么，“新中国”又是如何沦为一个一穷二白的国家的呢？
1，摒弃西方主流国家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后，中国立刻获得了巴西、墨西哥、古巴、美国、英国、法国、俄国（苏联）、德国、日本、意大利、奥匈帝国、荷兰、比利时、葡萄牙、西班牙、丹麦、瑞典等国的承认，并建立了外交关系。这些国家的疆域连同其殖民地基本覆盖全球。1945年，民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外交成就——成为联合国的创始国和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毛泽东提出“一边倒”的外交策略，与西方主流国家断交，投入苏联的怀抱。中国由此沦为苏联与美国等西方国家进行对抗的战略前沿。1960年中苏关系破裂，中国陷入前所未有的孤立，只好转而寻求第三世界的穷国的支持。直到1964年，中国才与西方主流国家——法国建立了外交关系。
人们常以为中国与西方交恶是由于美国的敌对政策，然而，历史资料却显示，1949年前后美国曾一度向“新中国”示好。1949年1月，美国将其“当前目标”确定为——阻止中国成为苏联的“附庸”。4月22日，南京解放前夕，中外媒体报道了令世界震惊的消息：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拒绝了国民政府外交部长叶公超的南下请求，坚持“滞留”南京，仅让参赞刘易斯·克拉克以“代办”名义去广州。6月，司徒雷登与新政协筹备委员会的民盟领导人罗隆基接触，要求罗隆基向中共转告：如果“新中国”采取中间态度，不完全亲苏，美国可以一次给新政府50亿美元援助。这接近印度15年所获得的贷款。遗憾的是，罗隆基听到毛泽东“一边倒”的报告时，不敢把“50亿美元援助之事”转达给中央。不久，美国把它在亚洲的战略工作中心放到了日本。
“向西方学习”是清末以来先进知识分子的共识，也是中国近代史的大叙事。中国加入苏联帝国主义阵营，意外地打破了这一历史进程，也让中国自绝于自由、民主的现代文明。
2，清除外资企业
民国时期，中国有大量的工厂和外资企业。1933年，中华民国进行了第一次工业普查。后来，巫宝三进一步修订了普查数据，得到的结论是：全国有华资工厂3167 家，外资工厂674 家，雇用工人总数73.8万名，总产值2.2亿元，其中外资工厂产值约占1/3。据C.F.雷默和日本东亚研究所的估计，到1936年外国在中国的投资总额已达34.83 亿美元。其中，英国投资占35%，日本投资占40%，美国投资占8.6%，法国投资占6.7%，德国投资占4.3%。
建国伊始，中国仍然存留大量外资企业。据沙健孙《中国共产党和资本主义、资产阶级》估算：外资企业1192家，职工12.6万人，资产12.1亿美元，其中美资企业有288家。徐京利则认为：中国当时有外资企业1700多家，投资总额8.6亿美元，其中英资企业最多有299家，美资企业次之有212家。
1949年以后，外资企业被逐步赶出中国。这一过程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没收战败的日、德、意等法西斯国家的在华财产，对其它国家的在华企业则加以监督和利用，“让它们暂时存在”。第二阶段，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管制、清查和冻结美国在华一切公私资产，其他国家的在华企业也因此陷入瘫痪，它们或者被自动转让以抵偿在华债务，或者由人民政府作价收购或征用。比如，本朝军事管制了上海电力公司、上海电话公司、友邦银行、美孚火油、美国X光医疗用器公司等115家企业。1951年4月30日，英国亚细亚火油公司的全部财产被人民政府征用。到1952年底，凡有关国计民生带有垄断性的外国企业，如煤矿、机器制造、石油、造船、等已全部转归国有，内河航运设备也全部收回，轻工业中处于重要地位的卷烟、肥皂等企业也收归国有。据统计，在此期间，外国企业由1192个减至563个，所属职工减至2.3万人，所有资产减至4.5亿美元。其中，英国企业由409个，职工由10.4万人减至1.5万人，资产由6.9亿元；美国企业由288个减至69个，职工由1.4万人减至1500人，资产由3.9亿元减至1600万元。
对于一般的外资外企，本朝政策是：一不没收、二不征用，而且不许关门、不许解雇工人，还要征税。然而，政府却控制着原材料，结果搞得在华外企经营十分困难，亏损严重，叫苦连天。最终走投无路时，不得不甘愿无条件奉送政府……譬如英美烟草公司即是。就这样，到了1954年，所有在华外资企业全部被政府接管了。还有一个可喜的功绩：不欠外国一分钱！
3，消灭本国资本主义和资本家
解放前，民国国家资本和官僚资本约占全国工业资本的2/3左右，占全部工矿、交通运输业固定资产的80％，控制了全国的金融机构，占有全部铁路、公路、航空运输和44％的轮船吨位。1949年上半年，中央发出了《关于接收官僚资本企业的指示》、《关于接收江南城市给华东局的指示》、《关于接收平津企业经验介绍》等文件，要求立即接收“国民党政府”的国家企业、没收官僚资本企业。到1949年底，共没收国家垄断资本和私人官僚资本企业2858个，职工129万人。1951年1月，中央政府发现私营企业中隐藏着官僚资本股金，于是专门出台了《企业中公股公产清理办法》，彻底清查处理隐藏在民族资本企业中的官僚资本。至此，没收国家垄断资本和私人官僚资本的任务彻底完成。
1953年9月，中央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此后三年，本朝通过和平赎买、加工、订货、统购、包销、经销、代销等形式，完成了私营资本主义企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什么是“赎买”呢？所谓“赎买”，不是国家用一笔钱收买资本家的企业，而是在每年的企业利润中，拿出一点分给原私营业主。可见，“改造”实际上就是公然消灭、掠夺、抢劫的代名词。老毛明确地说，“变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有制为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消灭资本主义剥削和消灭资产阶级，这就是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实质”。当时，全国私营企业的资产被评为24.1864亿元，此数额不及实际数额的十分之一。改造完成后，71万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者和10万资方代理人最终全部变成公私合营企业的普通职工。
做了普通职工就没事了吗？夺其财，还要杀其人。1949年《共同纲领》规定：“对于一般的反动分子、封建地主、官僚资本家，在解除其武装、消灭其特殊势力后，仍须依法在必要时期内剥夺他们的政治权利，但同时给以生活出路，并强迫他们在劳动中改造自己，成为新人。假如他们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必须予以严厉的制裁”。在“三反”、“五反”运动中，全国共有184270人被捕，119355名党员被开除党籍，133760人死亡或伤残。在以后历次运动中，资本家都成为重点迫害、折磨的对象。
4，消灭乡村士绅阶层
民国时期，政权的力量并没有深入基层社会，民间主要依靠自治。无论是北洋军阀还是随后的南京政府，都主要从城市为政府筹措经费，没有从农村大量征税。
1949年以后，本朝在农村发动了 “土地改革”运动。1950年中央政府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宣称土改的任务是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阶级的土地所有制。到1953年结束，将近3亿无地农民获得了7亿亩土地，近300万头耕畜，近4000万件农具，以及3800万间房屋和105亿斤量食。表面看来，土改运动是一场实现“耕者有其田”的“均贫富”运动。实际上，土改的真实目的是让农民跟党走。1956年9约，刘少奇在中共八大上说，“由于我们采取了这样的方法，广大的农民就站立起来，组织起来，紧紧地跟了共产党和人民政府走，牢固地掌握了乡村的政权和武装”。许多“民主人士”主张，“只要政府颁布法令，分配土地，不要发动群众斗争” 。可是“党反对不发动群众，用行政命令方法把土地‘恩赐’给农民的‘和平土改’” 。“你杀了人，大家就怕了，就服了，这个政权就稳固了”。于是，一场本来可以和平进行的土改成了一场流血的土改。
《人民日报》前总编室主任喻权域回忆说：“召开诉苦会、批斗会。我们这些土改工作队干部坐镇会场，起两个作用：一是为农民撑腰壮胆，二是维持会场秩序。农民诉苦诉到愤激处，打地主一两巴掌或一两拳头，我们坐视不管。当农民义愤填膺，蜂拥而上，拿起锄头、扁担或端起板凳要砸向地主，可能把地主打残打死时，我们这些土改工作队干部立即冲上去，夺下农民手中的锄头、扁担、板凳，并用自己的身躯把地主围起来。……我们当年的做法是正确的，既支持了农民的正义斗争，又发扬了革命的人道主义精神，不使地主被打残、打死”。
广东海洋大学一位教师对苏南土改的调查发现，苏南2742个乡中，有200多个发生了乱斗乱打。据当时中共苏南区农村工作委员会的原始记录，一共有218个人被打、被吊、被迫下跪或者被剥光衣服。广东省则流行着“村村流血，户户斗争”的口号。有专家保守估计，土改中有200万“地主分子”被杀。一位美国学者甚至估计有多达450万人在土改中死亡。在以后的历次运动中，地主及其子女都都成为被整肃、迫害的对象。
乡绅阶层一方面垄断了农村的部分土地资源，另一方面也以其宗族凝聚力和儒家人格成为乡村伦理道德的基础。地主阶级被腥风血雨地消灭，彻底破坏了社会的道德规范。
5，消灭知识分子
民国时期的知识份子，特别是那些从西方回来的，身上不仅具有儒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更有对西方民主制度的渴望。这些精神气质与无产阶级专政是水火难容的。毛泽东说：“读书越多越糊涂”，“知识越多越反动”，“拿未曾改造的知识份子与工农比较，就觉得知识份子不但精神有很多不干净处，就是身体也不干净，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
1949年以后，本朝对知识分子进行了长期的迫害，掀起了一连串的运动：1951年“思想改造运动”、1954年批判胡适运动、1955年“批判胡风思想”运动、1957年“反右”运动、1966年“文化大革命”运动……在运动中，毛泽东要求知识分子彻底摒弃了资产阶级思想，树立起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自觉批判和“否定过去”，“从头学起”，检讨自己的“反动买办思想”、“剥削思想”，检查自己的“清高思想”，接受亿万“工农兵”的批判。运动过后，那些敢于给朝廷提意见、说真话的知识份子彻底被打倒了，以至于在“大跃进”中出现惊天谎言没有人敢去捅破。
1957-1958年“反右”运动中，有400多万人被打成了“右派”，但到1978年，全国只有55万人摘掉右派帽子。这意味着，在“反右运动”过程中，全国有345万右派神秘消失。纪念一下这些消失的民族文化精英吧：陈寅恪、张东荪、顾准、李达、赵树理、施今墨、田汉；熊十力、陈梦家、翦伯赞、刘绶松、吴晗、杨朔、老舍、李平心、黄绍竑、傅雷、刘盼遂、刘永济、罗广斌、邓拓、顾圣婴、沈知白、上官云珠、严凤英、赵九章、小白玉霜……
中国不是向来就“一穷二白”的。摒弃西方主流国家，中国陷入国际孤立，失去了向西方学习的朋友和老师；消灭外资和民族企业，民族经济凋敝，生产萎缩，民不聊生；土地改革运动，传统的社会道德趋于崩溃；迫害和消灭知识分子，中国失去了民族的脊梁和社会良心。这是中国历史上一段毫无希望的黑暗时期。改革和开放如同一阵春风，重新给中华大地带来生机，盼望有一天能春暖花开。
This entry passed through the Full-Text RSS service — if this is your content and you're reading it on someone else's site, please read the FAQ at fivefilters.org/content-only/faq.php#publishers. Five Filters featured article: Ten Years Of Media Lens – Our Problem With Mainstream Dissidents.
本文由自动聚合程序取自网络，内容和观点不代表数字时代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