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石男 刊于今日《时代周报》)

“人的美德的荣誉比他的财富的荣誉不知大多少倍。古今有多少帝王公侯,没有在我们记忆中留下一丝痕迹,就因为他们只想靠庄园和金钱留名后世。”达芬奇这段话,若早点给达芬奇家具的追捧者们听到,结局应该还是一样。这帮冀图跻身莫须有的上流社会的中国大陆富人们,不在乎荣誉,只在乎虚荣。荣誉是精神领域的桂冠,虚荣是物质领域的春药。有些中国富人不向往桂冠,但必须大量服食春药。

贵族范儿与简陋骗局

说起来,达芬奇家具是一个太过简陋的骗局。稍微有点脑子的人,只要用共和国的里脊思考一下,就能明白,意大利人不会给家具起这名字,就像法国人不会给内衣起名叫贞德,美国人不会给冰箱起名叫爱迪生,日本人不会给汽车起名叫山本五十六,只有中国人会给内衣起名叫爱戴,给冰箱起名叫范冰冰,给汽车起名叫红旗。但我们的富人不会这么想。他们对达芬奇是多么熟悉因此也多么热爱啊,从小就知道达芬奇画鸡蛋的故事,稍大点在各种杂志上都看到过《蒙娜丽莎》,再后来还人手一册《达芬奇密码》。能睡在达芬奇大床上,花掉105万元又何妨?能被达芬奇顶灯照耀,花掉188万元又何妨?能打着领结,围上手绢,坐在达芬奇餐桌边痛饮国产拉菲,花掉315万元又何妨?

是的,只要能得到跻身上流社会的幻觉,只要能做出一副贵族范儿,哪怕是自娱自乐、山寨味道十足的上流社会与贵族范儿,我们的富人们花再多钱也无所顾惜、无所畏惧。

直到事发,仍有富人表示,只要达芬奇家具能证明是意大利产, 就“可以接受”,而不管它是否有品牌底蕴,产品又是否合格。换句话说,就算被达芬奇家具的树脂材料的气味熏得月经不调,就算刨开它雕花外壳只看到大芯板和密度板,他们也不在乎。

他们在乎的,只有两点:1.意大利产。2.昂贵的意大利产。他们真正在乎的,其实是用天价与普通人划出一道鸿沟,以显示自己的身份,以跻身上流。借用许子东的话,这叫“意式形态大陆风情”:意大利式的形态,大陆富人的风情。

他们要彰显身份,可是却无身份可言,士农工商,商为其末,现在商人世俗地位虽有所上升,但仍不能居于社会排序的前列。于是他们痛饮国产拉菲,膜拜道长李一,睡达芬奇大床,就读西太平洋大学……要通过这些构建属于自己的“文化资本”,进而登堂入室,封侯拜相。

他们还打算显示权力,但除了几个政协、人大头衔外,大多数没政治权力可言(权贵资本家另当别论),更无特供产品。现在连小小的县检察院也有特供,譬如章诒和就在微博中贴出了“抚松县检察院特供酒”的照片,但是富人们没有。与官员相比,富人们永远是弱势群体。

他们没权,但是有钱。不能利用政治资源得到特供,那就一掷千金来制造特供。于是欧典地板、香武仕音响、达芬奇大床、国产拉菲等东西就成了富人们的特供。在此过程中,由于缺乏足够的权力、品位和判断力,他们经常会受伤。2800元一平米的欧典地板,原来是MADE IN中国小村子;“拥有70年历史,象征丹麦王国最高皇冠品牌”的香武仕音响,原来丹麦人从没听说过。更离谱的是标称摩洛哥制造,价值几十万的大衣,其腰带扣内竟嵌有红色铁皮,上面清楚地标有“王老吉”和“310ml”的字样。

奢华背后是安全感匮乏

当然,富人们也买真正的洋奢侈品。我妻子前些日子去欧洲,亲睹大陆富人太太团去抢购奢侈品包包,坊间唤作“串包族”。她们走进LV专卖店,也不打话,直奔货架,左手一伸,串一串,右手一伸,串一串,两手挎十几个包就直奔收银台……

中国近20年来暴富来的这一大帮子富人,许多都是有原罪的,基本是“捞、花、跑”的路子。捞和跑这里不多说,我们单说花。据报道,2010年中国奢侈品消费高达400亿欧元,而波士顿咨询公司则称,3年内中国将成为全球最大的奢侈品消费市场。

那些富人们,套上一颗颗可以用来当顶针的钻石金箍子,挂上一把把可以用来打弹子的宝石,戴上一块块可以用来晨跑计时的世界名表,再发动一部部可以用来把拖拉机甩得远远的顶级跑车,呜呼,就像是用丝绸擦屁股。

穷奢极华的背后,其实是富人们的安全感匮乏。在动不动就可以三大改造、五不搞的中国,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中国,“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虽在2004年修宪写入法文,但是,有几个人能相信,身处危局变局,当大难临头,自己可以有豁免权,不被“合法地剥夺私有财产”?没有安全感,就没有具备稳定价值观及稳定结构的上流社会,而只有胡天胡帝,穷奢极侈,醉生梦死的富人。

为何成不了“平民新贵”

若对比近代欧洲平民新贵的崛起,我们或可更深刻地理解当今大陆的富人。

17世纪后欧洲崛起的平民新贵,多是资本家,在经济上可与贵族颉颃乃至超越后者,在政治、社会地位上却远远不及。新贵必须证明自己比旧贵族更值得尊重,于是革新技术、指导佃农,促进农业革命;修建基础设施、投身公益慈善,为平民争利益,成为地方公共领袖。与此同时,为区别旧贵族,他们还特别崇尚节俭、低调的生活方式:尽管也修乡间别墅,但突出朴素风格;尽管日常花费超过平民,但宣扬“节制的体面”。

然而,在中国大陆,经历新中国成立后的诸多运动,中国传统士绅阶层早已荡然无存,士大夫精神也随之消亡。从前是“礼不下庶人”,现在是不论庶人或士大夫,都不再有“礼”的光芒照耀。近20年来崛起的富豪,大多数要么是权贵资本的受益者,要么是精通血酬定律的黑色大亨。他们既无传统中国上流社会的“礼”,又没有近现代欧洲贵族的魂,遂呼啸着穿梭于酒池肉林,如金碧辉煌的游魂,狼奔豸突,彷徨于无地。

而达芬奇家具,不过是富人们在狼奔豸突中,不幸找到的一张本以为可以睡得很香,但转眼就塌了架子的一张大床而已。今天,达芬奇是倒掉了,但明天,米开朗琪罗还会站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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