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 子
诒和老师的一位收藏当代名人手迹的朋友，以高价买下赵丹狱中所写全部材料。包括自关押到释放期间的全部交代检查、思想汇报、揭发他人材料和学习毛选及首长讲话的心得体会。多达几十万字，长达十余年。此文得益于这些资料，谨代诒和老师一并向这位友人致谢。
楔 子
写赵丹，于我是个意外。
一位收藏名人手札的朋友打来电话：“手头有一样东西，请你过来看看。”
北京国贸饭店。他把桌子上约有半尺高的纸质“文档”和几个大小不一的笔记本，双手推到我跟前说：“这是赵丹狱中的交代材料，原装。”
“赵丹？中国头号影星。”
“嗯。”
名人手迹、照片及签名，向来是人们热衷搜集的物品。眼下，摆在我面前的几十万字文字材料就出自大明星之手，有点不可思议！小心翼翼地翻开：每一张均为手写，字迹潦草，密密麻麻，写者似乎处在十分焦急局促的状态。写材料的纸大多是大陆监狱（及看守所）专门提供给未决犯或已决犯使用的。太熟悉了：因为我坐牢写交代，也用这种纸。
我说：“真货呀，多少钱？”
答：“几十万。”听了，有种说不出的感觉。
我把摊开的材料小心翼翼地归拢，移到他跟前。说:“我搞唱念做打，电影一窍不通。不看了。”
朋友说：“我就是给你看的。日子不限，看完还我就是。”
“为什么？”
“我用几天时间把材料看完，觉得你用来写他，能写出一个完全不同的赵丹。”
有点动心了，当然也犹豫，最后我还是接过沉甸甸的布包，坐上公交车回家。
赵丹的字极难辨认，随即花钱请人重新抄写、打印、装订出来。我每次翻阅它们，都有种冰雪般凛冽的感觉。
的确，这是一个和电影无关的赵丹。从此，一块石头压在了胸口……
一
时光回到“文革”，那是1967年12月8日。
上午九点多，上海市专案组成员跨进赵丹的家门。亮出身份后，说：“为了全面、彻底弄清你的问题，我们给你找了个地方……”
当然明白“找个地方”是啥意思，赵丹穿好外衣，说想要上厕所。坐在马桶上就起不来了，经过催促，才提起裤子。接着，刷牙，洗脸，然后，下楼，出门，被推进一辆轿车。上车，就蒙上了眼睛。
睁开眼，人在一间地下室。
赵丹在室内来回走动，捶打铁门，大声诘问，都遭致拳脚。他这才感到自己是坐牢了，后转移至正规监狱，铁门，高墙，铁栅栏，武装看押。据说，这里曾经是上海的少管所。向他宣读狱规：只许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动。当然还有众多的“不许”，如不许交谈，不许串联，不许携带金属制品，不许说出自己的姓名。每月发三元零花钱。
赵丹的编号是139，别人叫他139，他管自己也叫139。太熟悉了，我坐牢时也这样，编号：373——大陆监狱的基本规则都是一样的，无论他在上海，还是我在四川。
中国历次运动的本质是清洗，被清除的人都有称谓：“土改”有地主分子，“三反”运动有三反分子，“肃胡”运动有胡风分子，“反右”运动有右派分子。“文革”是大清洗，名目就更多了：走资派，孝子贤孙，残渣余孽，漏划右派，黑五类，现行反革命分子等等。阶级敌人的圈子越划越大，被关押的人犯越来越多，其中不乏政要、名人。前者有刘少奇，后者如赵丹。
赵丹属于文艺黑线人物，说是阶级敌人，但具体身份尚未明确划定，也就是说，没有给他戴帽子。不像我，抓捕的时候就宣布为“现行反革命分子”。既然是身份未定，那就给赵丹留下了“争取”的空间。争取什么？争取从宽处理：从“解除关押，恢复自由”到“敌我矛盾做人民内部矛盾处理”，都属于“从宽”的范畴。我被判处有期徒刑20年，也是宽大处理（判决书上就是这样写的）。能争取到什么样的“从宽”，那就看本人的表现、形势的变化和掌握政策的人了。失去人身自由的赵丹非常清楚这一点，所以他要努力创造条件，以达到“从宽”处理。而“努力创造条件”的基本方式和方法，无非就是交代，汇报，揭发，检举，大量写材料，频繁又诚恳。应该说，赵丹写交代材料和思想汇报的自觉与热情，相当惊人！又多，又快，又长，说啥都是一套一套的。于是，几十年后的我才有幸看这份厚实的文档。
第一份思想汇报写于1967年7月15日。赵丹写得郑重其事，属于郑重表态——
一、我所写的材料，皆是兵团材料组、宣传组、外调组要我写的。此外没有私自写过任何材料给别人。
二、我接受革命群众，革命组织把我批臭，批透，批垮，打到（倒）！我不抱任何幻想，我只有彻底揭发文艺黑线的罪行，彻底交代自己的罪行，争取脱胎换骨，重新做人！这就是我的根本态度，和唯一可能，和自己应该努力做的事。此外，我应时时注意遵守兵团的纪律和规定，向兵团组长，随时汇报思想情况。
赵丹 67,7,15
这是他给自己定下的规矩。
十天后，赵丹呈上第二份思想汇报，是在参加了（上海）电影厂党委组织的揭发斗争大会之后写的。其中一句，说：“所受教育甚深，思想推动很大，内心沉痛，自咎！”在押数年他都在反反复复、诚诚恳恳、絮絮叨叨地自责，说自己有罪，对前半生所作所为万分痛悔。赵丹必须这样写，也只能这样写。凡是被关押的人都要这样写，被逼无奈，否则皮肉受苦，乃至送命。但是赵丹的自责基本发自内心：真的认为自己错了，艺术上错了，政治上错了，是有罪（且深重）之人。这不是我分析出来的，是那些痛心疾首的文字明白无误地告诉了我们；而且每一场批斗会下来，都能促进他交代问题和加深自我认识。一经批判，好像自己的罪行证实了。
国庆来临。10月1日，他学习了《人民日报》社论，《文汇报》政论文章。10月2日，学习了《毛泽东同首都五十万军民欢度国庆》的报道、林彪同志讲话、周总理的讲话，以及上海五十万人举行国庆集会游行的报道，还有“霍查同志在我使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上的讲话”等。读这些社论和报道，赵丹兴奋难抑，立即提笔写道：
“感到无限兴奋、欢欣、鼓舞！虽然属于专政对象，但仍按捺不住，为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我感到无比幸福！”“我要万分万分，加倍加倍的，向伟大领袖毛主席、向尊敬的江青同志，向尊敬的总理和尊敬的柯老（柯庆施）致敬……向党、向人民请罪。”
赵丹的每一份材料无不表达出对共产党、毛泽东的热爱。他还热爱张春桥、柯庆施，他还敬佩江青，你能说这些表述全是假的吗？当然用意也明显：争取“从宽”。
赵丹写材料采用“文革”书写的标准格式，即第一段必是“最高指示”。汇报什么内容，选择哪条语录，绝非信手拈来，而是下了一番功夫。1968年7月9日的汇报里，他引用的“最高指示”是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里谈知识分子的一段话，即“知识分子在其未和群众的革命斗争打成一片，在其未下决心为群众利益服务并与群众相结合的时候，往往带有主观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倾向，他们的思想往往是空虚的，他们的行动往往是动摇的。”抄完这段语录，他跟着写道：“想家，想孩子，想爱人，几乎无法控制自己。”为说出一句“想念家人”，赵丹先给自己扣上“思想往往是空虚的”，“行动往往是动摇的”的帽子，也就是说，以语录作自我批判，然后表达心中所思。我算了算，他从1967年被关押，到1968年写下“想家”“想孩子”“想爱人”这么几个字，相隔一年！不得不承认：在个人情感方面，他有着惊人的克制力。
这种令人难以理解的表现，让我产生遥远的联想：曾风靡世界的古巴革命领袖格瓦拉“思想残暴，嗜血成性”（纳赛尔语）。有人索性称他是“被纯粹的仇恨所驱动的杀戮机器”。年轻的格瓦拉死后，有一本“波利维亚日记”留了下来。人们从中发现：习惯于硝烟与孤独的他在日记写下的文字，让人心动的竟是对世俗生活和私人情感的眷恋！好几篇日记里，一开始就是想到他的亲人——2月11日日记以“老头子生日：67。”开始，他想到自己的父亲。2月15日日记以“希尔迪达的生日：11。”开始，他想到自己的长女；2月18日日记以“约瑟菲娜的生日：33。”开始，他想起了妻子；2月24日的日记以“恩内斯迪科尔的生日：2。”开始，他想起了幼子；5月18日的日记以“罗伯特和胡安·马丁。”开始，他想起了两个兄弟；6月14日日记以“西丽塔：4？”开始，他想起了幼女；6月21日的日记以“老太太”开始，他想起了母亲。难怪有人说，在丛林中多次迷失方向的格瓦拉，在日记里没有丢失过自己的亲人。“文革”毕竟不是战争，我在关押和劳改期间，每次写年终总结材料都要说“我想念亲人！希望尽快见到他们。”赵丹也可以这样写，但他把热烈的感情更多地给了领袖、给了党。
思念的闸门一旦打开，就关不上了。仅隔一周，赵丹在递交的汇报材料里，再次写下“想家”、“想孩子”、“想爱人”的句子。他说——
格外地想家、想孩子、想爱人！我要一切重新做起，所以也就想恳求革命组织、革命群众开释我，让我到外边在工作中考验我吧！
恳求，再次帮助我伸出挽救的手来，让我早日出去……恳求！恳求！千万个恳求!
赵丹 68,7,29日
以前曾经有过的灿烂与温暖，现在都要用空前的孤寂来偿还，而孤寂的背后则是脆弱与渴求。赵丹也不例外，为了“格外地想念”，他开始恳求，而且是“千万个恳求！”
二
1968年8月5日，报纸刊出张春桥回到上海出席会议的消息。他看到了，又兴奋起来！赵丹知道张春桥，张春桥不可能不知道赵丹。所以这是一个机会！什么机会？求情的机会。向张春桥求情？咋求情？写信呀！这是他的机敏，也是他的优势。
请求开释，说干就干。马上给张春桥同志写信，情感热烈、态度恳切：
我要积极地写信给春桥同志，并转尊敬的江青同志（恕我一时找不到适当的称呼，故仍称“同志”）因为，我的事情早已结束了，进来的日子不短了。此时再不请求，更待何时？
千言万语，就是一句，恳求您，尊敬的春桥同志，能挽救我一把，并求您向江青同志面前求求情，恳求能宽恕我。能让我再回头重新做人……使得我今后的一生改造成为革命的、学习伟大领袖毛主席思想的一生。
写信求情，古今皆有：司马迁为李陵求情，胡适替王若飞求情。现在的求情信多是写给上级、长辈、老师、朋友，为解决自己的问题和过错求情。赵丹给张春桥和江青等“中央文革”领导小组负责人写信，即属此类。求人如吞三尺剑，靠人如上九重天，何况监狱对信件的管理极其严格：比如每月只能写一封信，每封信不得超过二百字，还必须是写给自己的家人。赵丹的行为一经发现，立即受到严厉的批评和指责：“不要找任何幻想。不要还以为自已是名演员！”这话有如削尖的利刺飞扑而去，直戳他的痛处。
赵丹很快作出反应，在8月16日写出检查：
我的请求，也仅仅是向中央文革领导认罪、请罪，请求恩赦，绝无其他不良动机，根本不可告状，任何能解脱心里的包袱呢？等等的思想动机（按：此处不通，原文照录）。这里也就恰恰暴露了我还是在潜意识里存在的特殊化和特权思想了！原来首长对我的批评指责是中肯的，是正确的，正由于有这种特殊地位的思想，才产生出幻想，也正是这个幻想，才蒙蔽了自己的眼睛，认识不清这样一个极为普通的常识：即何时开释，这不是依的主观愿望所能决定的事，因我没这个决定权，这权力在组织和群众手里。我只有为自己争取早日开释而努力创作条件，所以急躁地，一厢情愿地请求提前开释的做法、想法是不符合客观实际的，不符合我的现实的地位的。这样，则又是自作聪明、作茧自缚、结果反而自寻苦恼，自己折磨自己了。
他还是识趣，抓住了要害：说自己就是想用个人的特殊身份和地位，求得某种特殊处理。赵丹的判断也准确，说自己是“自作聪明，自寻苦恼，自己折磨自己了”。这说明囚禁并未让他大脑失灵，检查写得还算到位，想必会汲取教训。万万没料到的是一个月后，他又想给江、张写信了。原因是看到报纸上刊出的“发动群众定案 实行群众专政”的报道以及工人宣传队开进文艺界、电影界消息。这回赵丹误判了！他以为“群众专政”就意味着可以出狱，让群众管理自己。再度兴奋的赵丹，马上写了一份很长的思想汇报——
为像我们这种犯罪的人，创造、提供了有利于自新、改造的充实条件。越来越看到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威力，无产阶级政策威力光芒四射。
这些天，思想上的斗争到了白热化的程度，运动一开始即蕴藏这一个心愿，即是到了运动的后期，要写信给尊敬的江青领导，尊敬的春桥首长，求求情，能给予从宽处理。因为这个人一生的最后的时刻，也是关系到全家大小的大问题，特别是看到报上要发动群众定案的报道，感到紧张……”（1968年9月23日）
坐牢的人都比较敏感，赵丹属于极度敏感。任何一篇社论的提法，都能让他展开想象，并与自己可能的出路相联系。其实，任何一个在押囚犯的明智只能是怎样认清自己的处境和如何适应，偏偏在这个环节上他不大搞得清。
1968年，中央有个极重要的战略步骤，叫“清理阶级队伍”。它当然来自毛泽东的批示，理论依据是“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具体做法是全国各地在军管会和进驻单位的工宣队领导下，放手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对社会进行全方位大清查，揪出地、富、反、坏、右、特务、叛徒、走资派、漏网右派、国民党残渣余孽，尤其着重未被查出的人，不管你是谁，都在清查之列。大清查夺去许多人的性命，让许多家庭瞬间瓦解，制造出无数“冤、假、错”案，惊心动魄，鲜血淋漓！那时，我在成都街头天天都看揪斗“阶级敌人”的恐怖场景，断定在北京的右派父母定遭厄运，不禁浑身战栗，彻夜不眠。而我本人也就是在“清理阶级队伍”阶段被革命群众揪出，由四川省革委会定性为“现行反革命”，由军管会宣判后关押在大牢。
这种血腥的“清理”，尽管赵丹未能亲眼得见，但起码的政治常识与社会经验还是有的。令我不解的是——赵丹的表现好像没有多少忧虑与焦愁，反而表示拥护和赞赏。1968年12月1日，在阅读《解放日报》社论《文艺界首先要抓清队工作》后，他这样写道：
在清理阶级队伍中，对于那些所谓“三名”“三高”的人物，不能一概而论，一定要做阶级分析。他们当中有的就是文革前修正主义文艺黑线上的人物，就是叛徒、特务、走资派和地富反坏右分子，对于这些坏人，我们必须彻底揭露他们，把他们清洗出去。
原来我主观的设想，清除出党，不能干导演、演员工作了，一切行政待遇，社会职务及特殊化生活待遇等等，通过一杆子刷到底，这是没疑问的，肯定的，因之思想上一点也不存在任何幻想。但仍可能留在厂里，给一个力所能及的大小工作做，或者受群众的监督劳动等，也即是说还给饭吃！现在看来，这种想法，仍是不切实际的了。不符合革命路线的政策精神了。因之也是错误的。
冷静一想，将我这样的人清除出文艺队伍，则又完全正确完全必要，因为我这样的人，为文艺界造成的罪恶多端，实在是文艺队伍中蛀虫，再若留在文艺队伍中，这简直是对文艺界的玷污和耻辱！
若从18岁干电影算起，已干了36年，若从13岁干话剧算起，已经足足干了41年了，今日落到被清洗出电影界文艺界，心头当然是非常沉痛的，心酸的！但这一生中从未真正为无产阶级革命为劳动人民而创作，相反尽是制造了大毒草，替革命事业，招致无法估计的损害，今日被逐出电影界，则又是天公地道的事。新陈代谢这本是不可避免的自然规律，搬掉我们这些革命前进道路上的绊脚石、障碍物，让新生的无限美好的革命的电影事业，蓬勃发展，这实在是最好的好事！这样一想，心里豁达，开朗起来！
敬祝我们伟大导师、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读这篇检查，我不知道说啥才好。人只要被揪出来，当然要“上纲上线”，做自我批判。赵丹能把骂自己的话说到这份儿上，说被逐出电影界是“天公地道”，是为革命搬掉“绊脚石！”是一件“最好的好事！”被踢出电影行业，不仅不难过，反而“心里豁达、开朗起来！”写出如此卑贱的文字，得下多大狠心！为了得到一些珍贵的东西，而失去另外一些珍贵的东西，这些文字的后面也隐含了说不出口的哀伤与酸苦。聂绀弩“文革”期间在北大荒劳改，写了很多诗，其中有两句流传甚广：“文章信口雌黄易，思想锥心坦白难。”——深刻，很深刻。
我们不是改变乾坤的人，但我们能否守住一些根本？
三
对时间长度的认识，首推犯人。
“文革”中，我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十年。宣判后，我马上推算出二十年的长度是七千三百天，计十七万五千多小时；二十六岁入狱，四十七岁出狱；青春逝去，亲人离世……想到这里，泪如雨下。这是比押上公判大会，听宣判还要致命的打击。
从寓所带走赵丹的那一刻，上海市专案组成员说：“为了全面、彻底弄清你的问题，我们给你找了个地方……”这就是说，关押他是一无手续、二无期限，看不到尽头，真的很残酷。而更难熬的则是每一天，除了吃饭，睡觉，便是终日枯坐。唯一难得的“乐事”，就是阅读递进来的《解放日报》。细细地看，慢慢地看，从头版头行读到末版末行，还舍不得看完，社论则反复读。看完一张报，足足耗上三小时。
看完了，赵丹觉得对报纸的利用还不够，于是别出心裁：把报纸四周的白边撕下，撕成一片、一片的纸条。有了这些小纸条，也就有了写字的冲动，随即在上面写几句话，再说，也不用上缴。赵丹开始自得其乐地写小纸条啦！什么“丢掉幻想，你出不去了。”“你呀，不要着急，很快可以出去了。”“你还有希望。”“你还有什么希望呢？”等等。写着，写着，他童心大发，像孩子作游戏，把小纸条揉成小纸团，双手捧起，抛向空中，自由落下，再随意抓它一个，展开来读……对这样一个举动，后来有很多分析，说得挺深沉，挺有内涵。但依我看就是游戏，玩呗，目的就是打发时间。我在四川省公安厅看守所关押期间，就把好端端的一双白线手套拆了，织成一块条状物，变有用为无用。为什么？就是为了消耗时间。今天，明天，后天，日子就像磨盘一圈接一圈地转动，每一分钟都是煎熬。
搞政治的人，才懂什么是政治；进了班房，才知道啥叫坐牢。狱中最忌讳的就是写小字条，传小字条。赵丹在1968年8月26日的思想汇报里，承认自己写小字条：
前几天，解放军同志收去了我写的一张小字条，记得内容是“现在走的这条不请求的路，显然出去的时间，要拖延些，而只有请求才得快出去，但一定要坚持下去，否则反反复复，来来回回，就是绝路了。”云云
为啥要写？赵丹说自己是在钻牛角尖，是“恶习”所致：
这个“小纸片”真是害苦了我了！由于它惹出许多误会来，惹出多大的祸事来呀！真是说来心都要碎了。可就是为什么改不掉呢？真是屡教不改呀，前一大阵子，我已改掉，再也不写了。可一搬到三楼来，一个人住，更由于一下子认识不清形势和处境，一焦急则又重犯了。这是由于我是思想上认为，我一个人住，写写小纸片，自己和自己做思想工作，这又何妨。组织上总不会怀疑我在和别人交谈呀！
还说这是“缺乏毅力的意志的脆弱的阶级性格，这是重犯的根源，我对此也没有任何话好说。”（1970年1月22日）
“惹出多大的祸事来呀！”“心都要碎了。”显然，写字条给赵丹惹出祸事。所谓“祸事”，也许是挨揍，也许是提审，也许是批斗，有可能声称对他会加重惩处，更有可能是借此查抄监舍所有人犯的床位，而这是要引起众怒和报复的。你干什么就自己干，别连累别人——此乃坐牢之首要潜规则；你犯了，就是犯了大忌。对此，赵丹完全不在行！狱中苟活求存，很多人没有死于狂风暴雨，而是死于日常琐细。
不求珠玉，但求米粟。犯人时时处在食物短缺的饥渴之中，最想吃的是肉和糖。
我狱中十年，夜里做梦几乎都与吃有关，写给母亲每一封信的末尾都是要吃的！首先是要糖果，没有糖果，白糖也行。犯人星期天休息，用白糖冲一杯糖水，喝上一口，甜香充溢于口腔，再沿食管顺流而下，那才叫高级享受。其次是要猪油，一般是玻璃罐装，这种包装现在好像已经绝迹。犯人肚子里实在没有油水。母亲寄来的猪油，令所有的狱友羡慕不已。每隔几天，我就用小勺挖一点点猪油搅拌到菜里。猪油搅拌过的菜顿时成了大菜，特别香！我总是有意延长咀嚼的时间，舍不得咽下。出狱后回到北京，我曾在一盘素烧圆白菜里拌上一勺猪油。夹一筷子送进嘴，咋这么难吃？
赵丹也不例外，想吃糖果。托工作人员给他买水果糖，水果糖没买到，买了白糖，剩下两枚一分钱镍币。1968年12月13日在搜查房间的时候，发现了两枚镍币。看守马上审问：钱从哪里来？两分钱也是事儿。赵丹写了汇报：
这二枚一分钱的镍币的来处，我记不确切了……记得当时我因天冷，要求过此地工作人员代购些水果糖，好增加热量，此时工作人员还不肯呢，而改做只找糖。由于我个人在生活小事上，素来马马虎虎，所以就留下这二枚一分的镍币了。这说明我在思想上并未认真重视，其根源还在我的反动阶级的自由主义的缘故。
看押期间的赵丹没出什么大事，惹出的小事倒是不少，挨骂挨整写检查。他一边接受惩处，一边颂扬监狱。这样的犯人不少，隐忍又卑贱。赵丹是这样“颂扬”的——
首先拿物质条件来比，我是坐过新疆监狱的人。新疆是土房土炕，一年才洗一回澡，中秋、春节才吃一次大米饭，一身棉袄穿过五年（关押了五年），虱子、跳蚤、臭虫生满身，没报看，没书看……够了，不多讲了，和我们这儿比，真是人间地狱之别，25元的饭钱，连一般农民也吃不到这样的伙食，还为我们创造了学习的多种条件，一点也不夸大，真是一座学校呀！而更主要的是我们的一切革命措施手段，都只是贯穿着两个字“挽救”。（1970年1月22日）
他把监狱比作学校，何苦！当个人权益屡屡受到剥夺和侵犯，仍有人选择自我伤害或相互伤害来讨好统治者，这是以求自保吗？我找不到答案。
活在这个天地，真的有一种奇异感！
四
1970年全年，赵丹写了三十五份汇报材料，也就是每个月三份，平均十天一份。1月4日，他交上了第一份。
七十年代第一春，这并未给赵丹带来喜悦，相反给了他一个很大的刺激：有一批人放走了！赵丹很着急，决定给张春桥再次写信求情并呼救，同时也向江青呼救。这个写于1月4日的求救信，第一页被撕毁，我看到的从第二页开始——
最近这儿开释了一大批人，我心里十分惶慌，十分焦急，也十分羡慕，看到他们都走上了70年代的辉煌灿烂的毛泽东幸福的新时代。新世纪了，而我仍然掉落在这个旧时代里，每日在沉痛的忏悔中生活，加之我又是个热情洋溢的人（过去的热情是为反革命的政治服务的），因之那是坏事。如果改变了立场，纳入到无产阶级这样宝贵的时光，白白流去，心中真是无一刻宁静，所以经过了思想上的激烈地斗争，终于提起勇气，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地向敬爱的您求救！并通过您向尊敬的江青求救！能开释了我，放我到更广大的工农兵群众中接受改造和教育，能开恩给予从宽处理，给我一条出路！使得我有限的余年，能为无限美妙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服务。我当带着赎罪的心理，全心全意地，不怕苦，不怕死地竭尽一切最薄的力量，来为社会主义革命事业做一点小小的工作，我相信总是能做出一点成绩来！
我特别要对您说的是，我决不会由于无产阶级给予我的这一恩泽儿翘尾巴，决不！尊敬的春桥同志！（请恕我如此地称呼）这一点单请予以信赖吧！我只有更加珍贵这得来不易的自由和新生的恩泽，只有格外地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夹着尾巴做人，继续严格地要求自己的，我知疼了，知疼了！我一生哪儿经过如此深刻的教训呀！只要放我出去，心理状态一正常，我相信我会有一个飞跃猛进的！不敢自吹能超过这一批解放出去的人，至少也能赶上他们的觉悟的……
您的工作很忙，啰嗦了这一大篇，有不妥当或者错误的地方，请批判，指正！
罪人赵丹敬上 70,1,4日
赵丹保证今后“不会翘尾巴”，保证“只要心理状态一正常”，“我会有一个飞跃猛进”，保证今后“总是能做出一点成绩来”。——信写得自信，恳切，实在，热情，汇集了各种积极情绪。我在狱中每逢年末，也是按要求上缴一份年终总结。总结的末尾无非就是做出保证，要“规规矩矩做事，老老实实做人”，争取出狱后成为一个“守法公民”。我哪儿敢撒娇似的说“我知疼了，知疼了！”，更甭提“我相信我会有一个飞跃猛进的！”人跟人不一样，赵丹就是不一样。
过了十二天（1月16日），他呈上一份上万字的交代材料，说：这是自己学习《北京二七机车车辆厂认真学习落实党的敌对政策》、《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论政策》等“伟大文献”之后的“活思想”汇报。赵丹对自己的罪行总结了三条——
“其实我是一点也不复杂，就是那么三条大杠杠，（1）可耻的叛徒；（2）伪国民党员；（3）黑线黑帮分子。仅仅是由于我的反动的阶级立场和涉及思想方法上的形而上学，主观唯心等原因，才把自己弄得如此复杂不堪了。”
这篇万字文充满自责与诸多解释：说自己胆小恐惧又自作聪明；说自己对一些不大的事情或者想隐瞒过去，或者说是记不起来；说这给自己带来许多的麻烦，起码是要写许多交代说清楚，还很有可能说都说不清楚。
比如，他说自己把伪党证烧了，明明是没烧，不费功夫就能找到。可又干嘛要说烧了呢？“这不是自己跟自己开玩笑吗？”比如，1938年参加“抗敌戏剧家协会”，在新疆加入国民党填写的“申请书”、“宣誓书”等。自己忘了，人家不费力地翻了出来。新疆出狱的日期，居然也忘了。比如，关于“陷害杜重远也诬害了自己的事”，有关供词“1943年就被伪法官烧掉了的，可是我又坦坦然然地一点点交代了……”闹得赵丹自己都搞不懂。
以上表现，让人觉得赵丹交代问题不老实。他也感到十分委屈，说：
“我的罪行交代得不好，不痛快，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造成。一，当时对这件事没经心，所以事后忘得干干净净了。二，有的事一直以为不是自己的罪行，如新疆的事。三，有的事，其性质并不严重，错以为严重。”
看到这里，不由得你不笑，他的脑子可真算得是一盆浆糊、浆糊一盆。之所以有这三方面的原因，赵丹是把它们归纳为：“我这个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愚昧无知和反动阶级本性，其中有很大因素是性格上的矛盾性弱点所造成的。”所谓“性格上的矛盾性弱点”，赵丹做了如下解释：
1，出身就是娇生惯养，小时多病，很可能发烧得多了，烧伤了神经系统了，发音并不完全，智力也不完全。
2，所受资产阶级教育，教养，就是一套手脑分离，大脑小脑分歧的教育方法，从小算术就坏，到现在三位的加法，就得用笔算才算得出。在家依靠父母，出外依靠朋友，从来不管生活、经济方面的事，连上街买一双袜子都认为那么庸俗的事，连家中的门牌号码都全忘了的。有时连家中电话号码都记错了。
3，由于以上两个原因，所以我决定干戏剧、电影这一轻取巧夺、少劳多获的职业，由于自己的世界观，文艺观，创作方法皆是资产阶级形而上学的，所以只凭自己的主观的“灵感”从事创作的，所以久而久之，此种职业性，则更愈发展了所谓的感受，感觉的机能，遇事从不深入仔细识辨其客观实际如何？一句话，叫小脑发达，大脑羸弱。实际上是个在智力上佝偻变形的侏儒式的无能之辈。
4，入社会即跟上了黑线，没有真正什么接受政治教育，连一些起码的政治常识都不具备，只凭自己的一时感情冲动来决定自己的行为，是思想方法当然是主观片面，好钻牛角尖，一生尽在牛角尖里钻来钻去，由一个极端走上另一个极端，如最近有“申谢书”事件（按：原文如此）引起的由过去的过分自信自己的记忆力，而一变为对自己完全失去自信是虚无主义者了。“虚心”“兼听”，完全对，但由“虚心”发展到“心虚”，就是将事情弄乱，弄坏了。这完全是神经过分紧张，发神经病，出几个难题考自己，这完全是无中生有，在自己开自己的玩笑！读报也不联系实际，不辨认一下形势，不看看这正是一个什么时机，而就信口开河，胡说一气，因此组织上当然怀疑其我心里还有更大的罪行隐瞒着没有交代呢！即所谓的“心里有鬼才心虚”“此地无银三百两”连自己都不信赖自己，那叫组织上如何信赖你……
组织上对我又采取了进一步的措施（按：指把赵丹从二楼搬到三楼，且一人独住），我心里当然是紧张万分！焦急万分！开始一阵乱想，胡猜乱想，老实说，心里也感到很委屈！我认为如果我确实还有什么比我现在所交代的更为重大的罪行隐瞒着，那活该！那犹可！我自己干的是难道不明白吗？。
多么自觉，诚恳，主动，且反复地检查交代，可为什么得不到“开释”？真的感到委屈，赵丹带着难得的恼怒终于喊了出来：
总之，你们为我的事情没有必要再拖延下去了，实在没有理由，没有必要拖下去了。现在再叫我交代，我实在交代不出什么来！
除了在文字上做些功夫，再就是上纲上线，此外实在没有什么比我现在所交代的更为重大罪行好交代的了！迫切的等待着解放！
已在押两年的赵丹哪里知道，自己还要等上数年。
没几天（1月22日）消息传来：开释张瑞芳！
专案组告诉我说，张瑞芳已开释了。回来我想，这也许是假的，骗我的，因为我的看法是，她过去是个党员，社会关系那样复杂，单是查组织路线，这就够麻烦的了，因为牵扯面很广。我的事，如此简单明了。都要一查再查，现在还要再查，那她是如此方便吗？同时她也是个极端的个人主义者，她反动的政治立场上比我还老练得多，就这么容易的在我之前开释吗？所以随手写了一张字条在抓住看，这张字条上写的是：“张瑞芳开释是假的，是骗我的。其实她大概就在这儿那头一间号子里或二楼呢？要处理也是和我一起处理的呢？”
我已经出现过这样的活思想：把我们几个人，放在后面处理，这是运动的需要和部署，因之不要急，不请求，也不必扯些小事了，只有安心地等待着处理，专心地学习，不要怕，不要多疑，怕和疑是坏事和根本。其实，白杨，瞿白音、张瑞芳等等，皆未出去，急也无用。
人生无常，非人力所能左右，所以总是要准备接受命运突然来的打击。而张瑞芳的开释，就是对赵丹的突然打击。他觉得自己比张瑞芳进步多了，咋“就这么容易的在我之前开释”？俗话说：人比人，气死人。赵丹嘴上说“急也无用”，心里是真的着急。看来只有自我欺骗，咬定“张瑞芳等人皆未出去”。人关久了，心也窄了。
2月18日，在张瑞芳出狱一个月的时间，便又听说瞿白音、艾明之等人也出去了。闻之，大惊：
“这一次给出路，看到连瞿白音、艾明之都出去了，始知道，事实上和我一同进来的人绝大多数都给予不同程度的宽大处理了，唯独留下了我。这我当然紧张，害怕，焦急，可说事到了顶点啦，饭吃不下，觉也睡不着。”
别人都开释，唯独留下他。也焦急，也恐惧，所以饭吃不下，觉也睡不着！赵丹按捺不住，又给领导写信，信没来得及抄写，那天查号子，底稿被收去。拿着底稿的监管人员问：“这有什么用？”
赵丹说：“那就还给我，让我毁掉吧。”当然不会退还给他。
有人获释，在押人犯应该感到高兴。记得我那时在监狱和劳改农场服刑，只要有人走出牢门，我们都为她高兴。当我在1978年离开四川省第四监狱，众多狱友带着笑容和羡慕的神情送我到铁栅栏。她们哭了，我也哭了。赵丹不是，他对张瑞芳的获释不解，还有些不平。这在人心狭浅、敌意成性的社会不难理解，但这种心理毕竟与赵丹往日的明亮、大度很有些距离。心中慌乱，欲飞无翼，他不知从何做起！只有再次写信了，这次不是写给张春桥或江青，而是写给自己：不停地唠叨写小纸条的错误。信的末尾特别说明，今后改正写小纸条的办法是：“以后写在大纸上，或写在簿子上，大大方方地，不用狠顽（？），不要偷偷摸摸地，我想一个人记录下自己的一时闪现的思想，又再进一步批判，斗掉自己的错误的思想。”
人生下来都是“原创”的，长着、长着就成了“赝品”。他太可怜了！写检查，写交代，写汇报，写，写，写到走火入魔，乃至自贬道：“我实际上是个在智力上佝偻变形的侏儒式的无能之辈。”这话说得有多狠！我理解，很理解：进了牢房，只能用尽一切办法和招数去抵挡不断侵袭的绝望和沮丧。因为监狱每天都充塞着死亡的气息，如烈焰一般吞噬着一切。
极权国家本质上是敌视个人的，能用既是强迫的、又是琐碎的方法，把你摧残成一个顺从邪恶的人。
五
时间来到了5月23日，这是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的日子。赵丹在5月29日写了一份很长的思想汇报，他说自己的根本性问题，就是对工农兵没有感情。
他严肃地阐释感情问题，竟以柯庆施为例。这里，我要先说说柯庆施。无论在毛泽东眼里，还是在中共高层，柯庆施都是重量级的人物：中共政治局委员，中共华东局第一书记，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南京军区政治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人刚过五十，就被尊为柯老，毛泽东也称他为柯老。若问柯庆施的特点是啥？两条。一，紧跟毛；二，下手狠。比如反右运动后期，上海许多知识分子被打成右派（如王造时、沈志远、傅雷、徐铸成、陈仁炳、彭文应、石挥等）。“在市委书记处讨论巴金时，柯庆施提出要把巴金打成右派，说他不仅是老牌无政府主义者，而且他在《解放日报》写的杂文（指《有啥吃啥》）有发泄对党对社会主义不满的情绪，陈丕显表示可打可不打，石西民则坚决不同意把巴金打成右派，说巴金在广大青年中影响很大，抗美援朝表现很好，不应该把他划进去，柯后来才作罢。”（注释一）又如，“大跃进”时毛泽东号召大炼钢铁，叫各地搞“小高炉”。柯庆施为响应毛泽东全民大炼钢铁的号召，在市区也要搞小锅炉炼钢。要市委机关带头，在机关大院空地修建一个土高炉。没有铁怎么办？“柯说城里到处都有铁门，不是现成的铁呀？每户人家废铜烂铁也不少呀，于是大家纷纷把铁锅交上，铁门、铁窗也强行拆下来炼钢，出现了高楼大厦旁冒黑烟，小弄堂炼废铁的怪现象。”（注释二）对此，长期住在上海的赵丹不可能一点不知道柯庆施的这些做派，就像当年北京人不可能不知道彭真一样。可就是这么个魔鬼式人物，赵丹写下的文字每每都是以“永远值得纪念”的形象出现的。他说——
总是时时出现对尊敬的永远值得纪念的柯老（柯庆施）生前的一些事迹来。那是60年春天，上海是技术革命运动热火朝天一个接一个技术尖端、奇迹涌现出来！一天，我正在摄影场，在搞从自我出发的创造。忽然吴倩来说：“柯老叫你去听电话。”我想：“他老人家这么百忙之中，怎么忽然会想到我来？”我匆匆忙忙拿起电话筒，柯老劈头第一句就是：“你们怎么还能在摄影棚呆得下去？外边热火朝天大闹技术革命。这些先进事迹、你们不来听听，不来了解，能搞出什么东西来啊。”我放下电话，急匆匆地带一批人赶到柯老所在的厂中，一进门就看到柯老，像个小学生那样地、谦虚地专心致志地听着工人同志们的讲解，柯老兴奋得脸色通红，边听着边走到机器的两边看看，又走到机器的这边摸摸，不懂的就仔细地问个明白，感情是那样的深度，纯朴，真挚，柯老听完工人同志们的介绍，他又回过来再从头，把这一创造的始末，过程及工人同志们的思想和感情，亲自复述一遍给我们听。就像个老爸爸似的讲解给我们听，让我们能共同领会他的向工人阶级所学到的东西，让我们分享着他的那种高度的无产阶级自豪感，和最大的喜悦！我当时激动得几乎流下眼泪。
接着，他写了关于柯庆施的另一件事：
我又总是记忆起柯老另一件事，在伟大领袖毛主席来上海视察工作时，柯老把我们叫去，告诉了我们一件事，说他昨天陪毛主席到工厂去视察，工厂里的工人同志们事先一点不知道，有一个老工人忽然发现了毛主席来到他们的身边，毛主席就在他们身边，禁不住地举起两手高呼“毛主席万岁”，这时别的工人也发现，一下子，所有的工人同志们都围拢来，一个个激动的不知怎样表达他们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无上敬爱的感情，含着泪，高呼着毛主席万岁！呼得不停，柯老说：“我当时被工人同志们的这种高度敬爱毛主席的情感，都感动的几乎要落下泪来！”我当时清清楚楚地看到，柯老说着这句话时眼睛里闪烁着感动的泪光，柯老又说：“我这时想，如果赵丹此刻能在旁边可有多好呀！能把这种场景拍下来，多好呀！能看到工人同志们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感情有多好呀！”随即柯老又问：“赵丹来了吗？”我当即立起，回答，来了。可是我说了一句多么愚蠢的话呀，我说：“柯老，你又不带我去嘛，我怎么知道？”
这些回忆，常常使我感动的痛哭失声，痛咎不已……我痛感到，我是怎样辜负了柯老，辜负了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领导首长们的对我的挽救和希望啊！就是不听柯老的话，不听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领导首长们的话啊，只听四条汉子的黑话，乃至今日，才堕落到如此的地步！我是咎由自取，罪有应得啊！
形容柯庆施，说他“像个老爸爸似的”；回忆柯庆施，说自己能“痛哭失声”……赵丹这样说，的确有些过分。世间万事也不是什么都可以被原谅，人们会记住的。1949年后的中国大陆，政治思想在意识形态领域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这个作用强大到覆盖全社会，同时又细微到通向每个人的内心。你做什么？你想什么？你爱谁？你恨谁？你生命中什么最重要？什么要牢记？什么可以忽略？等等一系列问题的思考与抉择，都由政治思想操控。中共在这方面没有任何遮掩，明摆着让所有人（从工农到知识分子）心甘情愿地顺从它、接受它：无条件热爱毛泽东，一辈子跟共产党走。这也就是“洗脑”了。到了“文革”，国人对中共、对中共领导人的热爱到了癫狂程度。材料中描述的柯庆施见到毛泽东和赵丹见到柯庆施，不也正是这个样子吗？赵丹会演戏，这里他没演戏。
政治在中国是一种疾病。
六
在几十万字的检查汇报材料里，难得看到赵丹在艺术实践方面的检讨和思考。1970年7月27日，他写了一份题为《欢呼革命现代京剧<红色娘子军>的剧本发表》的思想汇报。这是我所看到的赵丹涉及艺术的唯一材料。材料里，他讲到“继承”和“借鉴”的问题，中国民族的表演体系问题等等，主题仍然是自我批判：
我出生于资产阶级，受的是资产阶级教养，青年时代过多地读了些西欧十八、十九世纪文艺复兴时期及批判的现实主义的作品，学的又是中国山水画，较系统地受到封建主义文人画的毒素，满脑子塞的是人道主义、人性论、个性解放以及小资产阶级空想的共产主义的政治思想（实质即是无政府主义的思想），走的是一条个人奋斗的道路。
干电影为的是出风头。参加左翼剧联组织也是为的出风头，沽进步之名，钓革命之誉。一入社会一脚踏上了四条汉子的黑贼船了，受的是王明、刘少奇的左右倾机会主义政治路线的教养，天天喊着“大众化”，为宗派、小集团，其实还是为个人名利在角鹿，个人主义世界观，非但没有得到改造，只会有增无已！
干电影一味地学美帝的电影名星们的表演，甚至在平时生活中，一举一动都要模仿，美帝明星的所谓“味儿”“风度”，演话剧，动辄“莎士比亚”“易卜生”“莫里哀”“奥斯特洛夫斯基”或者是“果戈理”的作品，眼睛里简直看不起中国的作家作品。生活在这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特别是殖民化了的十里洋场的所谓“冒险家的乐园”的上海，耳濡目染的尽是“洋”字。政治上是反帝反封建的，文化上，生活上确实崇洋（崇苏联，崇美帝），软刀子割头，早就在灵魂深处已熏得黑漆一片了。实在早就养成了一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奴性和媚骨了。
这样写自己的从影目的，且自贬到“一入社会就踏上贼船”，灵魂深处“黑漆一片”，早就养成“一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奴性和媚骨”……看到这里，为他痛心。显然，关押中的赵丹已是无比焦虑和忧虑，认为只有自我污化，才可能“出去”——
最近，我焦急和忧虑的是，这样扯下去，要扯到哪一天？——
全心全意地向党向人民请罪，服罪，已尽到最大限度的努力，交代自己的罪行，也就是尽到为人的职责了。我相信组织上总是会给予宽恕和原谅的，总之会按政策给予出路的，因为“隔离审查”总有个限度的，有个段落的，所谓的彻底，也总是相较、相对而言的！决不会是“无底”和“绝对”的！更要经得住考验！要接受锤炼。脆弱的阶级性格和情感，原是要在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中接受锻炼改造，才能变得坚强、坚实起来的。
10月下旬，监狱给赵丹发了张履历表。借此他又做起了文章：
感谢组织上，又命令我再写一次履历表。我专心一意地做好这一项工作，摒除一切杂念，情绪比较平静下来。我体味到组织用这种办法：一方面再次给予我机会，如果心里还有什么包袱没放干净上的话，那就赶紧地放一放前进。另方面，转移我胡思乱想的只一心想早些出去，想家，想孩子，想爱人的心情，使我能专注到交代问题上了。这样伟大的党，一贯地本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精神，“诲人不倦”“苦口婆心”的精神，总之尽可能的在挽救人，给于出路，我怎么能不感激涕零啊！！！敬祝我们伟大导师、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1970年10月28日，赵丹
填个表，也能想到这是伟大的党在挽救人，感激涕零，三呼万岁。人被长期关押是要生出恨意的！不过分地说，人只要平白无故地进去三年五载，个个心头都有恨。偏偏赵丹属于例外：从清晨睁开眼睛，知道自己活着，便觉得每一分钟都是恩赐。苟活保命为第一要义，只有低头和不停地赞美，才有走出监狱的可能。所以要抓住任何的机会，表达自己的觉悟。
他于1972年冬天获释，总共关押五年零三个月。
一场“文化大革命”，山崩海立，风起沙行，一切皆可惊可骇。狱内狱外，赵丹都是亲经亲历，当有切肤之痛。情况恰恰相反：出狱后的赵丹对中共依然怀抱忠诚，对革命依然满腔热情，且一心一意地投入社会主义文艺事业。他是来真的，不是在做戏。所有头衔都回来了，一切待遇都恢复了，各种场合都参与了，知名度甚至超过了五、六十年代。我在全国文联一次聚会中见过他，前呼后拥，谈笑风生，和气，神气，傲气，忙得不亦乐乎。后来，又见各种传媒刊出他的书法绘画作品以及回忆录等，唯独没有他拍电影的报道。而电影才是他的本色，本份。当电影界人士在反思和质疑无产阶级革命文艺方向及方针的时候，赵丹则多次向上级领导表示希望能给他机会，以求塑造出无产阶级的“高大上”形象，如周恩来，如鲁迅，如闻一多，若演古人，那也是李白。他档案里的许多小本子，里面大量记录着聆听首长和电影界领导人的讲话（如周扬、夏衍、陈荒煤等），还有自己对塑造高大形象的伟大计划与诸多设想。没想到的是——这个愿望一再遭遇挫折。
人老了，也看透了。他终于打消了重登银幕之想，人生不如意，才是天经地义。当一个享有盛名的演员受到闲置和冷落，过着普通生活且以某种形式背负着痛苦的时候，他才有可能“换个看法”，迎来人生大转折或进入新的历程。人就是这样，他就是这样！临近生命的终点，赵丹开始怀疑从来不曾怀疑的问题，思维离开了以往的惯性：从艺术转向政治，从行业问题上升到对制度的思考。
生如寄，死如归。1980年10月5日，癌症晚期的他接受《中国新闻周刊》记者的采访，发表了《管得太具体，文艺没希望》的谈话。10月8日，即赵丹去世的前两天，这个采访全文刊登在《人民日报》第五版，故被称为“临终遗言”。绕千仞绝壁，穿万丈险崖，所谓勇气，就是对恐惧的克服。死前才肯说出心里话，这是赵丹的难能可贵，更是深深的民族悲哀。
凡论一人，总需持平。时间过去几十年，现在回头看赵丹，正如台湾著名电影人焦雄屏女士所言：他的超绝声誉的获得，来源于早期电影和临终遗言，还有中端空白。
Zhang诒和 于北京守愚斋
2020年冬——2022年初
注释一、二：马达：《我了解的柯庆施》 ，《世纪》2011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