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福山认为中国找到了新毛派思想和新儒家思想两个选项作为民主思想的替代品。
原文：China is looking to its dynastic past to shape its future
作者：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
发表：2011年7月20日
本文由”译者”志愿者翻译并校对
本文参考了《金融时报》中文网上的同来源译文
7月1日，中国共产党庆祝了自己的90周年纪念。在之前的一些日子，电视广播里铺天盖地地播放着各种历史剧，讲述英勇的人民解放军战士和党员干部与各色敌人做斗争的事迹。中共内部出现了一个以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为首的新毛派阵营，他们提倡在全国各地工作场所和学校唱红歌，比如《东方红》。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来中国为自己的新书进行宣传时，也出席了一场有大约7万人参加的唱红歌活动。
“红色文化”的复兴，与中共初创时”追求平等和社会公正”的理想没有半点联系。相反，由于近年来中国的不平等现象明显加剧，全国各地的党政领导如今推广红色文化，是把它作为一种增强稳定的手段。马克思主义歌曲《国际歌》没有得到推广，这首歌号召群众起来革命，当局唯恐它会暗示中国也有必要上演一场”阿拉伯之春”。
经历过文化大革命、岁数比较大的中国人，深知这场运动的惨烈之处，也明白新中国的未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自己这一代人”决不让类似事情重演”的决心。中共领导人任期方面的限制，以及集体决策的安排，都是为了避免中国出现又一个毛泽东式的人物。但是，由于中共始终未曾允许对毛泽东的”遗赠”予以坦诚的评价，年轻一辈中国人今天可能会以一种怀旧情绪回望那个年代，以为那是一个以稳定和公有为特色的时代。
当然，中国的历史不是以1949年中共的胜利作为开始的。伴随着对中国传统哲学、历史和文学的严肃研究的复兴，在中共的叙事之外，正在形成另一种历史的叙事，这是令人兴奋的转折。毛泽东曾抨击孔子反动，但如今学术界却尝试在国际关系方面重新运用孔子的思想。2009年，美国学者杜维明离开哈佛燕京学社(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前往北京大学任教，致力于宣扬儒家思想，视之为一种与西方哲学并驾齐驱的严肃伦理体系。学校里又开始定期讲授中国断代史，人们对于中国传统医学、音乐和艺术的兴趣重新浓厚起来。
中国政府已经同意，甚至是鼓励儒家的复兴。中国政府支持儒家思想的复兴，是为了给施行威权统治的现代中国提供一个正当的理由。西方历史理论肯定会把中国视为一项未完成的工程：自公元前221年秦朝统一中国以来，中国人或许已经缔造了一个强大的官僚国家，但却从未培养出法治与民主责任。当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1911年灭亡之后，许多中国人对自己的制度丧失了信心，认为应当用西方制度取而代之。只有到了今天，中国作为一个大国重新崛起之后，才有人努力恢复这种中断了的传统。张维为等畅销书作家可能会辩称，中国并非一个尚未实现民主的国家，而是一个建立在有别于西方（但与之同样有效）的原则基础上的文明国家。
许多新儒家学者认为，在中国传统中，对政治权力加以约束，凭借的并非宪法和多党选举等正式规则、而是儒家的伦理道德，这就要求帝王们具备仁爱之心，而他们必须通过一个高度制度化的官僚体系实施统治。中国古代的学校里，确实有一套被称作”法家”的纯正权力学说，哲学家韩非子对这一学说进行了详尽阐释，而秦国则对其进行了冷酷的实践，并最终统一了中国。毛泽东青睐法家学说，并推动了它的复兴，这或许并不令人意外。但是，正如儒家学说取代法家学说、成为古代中国占据主宰地位的国家意识形态一样，当代儒家学者认为，与毛泽东时代相比，当今的中共在道义方面有着更好的根基。
中共自身对于这种儒家学说的复兴喜忧参半。在当今世界，自由民主已成为理所当然的意识形态，因此中共急于给自己找出其它的合法性来源。但与马列主义相比，儒家思想毕竟是一种真正更为本土化的产物，因此经过现代化改造的儒家思想构成了一种潜在威胁。或许正是出于这个原因，今年早些时候在天安门广场竖立起来的孔子雕像，几个月之后突然又被拆除了。
当代中国因此具备了两种可供选择的文化传统――新毛派思想和新儒家思想。作为民主思想的替代品，这两种思想目前在中国都得到了大力弘扬。新毛派思想是一种彻头彻尾的倒退，有可能轻易葬送中国人上一代人争取到的种种自由。新儒家则更为复杂：它既可能按照赞同自由民主的方式解读儒家学说，也可能成为中国狭隘的民族主义的基石。中国人必须找出自己的现代之路，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上述两种思想中，是否有一种能够承担提供政权合法性的重任――抑或两者最终能否共存，我们将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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