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动车事故使人们质疑中国发展高铁的速度。
中国高铁是将中国送进“世界一流高铁大国”行列且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几乎凝聚了“中国模式”的一切特点，涉及了今天中国在知识产权、政府投资及危机应对等方方面面的品质。 7・23甬温铁路特大交通事故撕去的不仅是中国高铁的堂皇包装，更是“中国模式”的华丽外衣。因此，有必要从各方面剖析中国高铁。
“拿来主义”（市场换技术）的陷阱
中国模式经济方面的最大特点被总结为“自力更生”与“自主创新”。被当作“自主创新产品”并向他国输出的中国高铁，从诞生之日开始，就被相关的知识产权争议如影随形般地缠绕着。
7・23甬温铁路特大交通事故发生之后，国际媒体几乎不约而同地再次指出中国的高铁技术是中方用从他国引进的技术拼装而成，将关注焦点放在日本厂商一直关注并提出抗议的安全问题上。
如《日本经济新闻》7月26日社论明确指出“中国高速铁路车辆是根据从日本、德国、加拿大引进的技术制造的。各种技术混杂，缺乏安全运行所必需的先进控制系统。控制系统是中国独自研发的技术，而这次事故看来也显示了这种系统在运行中令人不安。”
这里有必要剖析中国在技术引进上的“拿来主义”为何成为惯例且北京不以为意。
刘志军成为中国铁道部长之时，正逢中国地面长距离轨道交通亟需更新换代。当时高铁的国际市场饱和，世界高铁技术四大巨头都盯紧中国这个新兴大市场。这个市场有多大？据估算，到2020年国高速铁路总规模将达到1.8万公里，占世界高速铁路总里程一半以上，平均每公里投资额超过1亿元。
在内心深处将知识产权看作“国际资本恶意垄断”的中方眼中，如此庞大的市场，换你们一点技术理所当然。于是中方利用德、日的竞争关系迫使他们为争夺市场竞相降低门槛，在一系列交涉中屡屡让步。最后中国用从各方“拿来”的技术，拼装出了“自主创新产品”中国高铁，并开始向世界输出中国高铁技术。
这种自以为得计的投机做法，决定了中国高铁必定存在安全隐患。正如一些行家指出的那样：高铁项目是大规模系统工程，高铁技术也绝不仅限于车辆、线路、信号等硬件设备，还包括安全控制系统等软件系统，以及如何进行日常维护、发生意外时如何应对、如何发现重大事的征兆故等常年积累起来的经验和教训。中国这30多年来沾尽了便宜，以为高铁与其他技术一样，在行车安全自动控制系统问题上，也可以自己慢慢地“山寨”好了再上。
世界上没有免费午餐。这次事故其实是中国为这种奠基于剽窃基础上的“自主型技术创新”付费，让人痛心的是这次支付的费用不是国家信誉，而是国人的生命。
公共工程的腐败陷阱
中国模式的另一个特点就是权力市场化，公共权力堕落为官员谋私的工具。
中国只想要高铁巨头的硬件，却不想花费巨资去买行车安全自动控制系统的软件。难道是刘志军为首的铁路系统利益集团想为国分忧，节省公帑吗？当然不是，这个利益集团的腐败纪录表明：他们不愿意花钱买安全控制系统的原因，是因为他们要将这块蛋糕留下一大块供其私用。
这块蛋糕有多大？刘志军于2003年3月接任铁道部长，3年之后正好赶上“十一五”铁路大投资时期， 政府在铁路建设上共投放2.2万亿。刘志军亲自安排和指挥项目的分配。他与丁书苗的关系是典型的权力市场化产物：刘手中有权，但权力变现则需要依靠中介，丁书苗的角色就是做帮助刘将权力变现为金钱的中介。
这块蛋糕实在太大了，所以参与分肥者的腐败数额动辄上亿。丁书苗拿到的中介费就高达8亿。刘志军本人受贿或涉数数10亿元，其属下张曙光据说存放在海外的巨款高达28亿美元，妻子女儿早已移居海外。攀附在刘志军这条寻租链条上的人还有其弟刘志祥及数位铁路系统的官员。剖析铁路系统的腐败寻租链条，可以看到中国模式中最不堪的特点：利益集团俘获国家。
公共工程既然成了为官员生产贿赂的机器，其质量与安全性自然无法保证。这就是中国修桥桥断，筑路路毁，建楼楼塌的体制性原因。
漠视人权与生命的陷阱
追尾事故遇难者家属乘温家宝到访之际请愿
中国模式还有一个特点，漠视人权，不尊重生命。这一点表现在引进高铁技术与高铁运行的过程当中，就是铁道管理部门从未将乘坐者安全作为首要考虑因素。日本只向中国提供车辆，不负责信号等系统。2008年后中国大幅提速，超越了东日本铁道公司JR技术合作范围，JR和川崎重工向中国抗议，并提交了“后果自负”的备忘录。去年JR东海董事长葛西敬之曾对“中国高铁轻视安全、速度临界，改良的技术也是盗用外国”提出批评。但中国从来就不以为意。
控制舆论、掩盖真相是中共从成长期就一直在做的事情，在互联网使世界透明度大大增加之时，中国政府仍然不改恶习。7・23甬温铁路事故发生后，中国在抢救死伤者的同时就开始掩埋车厢，销毁追查事故责任的必须物证。
事故发生后的次日，中国《人民日报》、《经济日报》、《光明日报》与《解放军报》的头版头条均是中央军委举行授衔仪式。中宣部仍然严厉管制媒体对事故的报道。此次事故的真相，只能借助于南方媒体及互联网的微博及时传递消息。对这一现象我曾在微博发表评论：“一个无法形成制度性反馈的国家已进入制度僵死状态。
如果将一国比做人体，政府、立法机构是大脑中枢，媒体则是神经系统，人民是全身的肌肉。肌肉存则人命存。 当今中国肌肉疼痛直至溃烂，网络媒体的揭露反应再多，大脑中枢唯一的反应是切断反馈系统。这就是近年中国灾难频发，却不能促成任何改良的根源。”
如此祸国殃民、只有利于权贵官僚集团的“中国模式”，还有必要继续坚持下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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