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外交部对媒体表示，今年该部门的“三公”经费因部分预算涉及国家秘密而不公开，这也是目前唯一明确表示今年不公开“三公”的中央部门。有媒体统计称，到目前为止，除外交部、国务院侨办和港澳办尚未公布之外，“其余部门均已公开”。但在门户网站为此番“三公经费”公开的首秀所设立的专题页面中，逾百部门中还有近十个的“三公消费”栏为空白，官方迄今没有披露相关的具体名单。
其实大可不必做这样的盘点，因为对于财政开支的账目公开这一注定要日常化运作起来、并且必须越来越细的政府行为，这几个月所呈现给公众的“三公消费”的公开首秀，远称不上完满。但即便是这一轮，真的就行将结束了吗？相较几个月来舆论和公众的热议与不断紧跟，以及人们长期以来对”三公经费”公开所寄托的期待，现在的局面着实有些草草收场的意味。
据《中国经济周刊》报道，除了外交部以“涉密”为由拒绝公开之外，其他部门如国家烟草专卖局给出的不公开理由，居然是“我们是企业，不是财政拨款”。另有多个机构，则因同时处于党政不同序列，“一个机构，两块牌子”，而被看作不在国务院要求公开的98个部门范畴。但现在看起来，这些已经端上台面的说法和行内分析，并非可以成为天然不公开的挡箭牌。
以外交部的涉密说法观之，一个最简单的道理在于，部分预算涉密无法成为全部不公开的理由，消费细节可能涉密也并不代表总数字无法公开(从目前的公开情况看，其他已公开数据的部委，所给出的也大都是一些笼统总数而已)。更何况，是否因“涉密”而不公开，判断和决定的权力应归属更高级别的机构(国务院甚至全国人大)，外交部作为公开义务的履行单位，没权同时充任裁判者的角色。而其他不公开的理由，恰好对应的，则是政企不分和党政难辨的现实情状，是否具有理所当然的说服力，亦值得商榷。
2010年3月23日，国务院首次开出时间表，明确今年6月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中央财政决算时，将“三公”经费支出情况纳入报告内容，并向社会公开。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更是指出，要大力推进行政经费包括出国出境、出差、公务接待、公务用车、会议等支出的“详细公开”。除了公开时间与所承诺的时限有些许延后之外，本轮作为“三公经费”的首次公布，还是赢得了舆论与公众的不少赞扬，毕竟开始是艰难的，哪怕一小步，都应当得到充分的宽容、呵护和鼓励。但这并不意味着，目前的状况已经到了令人满意的程度。
最无法令人满意的问题之一，便是数据的过分笼统：大而无当的数据，除了可以用作历年数据的简单比较之外，能够反馈出的信息实在寥寥。但即便如此，还是有细心的人从中耙梳出不少有价值的信息：比如国家统计局的三公费用总数，在进行简单的、平均到人头的计算后会发现，其人均“三公经费”已然接近甚至超过2009年中国农村居民年人均纯收入；比如中科院2010年全年的接待费，平均到每天的花销居然超过27万元，比住建部全年的接待费还高；再比如公务用车的平均维护费用，最高的国家粮食局需要5.57万元，最低的国家统计局则需要2.92万元……
监督本身就是些繁琐的较真，苛刻的比较，而且也往往只需要重复进行一些简单的运算。问题在于，需要公开义务的履行方提供基本的数据(比如各部门的在编人数)，来创造条件让人民得以行使监督政府的权利。有官员曾用“不可能把每一餐费用都写出来”来回答公开的程度，但财政公开的终极意义以及舆论监督的具体要求，指向的却恰恰是数据的细节化——— 只有细节才有监督的可能，只有不断细化的数据才能显现政府坦诚接受监督的魄力和诚意。当然，细节需要时间，细化是个逐渐的过程，但这绝非遮掩和拖沓的理由。
“三公经费”公开，不能止步于当下的数据笼统，不能满足于阶段性的舆论狂欢，一切，其实才刚刚开始——— 在必须要不断走向细化、强调深度的同时，应当考虑公开主体和内容的拓展：今年有“三公”，明年就应当探索“四公”甚至“五公”。需要明确的是，所有国家财政拨款所涉及的部门与方面，所有耗费公帑进行支撑和运转的组织和行为，都应该给予国民一个明确的公示和说法，并且需要借由法定的程序和渠道，经过切实的质询和辩论，最终得到国民的认可和授权。这应当成为毋庸置疑的方向，绝不允许被“过程论”所拖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