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王凌 | 母校回忆

      插队当农民田间劳作五年以后，我进了一所省城大学，那还是1970年代，心想以后机会怕不再得，于是拼命用功（我的脚步声在图书馆算是出了名），也没想到，之后几乎就没离开大学。
       当时，省城大学里没几个正教授，有的系连一个都没有，历史系因为有两个，便名声在外。这两位正教授，一位是罗元贞先生，另一位便是阎宗临先生。按现在的话说，都是“海归”，学问一大把，年纪也都六七十了。
       那时学制是三年，按“顺序”，现代史、古代史、近代史各一年。比较喜欢我的老师，一位是刘书礼（他开讲“现代史”而不叫“党史”、请“工农兵”来校讲课、学生实习到农村写“村史”，都很超前），一位是罗元贞，一位是江地。我也不客气，经常向他们请教，也常常是到先生家里（当然我在京师，背后还有高人点拨——如王宏钧先生、成庆华先生）。
       我们在校时，阎宗临先生已不讲课（不记得为什么）。先生“哲嗣守诚世兄”（饶宗颐先生语），就是那时候认识的（现为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于事后看来，先生于抗战军兴而归国，是一可议（明摆着第一个不幸，是把所有书籍都寄丢了）；而回省城大学，则是不容置疑的“错”了。所以饶宗颐先生为其书作序曰：先生回归故里，“终未能一展所学，忧悴而继以殂谢，论者皆深惜之”。遥想先生当年，“精通法文、拉丁文、英文、德文”多种外语，徜徉于欧洲各图书馆，查阅各种稀有史料，议论风发，与其后枯守一隅，不知形成了多大的反差！余深知省城习气，读守诚世兄“编者的话”：父亲曾说，“我在这里连个聊天的人也没有”，真是心里发酸，说不出来的难受。
       省城大学也始终处于“迷惘”之中，无论在学术上政治方向上。余亦“深惜之”。当年三届“工农兵学员”，北京同学中“成功人士”实在不少，学校亦皆不“一顾”（也许因为不会“五台话”吧，一笑）。
       三十年（抗战七十年）后，余因偶然机缘，得预研究乾隆朝任职钦天监正三十余年的刘松龄，我们清史学界一无所知的“最后一位耶稣会士”，才发现阎先生对他早已有所了解（《乾隆十八年葡使来华纪实》，以上参见阎宗临《传教士与法国早期汉学》，大象出版社，2003）。再为此“出使”南欧（阿尔卑斯南麓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一派明媚风光），接触那些异国文字史料——无论法文、拉丁文、英文、（古）德文，更不要说最难的斯洛文尼亚语，无一识之——踏入好大的一片学术天地，犹如打开了另一个世界（其间许多并不仅仅依靠考据，而在很大程度上更须依赖“想像力”和章学诚所说之“性灵”、“神解精识”），如此一反一复，才更多体会到先生当年的心情。终于，我有资格跟阎先生对话了，可惜已不再能得到他的当面指点（书中所说拿波里的“神迹”，我也恰好亲眼目睹）。
       往事不堪回首。虽有诺大的遗憾，在省城大学，却蒙罗元贞先生厚爱，学习了日语，帮我一路通过以后各种考试（升等口试英语在外）。省城大学开放的图书馆，及其“天高皇帝远”的管理方式，也使我得益不少（当时在北大就惨了）；而且我还要说，我的专业学习，是始于那个令人难以忘怀的省城大学，尽管每当回忆起来，总不免带有一抹铅灰般的色调。
 
       附言：提请同学注意，在清代鸦片战争以前，中国史与世界史已渐次打通，像阎宗临先生《传教士与法国早期汉学》这样的著作，都应该认真研读，——我可是读第二遍了，并在撰写《乾隆》时大量引用，——不论它是多“旧”（其实是“先行一步”），或是多“新”（“新清史”亦可以说是这种眼光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