闾丘露薇 | 再谈抑郁症

国际先驱导报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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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月前，在这个专栏里面，我谈论过中国的抑郁症问题，几个月之后，我有机会和两名抑郁者患者面对面坐在上海的一家餐厅里面。

我们是透过网络认识的，其中一名患者，在我们透过网络联系的几个月时间里面，自杀过一次，幸好被救了下来，这已经是他在这两年，第三次尝试自杀。坐在餐厅里面，他一直低着头和我说话，他的话很多，思维也算是清晰，但是可以感觉到他的一种偏执，对于他相信的东西。

能够把他约出来，，其实多亏另外的那名患者，其实她已经处于康复阶段。就在他尝试自杀的消息，透过网络传播之后，她去医院看他，在他回到家之后，她去看他，把他带了出来，剪了头发，还去喝了咖啡。

“那天我走在浦东的街头，看着身边的行人，我想，这不是就是我想要的正常人的生活吗。”说起那天，他感慨万千。

“为什麽她能够说服你走出家门？”我很好奇，因为在网络上，我们的沟通并不顺畅，每次如果我给他一些鼓励的话，就能够明显的感觉，这些话，在拉大我和他之间的距离。

“因为她也是患者，她明白抑郁症的痛苦。”

“因为抑郁症患者，听到别人那种鼓励的话，其实更加孤独和痛苦。”坐在一边的她，开始告诉我她所遇到的人，从家人，到朋友，还有媒体，总是不停的用励志或者是激将法，希望鼓起她的生活勇气。“但是，这是没有用的，抑郁症需要治疗，需要社会的理解和包容。”

中国的精神科医生人数并不足够。”作为从业人员之一，这名医生认为，因为人为精神科没有前途，不被重视，影响了医科学生发展这个专业的意愿，而且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人们一想到要去看精神科，从心理上难以接受。 当我们走出精神病医院的时候，和我一起进去的同伴松了一口气：“这辈子也不要来这个地方。” 不管我怎样解释，他还是不能够接受一点，那就是一部分抑郁症患者是天生的，甚至还有遗传的因素。 也因为这样，我总是对那些患者抱着一种同理心，也许是出于一种其实还是很自私的理由，因为说不定有一点，我自己，或者我认识的人，也可能会成为一名抑郁症患者。就好像感冒一样，谁知道呢？

我见到了她的心理咨询师，事实上，中国的心理咨询行业并不规范，就在前些天，这名咨询师给我发来了一封邮件，是在上海发生的一宗新闻，一名病人在接受治疗的过程中，突然跳楼自杀，而这家心理咨询机构就开设在民居里面，并且没有注册。除了没有注册，在收费上也很混乱，从每小时的几百到上千，很多有意寻求心理咨询帮助的抑郁症患者，往往要经历一个漫长的寻找恰当的治疗师的过程。而心理咨询的费用，因为不包括在医疗保险里面，并不是所有患者都可以承受。

国际先驱导报专栏 ———————– 几个月前，在这个专栏里面，我谈论过中国的抑郁症问题，几个月之后，我有机会和两名抑郁者患者面对面坐在上海的一家餐厅里面。 我们是透过网络认识的，其中一名患者，在我们透过网络联系的几个月时间里面，自杀过一次，幸好被救了下来，这已经是他在这两年，第三次尝试自杀。坐在餐厅里面，他一直低着头和我说话，他的话很多，思维也算是清晰，但是可以感觉到他的一种偏执，对于他相信的东西。 能够把他约出来，，其实多亏另外的那名患者，其实她已经处于康复阶段。就在他尝试自杀的消息，透过网络传播之后，她去医院看他，在他回到家之后，她去看他，把他带了出来，剪了头发，还去喝了咖啡。 “那天我走在浦东的街头，看着身边的行人，我想，这不是就是我想要的正常人的生活吗。”说起那天，他感慨万千。 “为什麽她能够说服你走出家门？”我很好奇，因为在网络上，我们的沟通并不顺畅，每次如果我给他一些鼓励的话，就能够明显的感觉，这些话，在拉大我和他之间的距离。 “因为她也是患者，她明白抑郁症的痛苦。” “因为抑郁症患者，听到别人那种鼓励的话，其实更加孤独和痛苦

“而且有的心理治疗师，为了自己的收入，会拖延转介抑郁症患者精神科。”一名精神科医生告诉我，事实上，抑郁症患者，需要药物治疗。

国外的抑郁症确症率可以达到百分之五十，但是在中国只有百分之六，上海的比例要高一些，有百分之二十，这是因为上海居民对于抑郁症的认知程度相对比较高，因此会比较主动的求医，而事实上，在中国，贫困以及农村地区的抑郁症比例更高，成为自杀的最主要原因之一。

国际先驱导报专栏 ———————– 几个月前，在这个专栏里面，我谈论过中国的抑郁症问题，几个月之后，我有机会和两名抑郁者患者面对面坐在上海的一家餐厅里面。 我们是透过网络认识的，其中一名患者，在我们透过网络联系的几个月时间里面，自杀过一次，幸好被救了下来，这已经是他在这两年，第三次尝试自杀。坐在餐厅里面，他一直低着头和我说话，他的话很多，思维也算是清晰，但是可以感觉到他的一种偏执，对于他相信的东西。 能够把他约出来，，其实多亏另外的那名患者，其实她已经处于康复阶段。就在他尝试自杀的消息，透过网络传播之后，她去医院看他，在他回到家之后，她去看他，把他带了出来，剪了头发，还去喝了咖啡。 “那天我走在浦东的街头，看着身边的行人，我想，这不是就是我想要的正常人的生活吗。”说起那天，他感慨万千。 “为什麽她能够说服你走出家门？”我很好奇，因为在网络上，我们的沟通并不顺畅，每次如果我给他一些鼓励的话，就能够明显的感觉，这些话，在拉大我和他之间的距离。 “因为她也是患者，她明白抑郁症的痛苦。” “因为抑郁症患者，听到别人那种鼓励的话，其实更加孤独和痛苦

“但是中国的精神科医生人数并不足够。”作为从业人员之一，这名医生认为，因为人为精神科没有前途，不被重视，影响了医科学生发展这个专业的意愿，而且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人们一想到要去看精神科，从心理上难以接受。

。”坐在一边的她，开始告诉我她所遇到的人，从家人，到朋友，还有媒体，总是不停的用励志或者是激将法，希望鼓起她的生活勇气。“但是，这是没有用的，抑郁症需要治疗，需要社会的理解和包容。” 我见到了她的心理咨询师，事实上，中国的心理咨询行业并不规范，就在前些天，这名咨询师给我发来了一封邮件，是在上海发生的一宗新闻，一名病人在接受治疗的过程中，突然跳楼自杀，而这家心理咨询机构就开设在民居里面，并且没有注册。除了没有注册，在收费上也很混乱，从每小时的几百到上千，很多有意寻求心理咨询帮助的抑郁症患者，往往要经历一个漫长的寻找恰当的治疗师的过程。而心理咨询的费用，因为不包括在医疗保险里面，并不是所有患者都可以承受。 “而且有的心理治疗师，为了自己的收入，会拖延转介抑郁症患者精神科。”一名精神科医生告诉我，事实上，抑郁症患者，需要药物治疗。 国外的抑郁症确症率可以达到百分之五十，但是在中国只有百分之六，上海的比例要高一些，有百分之二十，这是因为上海居民对于抑郁症的认知程度相对比较高，因此会比较主动的求医，而事实上，在中国，贫困以及农村地区的抑郁症比例更高，成为自杀的最主要原因之一。 “但是

当我们走出精神病医院的时候，和我一起进去的同伴松了一口气：“这辈子也不要来这个地方。”

不管我怎样解释，他还是不能够接受一点，那就是一部分抑郁症患者是天生的，甚至还有遗传的因素。

也因为这样，我总是对那些患者抱着一种同理心，也许是出于一种其实还是很自私的理由，因为说不定有一点，我自己，或者我认识的人，也可能会成为一名抑郁症患者。就好像感冒一样，谁知道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