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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09月04日 10:59:47
关于朝鲜战争,我还有一些话要说,是谓“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有读者拿“抗美援朝”与“援越”、“援老”相比。其实,这不是别人“浅薄”,而是他自己,不了解这本不是一回事。
在1950年苏维埃帝国的势力划分中,东北亚,包括日本、朝鲜,都不属于中国,而归老大哥管,中共是不能插手的(早期的当事人回忆录里就说到,北朝鲜南下的军队里连中国观察员都没有)。中共的势力范围,是东南亚,还有亚太地区,当然包括越南(所以中共早就派人过去帮助胡志明打法国人了)。
后来,事情有了变化。这就是柏林事件之后,斯大林想在远东制造事端,以有助于他在西方的攻势。
也可以说,朝鲜战争是斯大林以最小代价获取最大收获策略运用——即不与美国发生直接军事冲突,利用他人,实现自己新的战略目标——的一个结果。
就中国来说,这是朝鲜战争的所谓“外因”。当时,美国正打算从远东全面后撤,甚至放弃台湾。没有人想“打中国”。有读者说,不打一场哪行?这完全是无知之语。历史就是历史,容不得什么“事后诸葛亮”,坐在那里想当然,拍脑门的。
不过,因此就说朝鲜战争是外国强加给中国的,这也不尽然。
检讨历史,不能总是“手电棒照人”。反省自身,才是重点。
本来,中共并没有打算实行“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后来某于参观铁托纪念馆时题字曰:一个毛泽东想学而不敢学的人!并不是无的放矢(谁敢说他没想过)。
当时,国际共产主义阵营可说是“如日中天”,所以一旦时机临头,需要决策,毛泽东就做出“一边倒”的选择。别人再说,也是无用(多少民主党人感到惋惜;而中共在这之后也没有完全放弃与美国谈判的努力)。
所以说,朝鲜战争是一个“外来”因素,但也存在“主观”方面的原因:诸如出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的考虑和打算:1947年苏联制定了国际共运“放手大干”的新路线,1949年强调中国例子的重要性,并准许中共在东南亚承担领导责任(当年11月在北京召开了亚澳国家工会会议);传说1953年斯大林在死前曾打算发动“消灭资本主义”的新的世界大战,等等。
中共也有着自己的战争观和传统的“天朝大国”思想,这些都不能简单地说是“被帝国主义逼出来的”。
而北朝鲜的进攻,至迟于1949年即在策划之中,在毛泽东访苏之际,据说金日成也悄悄来到了苏联,中国“革命”的成功,让他动了念。
1950年初,金为此几次来华,与中共打招呼和寻求支持。当时毛曾表示,必要时会派兵帮助。尽管这不能等同于10月关于出兵的决定,但也在某种程度上是“有言在先”了。
如何评价这一允诺?也许没有它,金日成就不敢贸然发动对韩国的进攻,尽管已有四野的三个朝鲜族师成建制地拨给他,构成朝鲜人民军的主力部队。
1950年6月北朝鲜发动预料中的进攻,开始势如破竹,随后发生了意外的的败绩和美国的干预(并宣布台湾海峡中立),形势急转而下。
10月,在对方的一再要求下,中共考虑出兵,其想法中也有主动的一面:据说在中国内战期间,金日成曾向东北野战军提供了大量的作战物资,和名义为“自愿队”的北韩部队;南满的中共部队在战况不利时,也经常跑到朝鲜去暂避一时。这种战略后方基地及安全庇护所的作用,在日后抗美援朝的决定中恐怕起过重大的作用(这样我们也就理解毛所说的:“别人处于国家危急时刻,我们站在旁边看,不论怎么说,心里也难过”,参见《彭德怀回忆录》)。
中国是不是也有不同的选择?据说,曾任周恩来军事秘书的雷英夫回忆说,林彪在军委常委居仁堂会议上不赞成出兵,并表示“如一定要出,那就采取出而不战的方针,屯兵于朝鲜北部,看一看形势的发展,能不打就不打,这是上策。”
显然,在不少领导人看来,为了拯救一个几百万人口的国家,让中国作出巨大的牺牲,是不划算的。可以设想,如果让林彪领兵出征(按即不让彭德怀挂帅),公开派出东北边防军,屯兵于朝鲜北部,就地构筑阵地,“出而不战”,确实是出兵援朝的上上策。所谓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司马亮:“1950年林彪建言援朝:屯兵于朝鲜北部是上策”,《文史参考》2010年第12期)。
可惜的是,事实上并没有采取这一战略选择。
结果出现了战术干扰战略,小利影响大局的情况,战争被的扩大和拖延了,并暴露出战略指导思想中存在的若干问题(如“打过三八线”,“赶下太平洋”等)。这也不能全讳过于苏联。
朝鲜战争,是一场让人不忍回顾的战争。为之叫好,只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充其量,不过是败家子、不肖子孙。
不过,这些话,跟那些愤青讲,就没有什么意义。他们也只看文章的标题,如此罢了。
我也不盼望那些人的同意,而只希望识者告我,还有哪些应该考虑的方面没有,还有没有新发现的史料? - 上一篇: 再谈抗美援朝 下一篇: 谁之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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