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访贺卫方老师侧记

   去年冬天我去新疆石河子大学拜访贺卫方老师，那时离他支教结束只剩十几天。

天气预报说石河子的气温降到零下37度，我穿上了棉裤；那也是我第一次去新疆，在先入为主的想像里那里有强烈的异域感。温度与空间的双重距离，让我觉得自己将前往另一个世界。石河子雾蒙蒙的，雪没办法融化直接在空中升华为气体，整座城市像一张像素不高的相片。那里距离乌鲁木齐两小时车程，既非大都市，也不是小城镇，它的前身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经过50年的建设，兵团特有的密集和单一被拓宽和拉长了，街上的建筑物稀疏，旧日的痕迹被抹掉。石河子变成了被统一模板复制出来的中国普通县城中的一个，洋溢着相似的倦怠。

石河子人喜欢穿黑羽绒服，说话大嗓门，因为喝了很多白酒而脸膛通红，浑身还散发烟味，好像这种浓重既可以御寒，又能将自己从那长长的、冷冰冰的模糊与倦怠中强调出来。贺老师一看就是个外地人，他太“轻快”了——穿浅色棉衣，没有戴围巾和手套，少见地把皮肤裸露在外，走近后，能看见他的眉毛上挂着冰屑，脸冻成粉红色。

我是以自由作家的身份前去拜访的，如果说是“时尚作家”也行。出发前有个朋友嘲讽说——一个时尚作家与知识分子的相遇，这本身就够有戏剧性。我花了大部分时间写一些“时尚”——时髦的书，电影，人物，机巧的几个星期后就被遗忘的小玩意儿，它们是生活中最触手可及的表面，我写它们，既是跟世界沟通的方式，也是逃避的手段。我的另一个身份还是“困惑的年轻人”，我脑子迷迷糊糊的想不通一些事，我想不通它们，不会疼，不会死，可它们让我难受。

10年前，我是个法学院的学生。我没有幸听过贺老师的课，实际上，其他老师的课我也一点不记得了。但我清楚地记得一种气氛——官本位的气氛。我们修了一个一个学分，写了一篇一篇论文，以便堆砌出一个通行证，通往国家机关的通行证：先从助理书记员干起，书记员，助理审判员，审判员，调到高院去，庭长，调到更接近权力核心的部门，那里都没有门牌号门口站着武警……，这个过程如果稍有差池那就打回原形，或者时来运转一步登天也说不定，想那么多也没用，首要的是，获得入门的那块敲门砖。我依然记得有一个老师用困惑地口吻谈起一个官后代：“她怎么当律师去了？”好象她是这个等级制度的叛徒，一个实用主义者难于理解的人，于是她被笼统地归为“失败者”。

我拿着学分和论文换来的通行证，获得了一个国家机关的面试机会。面试官问我：“假如你的领导台上说错话了，你怎么提醒他又不使他难堪？”我心想：他自己不会知错就改吗？我干吗提醒他？我看热闹还来不及呢。我在另一个机关谋得一职，每天用“共产中文腔调”写公文。我没干什么特别出格的事儿，可我闷闷不乐。

我微弱的反抗出自本能，一种天性被压制后的反弹，一种对假模假式，了无生趣的天然厌弃。现在回想起来，我讨厌的还有“工具化”——我只需要套用法律条文做重复性劳动，我是无形的飞转机器上一个小小部件，我不需要有自我意识，实际上是，我不该有，机器的零件嘛，必须是“可报废”的。我混混厄厄的，像在做一个噩梦，我手脚抽动了两下，但是并没有醒来。

现在偶尔参加同学聚会，99％的同学仍在官本位的道路上攀爬，他们已经走过了最脆弱也是最有可能醒来的时期，起码走过1／3了吧，混得好的都当上处长了。有时候我会套用书里看来的概念，把他们当成“平庸的恶”——“极权政治下，人们附庸做恶，视作恶为常事，甚至视之为恪尽职守。这种恶很平庸，日常化，在作恶者眼中，这些恶都不是恶，不但不是恶，还是一种美德”。可是，他们又不全是如此——他们也看不惯这世界的不正义，在某些时刻发出激愤的声音，因为他们看到得更多，他们批驳得更透彻。可是大部分时候，他们根本不想谈起。他们谈论美食，奢侈品，电影，养生书……。他们是“little men”，更大的人物在发号施令，他们仅仅是执行者。他们也是正直的人，思考过他们在做的事，可是假如认识到这个巨大机器的全部真相，对他们来说太残忍了，仅仅是这么想想就把他们吓得哑口无言。

我逃跑了。跑到国外去转了一圈，变成个时尚作家。我假装找到了真正的精神家园，我是祖国的陌生人，我不关心我生长的土地上的过去，也不想去面对它的将来。法律，以及法律精神所附着的追求，那更是早就忘光了。当然我为自己寻找了理论依据，我不再是“平庸的恶”，这难道不是进步吗？我这是“消极自由”——

“我决定不要去争取我没有把握得到的东西。我决心不去欲求自己得不到的东西。如此一来，我就好像是作了一种战略性的撤退，退入了一个内在碉堡——退入了我的理性、我的灵魂、我的‘物自身’，而退入这些之后，不论人们怎么做，外界的盲目力量、以及人类的邪恶意图，都已无由触及。我已经退隐到我的内心之中了——在那儿，也惟有在那儿，我才是安全的。”

2007年，美国《时代》周刊报道了中国的“我一代”，我有几个相识也榜上有名。“我一代”是一群都市青年，80后生人，懂得生活的艺术，追求时尚，趣味和美，唯独不关心政治。我是“我一代”中的一员。我出生后的前10个年头，有过短暂的家长离开了家式的松动，也经历了恐惧弥漫的时期，这些我懵懂不知，等我有了自我意识，政治从生活中被彻底抹去，黑猫白猫的理论深入人心， 争当那只会捉耗子的好猫是青少年时代的主流价值观。“不谈论政治”成了一种常态，忧国忧民一点都不时髦，不chic。

看到很多人引用过罗素那句名言——参次多态乃幸福本源。这是个美好的语录，可我真正懂得它吗？我在整齐划一中长大，整齐划一地追逐成功和实用主义，整齐划一地逃避公共生活。个人主义匆匆归位了，我努力使自己看起来有个性，可我的公共人格，始终穿着千篇一律的制服，脚上沾着标准化的尘埃，没有醒来。

或许这就是很多人谈论的“过渡”的一代——在达致人的自然状态之前，需要“先把盖子掀开”，一步到位是不存在的，起码分几步走：我要免于饥饿，先要学会鉴别地沟油和化学家小窍门；我想居有定所，先背上一屁股债；我想爱人，先摘下功利主义的假面具；我要自由，先拨开眼前由恐惧和麻木交织而成的迷雾，再去选择我是什么或不是什么。并没有子弹穿透身体，而是像风土不良的区域一样笼罩着压抑的坏天气，我没经历过彻底的痛苦，也不懂得全心全意的快乐。当然，最简单的是不想那么多，只要写一些速朽的漂亮话，醉倒在名流文化和消费主义的蜜糖里，不也挺好吗？

很难说清变化发生在什么时刻，2008年？大事频发之后？微博和社交网络到来的时刻？变化是潜移默化的，我在悄悄地受到影响，我的朋友们也一样。公共事件引发的群体情绪将每一个人裹挟在内，使人震惊的新闻层出不穷，政治正在穿透笼罩了20年的迷雾，影影绰绰的，成为生活本身。年会上，时尚青年打起雨伞，被滚滚而来的巨大车轮压倒，他们穿着黑衣，唱一首哀伤的歌。这既不是标新立异，也并非返璞归真，这仅仅表达了他们身为公民的一点点“意见”。

坐在贺卫方老师面前的我，是我全部过去的总和——一个法学院里的落落寡欢者，一个巨大机器的零部件，一个用逃避来达到与自己和睦相处的消极分子，一个在“盖子被掀开”后需要重新做出选择的困惑的年轻人……。我满腹疑惑，每个毛孔都张开着，希望听到一些教益——恶法被宣布“非法”前怎样遵循法律？“公民观察团”与“除法院外无人有权审判”相违背吗？“无罪推定”适用于政府吗？法律真的是惟一的平衡“自由”与“平等”的手段吗？……当法律—— 这个被我厌弃的专业——不再是“官本位”的工具，我真心实意地关心它，因为它是我理解这个世界的路径，是思索我在干什么的方法，是一个人免于因为不自由所带来的恐惧的武器。

贺老师不是我惟一的老师，但他是特别亲切的老师。 他行为文雅，谈吐幽默，虽然常常鞭笞不公，依然保持了优雅的风度与冷静的力量。他的个人魅力与他的学识一样给人以启迪。

这些老师称得上“知识分子”的名号，不是因为写论文，或评点时事，而在于：启蒙与推动正义。我没有办法列出受到他们影响的青年的数量，或者统计出他们在多大程度上推动了正义，我仅仅可以讲述我自己的故事——他们持久不断地厘清被误解的概念，宣讲常识，鼓励思考，这对我，就有100％的价值，就是全部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