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场腐败是一种怎样的传染病？
徐 贲
据报道，新学期开学，济南大、中、小学开设廉洁教育课程,在小学五年级、初中一年级、高中二年级以及大中专学校全面推开，每学年上足18节课。郑筱萸受贿案被作为反面典型选入《廉洁教育读本》初中教材。此项教育的推动称，腐败问题危害社会和谐，“腐败思想根深蒂固、官场文化牢不可摧。如果廉洁教育不从现在抓起，不从娃娃抓起，想在孩子已经‘完全懂事’的情况下再来扶正，恐怕就太迟了。”
既然“廉洁教育”是针对“官场文化”的，那它充其量就是官场的“职业伦理”。学生今后进入社会，从事的是各行各业，不可能个个都进入官场，每个职业都要讲职业伦理，为什么独独要学习官场伦理？官场的腐败自然非常严重，其他行业的腐败又何尝不是如此。日前《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我们的信任哪儿去了》文章，指出商家、专家都已经变得不可信任。重要的原因之一便是职业道德的沦丧。其实，职业道德出问题的又何止是这篇文章提到的这几个行业？教师呢？医生呢？建筑业者呢？律师呢？
官场的道德腐败和职业失德之所以特别受到社会关注，不仅是因为它非常恶劣，而且还因为它很讽刺。试想，能够当上官的，在儿童和青少年时，按现在学校的标准来说，哪个不曾是优秀学生？那个不曾是“又红又专”？他们都受过“思想教育”或“品格教育”，都能交出亮丽的成绩单。他们在学校里是出色的少先队员，共青团员，早早入了党，表现出色，得到提拔，平步青云，算得上是“学而优则士”了。为什么偏偏是他们，有这么多，又这么快地走上了“不廉洁”的道路？
学校的“思想教育”和“品格教育”在曾经是如此优秀的学生身上都无法起到抵御腐蚀的作用，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廉洁或不廉洁根本不是在学校里学来的。儿童或少年时代学习廉洁，不可能像打小儿麻痹症育苗那样终身免疫。反倒是“不廉洁”更像是一种无论如何防御，随时都会出其不意来袭的传染病。
在一个大多数人都相对诚实的社会里，即便出现某些职业的不道德或不廉洁现象或行为，也总能找到有效控制的办法。有人以为，不道德或不廉洁一旦出现，就会像传染病一样蔓延。其实并非如此，格拉德维尔（Malcolm
Gladwell）对此就有过论述。一般来说，很难精确预测到哪些不道德或不廉洁特别具有传染力，特别容易扩散，这就像很难预测哪种流行病菌会在哪一年流行一样。一方面，总是会有不止一种不道德或不廉洁在悄悄传播，直到某一种突然越过了“临界点”，一下子传染开了，连时时防守者也觉得出乎意外。另一方面，制止一种不道德或不廉洁的方法也同制止流行病相仿，无须把不道德或不廉洁从每一个人的行为中抹掉，只要能有足够多的人能够保持道德和廉洁就可以了。这就像扑灭流感并不需要人人打预防针或接受治疗，只要有足够多的人不传播病菌就可以了。
在一个儿童和青少年品格教育比较有效的社会里，政治的廉洁（当然是相对而言的）当然是一个首要的条件，但各行各业恪守职业道德也是不可缺少的条件。
只有这样，学校的品格教育对学生才有说服力。即便如此，学校也不会专门针对某一种职业或行业的特殊失德开课。例如，美国学校有“品格六大支柱”教育，在于从小培养学生好的习惯，以期受到成人美德的效果。第一，尊重（respect）（对待别人要将心比心、要谦恭有礼、别人讲话要仔细聆听）；第二，责任（responsibility）（要可靠、要对自己的作为负责）；第三是公平（fairness）（对待别人要将心比心、说实话、遵守游戏规则）；第四是值得信赖；第四（trustworthiness）（不要撒谎、说到做到，有始有终、不要背叛朋友对你的信任）。第五是关怀（caring）（待人宽大厚道、不要刻薄或伤害别人）。第六是公民责任（citizenship）（尽自己的群体和社会责任）。美国也有特别失德的行业，如必须对这次金融危机负责的银行业，但中小学绝不可能因此为所有学生专门开设“金融责任”这样的课程。
社会要制止不道德或不廉洁，并不需要在学校里把每个人都教育成一辈子能够“拒腐蚀永不沾”的圣人。事实上，学校也没有这个能力。学校只能教学校能所教的，如此而已。也就是说，学校不可能替学生打好终身免疫的道德育苗，然后再把他们安全地送到社会上去。学校只能告诉学生，社会是个大染缸，而且是个可能让人迅速学坏的大染缸。在有的社会里尤其如此，这就像在有的季节里特别容易得感冒一样。
有时候，由于采取了某种措施，例如“严打”或者“唱红打黑”，不道德或不廉洁的病情得到了一些控制。但是，永远无法预料，什么时候，在哪里，会因为什么事情，又一下子出现了大面积的不道德、不廉洁和腐败。在这样的时候，人们才会发现，先前以为已经找到的灵丹妙药原来并不那么灵验。
原刊《中国新闻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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