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阜是孔子故里。曲阜也是我的故乡。曲阜把我和孔子联系在一起，使我们成为同乡。长大之后离开家乡，无论到什么地方，当有人问起我的老家，只要我报出“曲阜”这个地名，对方的第一反应就是：“啊，曲阜，那可是孔夫子的家乡！”每逢这时，我都禁不住为自己是孔子的同乡而自豪。
虽然我和他相距了2500多年，但是只要提起“孔子”这个名字，我就能看见一个慈眉善目的老人出现在我的面前：身材颀长，脚步轻慢，手里拄着一根枣木拐杖，一方粗布蓝巾扎住了满头华发，雪白的长髯飘动在胸前。当你说话时，他会身体微微前倾，看着你的眼睛，专心致志地倾听，他的眼睛不大，并且由于长期思考，习惯了把眼眯缝着，但当他偶尔睁开眼睛看人时，就会有一道精光从那里面射出，直透你的灵魂。他的话，总是那么简洁，充满智慧，耐人寻味……
小时候，我家住在曲阜城中的颜庙街上。我的家离颜庙有300多米，从颜庙再往西走几十米，就是孔府，孔府过去，就是孔庙。现在回想起幼年的生活，总离不开颜庙、孔庙、孔府这些古建筑群，那宏伟的大殿，被涂成了红色的厚重的庙墙，庙墙里参天的古柏以及盘旋在古柏上的群鸦。可以说，我从小对孔子这个名字就很熟悉，也可以说，我是在孔子那无所不在的巨大身影下长大的。
但是那时，孔子在我心里并没有位置。我家离孔庙很近，但孔子离我很远。
1966年深秋，从北京来了几百个北师大的红卫兵，领头的是个女的，叫谭厚兰。他们在曲阜闹腾了将近两个月，成立了“全国讨孔联络站”，砸了国务院1962年立在孔庙、孔府、孔林、周公庙前面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石碑，拉倒了孔子像，扒开了孔子墓，烧了“万世师表”牌匾……
在北京的红卫兵到来之前，曲阜这个小县城已经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了，曲阜当地的官员意识到，这次孔庙、孔府可能在劫难逃，但是职责所在，他们不能不有所作为。于是，孔府门前的两个石狮子身上，罩上了一个四方形的类似箱子的木套，木套外面涂上了大红色的油漆，大红色的油漆上面用黄色油漆写着“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之类标语。孔庙中则办起了“农业学大寨展览”，在县里官员的指挥下，人们用三合板把孔子坐像和两旁的“四贤十二哲”的坐像严严实实封在里面，三合板上挂上或贴上“曲阜的贫下中农战天斗地学大寨”的大幅照片、宣传画或是介绍性文字。但是他们的这些努力在铺天盖地的造反浪潮面前显得是那么可笑，那么无济于事。
而我这个当时只有13岁的孩子，突然意识到，被他们骂为“孔老二”的孔子，原来是个影响远播海内外的大人物。
经历了下乡插队和军旅生涯之后，我又回到了曲阜。这时，“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百废待兴，用钱的地方很多，但是国家还是首先拨款来修复惨遭破坏的“三孔”古建筑群。我当时在曲阜县委报道组当新闻干事，通过我的笔，一条条“某某古迹修葺一新对外开放”的消息，传向外界。有时候，我还要客串一下导游的角色，为来曲阜采访的记者与文人学者们讲解曲阜古城和孔氏家族的悠久历史以及“三孔”古建筑群的建筑艺术、文化内涵。这个工作使我有机会对孔子和他的后裔开始有了了解。
孔子之后，在长达2000多年的时间中，有很多人在研究孔子，但是真正走近了孔子的人却极少极少，其中的原因，大概是因为多数人是带着某种目的向孔子走去的，他们研究孔子，是为了从他那里找到自己所需要的东西，而不是去理解他，于是，在中国历史上，孔子成了一个面目不清的人，甚至成了一个任人装扮的模特，为了统治的需要，被人不断地改换着装束，被一次次重新涂抹着脸上的色彩。
孔子本人是孤寂的，那些闹嚷嚷的人间活剧，许多人都打着他的旗号，张扬着他的旗帜，但没有人愿意在他身边停下脚步，没有人坐下来听他谈话，那些自称是孔子的学生和后人的人，都把孔子忘却了，抛弃了。
那些冷热的遭遇和褒贬的评价，都与孔子无关。
与墨子不同，孔子基本不具怀疑精神，他不是一个批判者，只是一个传承者，顶多是一个阐发思想、使之合理化的人。
孔子只把自己当成一位老师，一位想把自己对前代文化的独特理解告诉、传授给别人的博学的人。他没想创立什么传统，也没想当什么宗师，更谈不上为后世立法。无疑，他相信自己是一个智慧的人，是一个有所发现的人，一个负有一定责任的人。这个责任就是把自己的理想建立在一个人间合理的秩序之上，建立在每个人的良知之上，建立在每个人作为一个人所应具有的人性之上。
孔子是自信的，他坚信自己是发现和掌握了真理的人，他要把这真理告诉更多的人，要通过更多的人掌握这个真理，从而去影响、改造这个社会。这个信念支持他努力了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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