執筆之時，剛好最高法院就外傭居港權一案作出判決，各路建制派的抗議早有前科，可以預計，較令人意外的是，某泛民政黨也拉出橫額，旗幟鮮明地反對外傭享有居港權，並請政府盡快上訴。筆者在臉書上的朋友，一面倒痛罵該黨。其實，類似的事也不是第一次了，去年政改方案爭議，也引發了對所謂「溫和民主派」的圍攻。
就着泛民主派內的爭議，媒體及公眾多以「激進」及「溫和」視之，小部分人則冠以歐洲政黨的「左翼」及「右翼」帽子。這些分類法雖然易記，表面清晰，內裏卻模糊，總容易讓人把香港民主運動的內部差異，理解為程度之分，變成「太保守」或是「你太激」的指摘。
公民資格涉及形式平等
這幾年泛民主派中的爭議看似多種多樣，焦點往往不在階級及社會政策立場，而在公民權問題。例如，究竟是否接受有「民主成分」但卻是票數不平等的「超級區議員」？還是堅持要一人一票？這事涉普選權最基本原則。居港滿7年的外傭是否有權申請成為永久居民？是公民資格的最基本門檻。一切皆涉及一種形式上（formal）的平等。對形式平等的執著，不是形式主義，而是具有深厚的政治甚至思想意義。法國政治史家羅桑瓦龍（Pierre Rosanvallon）稱之為「平等的革命」或「形式民主」的革命。
羅氏的著作英譯不多，中譯更只有手上這本《公民的加冕禮：法國普選史》。像筆者一樣不熟悉法國政治的讀者，加上拗口的翻譯，讀起倍感吃力。尤其不容易理解的是，法國已有普選起碼幾十年（以戰後女性獲得投票權計起），何以還要花精力去寫一本這樣的歴史書？羅氏的興趣，源於他對思想史，尤其是政治哲學的興趣，不過，他的政治哲學與英美的大相逕庭。熟習法國思想界的人應該知道，幾乎所有英美分科在法國大師身上都不管用。用羅氏自己的話來說，他的興趣在於民主的困難，並提供社會學及歴史的理解。我們不妨把他提出的「平等革命」，視為一個有關民主的哲學及思想起點。
該書的法文原版在法國大革命200 周年之後不久面世，藉此檢討法國大革命的意義。他指出， 「平等革命」就如熱力學裏的「熵」，貫穿着過去兩個世紀法國的民主發展。當中最核心的是「人民主權」說，它一方面界定人民為純粹及獨立的個人，不問出身、種族、階級、性別，另一方面，個人集合構成了國家的主權，這是一種前所未有的社會形式，為現代政治的核心。
羅氏年輕時是無政府主義左派，他現在提出這樣的觀點，我可以想像，在左翼陣營中會造成多少爭議。自由民主在不少左翼眼中純屬資產階級民主，尤其是在列寧與第二國際分裂之後，對票箱民主的階級充滿懷疑與批判，這也是今天中共自視有別於西方民主的思想殤濫。至於無政府主義者則從根本上反對投票選舉，即使參與選舉的左翼政黨也多視之為工具，卻少有深思當中的政治哲學意義。
恰恰相反，羅氏認為，人民主權的觀念比社會主義產生更大的思想決裂，因為，社會主義的烏托邦源起於前現代的兄弟共同體，如教會團體及技工會社等。但是，人民主權是史無前例的，它不是立根於社群財富再分配及共享，而是一種完全基於個人而組成的主權共同體，屬子烏虛有，是觀念及政治上的革命。一方面，人民主權下的選舉，與基督教會、古代市鎮推選領袖無關，因為，這些古老的選舉通常涉及「一致通過」的原則，或是建基於行會及顯貴的等級身分。嚴格來說，這些不是選舉，而是推選，比較像我們選特首。另一方面，法國也沒有經歴過英國15 世紀的有產公民，即有一定數量財產的男性才可投票，這制度漸次演進至19 及20 世紀不問財產多少的公民身分。
法基層以人民主權爭普選
法國的人民主權與傳統決裂，也不循序漸進，以思想及政治革命的方式出現，卻跟香港的民主改革一樣屢遭挫敗。它與法國政治理性主義相衝突，不管是左派還是右派的政治精英，都是「葉公好龍」，人民起來後總會問：如何保證個人選票產生出一個理性的政府？羅氏不是要說服大家選票就是理性，他要指出的是，貫穿19 世紀的法國政治歴史，是底層人民不停地以人民主權之名，爭取普選權，以及在公民社會中實踐人民主權。19 世紀以來，工人便多次以共和國（republic）之名，革命起義及實行自治， 包括1848 年的起義， 以至1870 年的巴黎公社。歴史的另一面，是精英階層以秩序及理性之名，殘酷鎮壓工人叛亂，可是，同一時間，他們自願或不自願慢慢建立起普選權制度，包括19 世紀末以及戰後40 年代的立法。
人民主權激勵的長期思想及文化革命，在二戰後還在發生，例如68年的學生革命，以致各種行動上沒有那麼激烈的民間組織，也包括常被批評為「民粹主義」的運動，當中，人民主權一直成為各類政治及社會團體的基本信念或論述。羅氏近年把這些都統稱為「抗衡民主」（counter-democracy），他指出，民主的歷史沒有以普選權落實而終結，相反是開始。從憲法上，法國畢竟在戰後還要經歴兩個共和；至於在社會及文化層面上， 「抗衡民主」在選民投票意願下降中更顯得重要，它包括由民間帶領的監督（oversight） 、防止（prevention）及判決（judgement）等運動。
羅氏對前兩者尤其重視，但在普選權在制度上尚未落實的香港中，屬法律鬥爭的「判決」變得不成比例重要。據說，香港是司法覆核最頻繁的普通法地區，羅氏大概會對此現象感到非常有興趣。而由小市民以司法覆核挑戰香港政府，無論是外傭居港權還是港珠澳大橋案，不管媒體有多少捕風捉影的「陰謀論」，均體現出形式革命的真義。有人說要想法防止司法覆核，恐怕這與「23條」一樣是暴政，再有人硬要打壓，只會換來又一次大規模的官民對決。
港為最頻繁司法覆核普通法區香港的形式民主革命，雖沒有起源於一場像法國大革命的政治事件，但在思想層面上也屬革命。80年代初，香港在殖民治下只有繁榮穩定及很初步的自由，絕無政治權利平等可言。可是，鄧小平等領導人卻在中國內地剛離開毛澤東陰影後不久，在自身還未政治改革的時刻，為香港的政治前途立下「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普選承諾，現在回看起來也像一場夢。六四事件後的中共，再也沒有決心與膽量進行中國的民主改革，卻要拖着香港這個小城尾大不掉的民主改革議程。然而，不管如何拖延，香港這個半調子的「人民主權」說，終究要繞纏着中港統治者及建制派的腳跟，在反對政治以至社會運動中繼續發酵，那絕非香港民主派中一眾「葉公」可以取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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