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力于共同富裕目标的重庆，率先提出未来五年将反映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由目前的0.438缩小至0.35,并将这一目标写进政府文件中。不仅如此，重庆同时推出户籍制度改革，明确工业化、城镇化及城乡一体化的所谓”三化”的发展战略。
重庆市长黄奇帆日前在接受路透专访时表示： “重庆市在许多方面也是在探索，重庆的经济发展模式与改革开放初期东部沿海城市’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模式不同。他说：我们做好了，对内陆城市有参考意义,做的不好就调整，重庆是先行先试先做。”
他还提到，重庆市鼓励符合条件的当地农民工转为城市居民，城乡给予同等的社会保障，并早已实现了社会保障的全覆盖，时间远比全国实行这一目标提前。
消息并引述中国国家行政学院决策咨询部副主任丁元竹称：重庆市已将’共同富裕’写进市政策的正式文件中，而利益格局的调整和经济体制改革是一个长期过程，重庆也只是先行先试。
消息说，收入分配改革已成为中国”十二五”(2011-2015年)规划的着重点，并事关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成败。尽管中国此前将个人所得税扣除额调高至每月3,500元人民币，但如果将其纳入收入分配改革的大局看，也只是推进改革迈出的一小步。
我们都还记得，30多年前，中国改革总设计师邓小平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拉开中国经济改革开放的序幕。而今30多年过去了，中国在积累了巨大的物质财富的同时，国富民穷及两极分化却愈发明显。尽管民众对收入分配改革的呼声强烈，但现实的推进却相当缓慢。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就对路透社表示，政府的职责就是尽量创造一个公平的社会生存环境。他说：”收入分配改革必然涉及利益调整，而要打破利益集团的既得利益,无疑是很困难的。”
他指出，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虽然成绩巨大，但城乡差距也越来越大，某种意义上说这种改革是牺牲了农民的利益。打破城乡二元结构，让农民变成居民，不仅给身份，更应有同等的社会福利待遇，这样才能体现政策的公平,重庆模式无疑是一种大胆的尝试。
今年7月,重庆市提出努力缩小城乡、区域、贫富三个差距，并提出一系列具体措施，包括积极稳妥地实施户籍制度改革,实现农民工等转户进城500万人,户籍城镇化率达到50%。建成2,500个农民新村，利用”地票”交易制度等办法盘活农村资源，建成4,000万平方米公租房，改善中低收入群体的住房条件，大幅减少住房支出等。
而要让更多的农民变市民,地方政府需要承担的社保及公共服务等配套公共支出也不是小数目。不过，在重庆市政府看来，这好像并不是一个大问题。
重庆市政府算了一笔账，重庆市每一个农民转为市民享受的公共化服务成本约在10万元左右，但养老保险等属远期成本,要在农民工年满60岁以後支付，并不需要当期支付；此外,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险,企业和个人都会承担一部分，成本得以分摊，因此政府需要投入的并不太多。
路透社认为，在中国目前垄断难以打破，诸多社会矛盾纠集的背後，归根到底与收入分配不公的深层次矛盾有关。在打破利益集团，推进体制方面的改革难度很大的前提下，重庆模式则巧妙地避开矛盾集中点，倡导”共同富裕”，无疑很具现实性。
在尝试破解城乡二元化难题时,重庆模式强调的共同富裕,以及无论是对人或企业,更重视营造良好的生存经营环境,对中国的收入分配改革也提供了一种思路。
另外，重庆市对企业经营环境的改善很重视，包括从金融,政策等各方面支持微型企业发展,大力吸引外资,开设内陆保税区，以及抑制房价上涨等等。
据黄奇帆称：”房价太高对企业而言成本也高，重庆市的房价连续很长时间都在全国70个大中城市房价的排名中靠後”。而重庆的”打黑”也让社会治安明显好转,现在上访的人数也大幅降低。
不过,搬到江津区双福镇的居民则表示,由于物价太高,对村民转居民後的生活并不满意。
当然，对于倡导共同富裕的”重庆模式”的可持续性,以及可能出现的问题也不乏担忧者。
发改委一位不愿具名的人士就认为，社会公平环境的营造更需要法律和制度的完善，而不是过份依赖”人治”。政府的强势更应体现在维护社会的公平和正义，而不应体现在生产经营领域上政府强势的掌控。
这种观点认为，”没有绝对的公平,但绝对不能没有公平,中国是该到了提倡共同富裕的时候了,但共同富裕并不代表平均主义，这个富裕应该有更深刻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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