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以自由民主为核心的价值（下文称之为自由价值）看作“普世价值”的“普世论”在中国近年被提出后，得到的掌声和唾沫同样多。反对的理由显而易见：自由价值明摆着是西方价值，凭什么称其为普世？这岂不代表文化侵略，文化殖民？凭什么东方人一定要接受西方的价值？
确实，自由价值根源于西方，若要把这种价值（或任何一种价值）称为“普世”，必须提供充分的理由，说明：这种价值和其他价值相比，到底有什么独特性？为何这种独特性能使其取得“普世”地位？
本文试图从逻辑上论证自由价值的“普世”性质。要点在于，自由价值是唯一可在信息高速流动下生存的价值。和”自由”冲突的所有价值观，如果想在人类群体中占据主导，稳定存在，就必须明显阻碍信息的自由流动，实行审查制度。由于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及技术通过市场规则与经济生活不断结合，阻碍信息流动难度和代价在不断加大，在可预见的将来会成为不可能。因此，作为唯一能够适应这种趋势的自由价值，有理由被称为“普世价值”。无论个人主观是否愿意信仰该价值，社会在海量信息高速流动的前提下想保持稳定，就必须以此价值为根基建立规则。
具体的论述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说明，审查制度将越来越难以实行。这部分主要以中国为例，但提到的原则适用于其他国家。第二部分研究为何信息充分流动会导致普世价值确立，这种价值又为何将以“自由民主”为核心。
最后部分解答与此有关的一些疑问。
一、技术，市场与言论审查。以新浪微博为例说明。
首先，信息流动速度越来越快，越来越难以阻碍，是个无可争辩的现实。这一点首先基于人类科学的不断创新。互联网技术的发展，特别是社交网络的产生，是我们这代人经历过的重大突破。目前获取信息的难度和前互联网时代相比有多大区别，已经不必论述。这硬币的另一面是审查的难度也大大加强。社交网络前的互联网控制，还可以使用“大墙”，而在以新浪微博为代表的社交网络上，由于SNS“无中心，平面化”的本质特点，常常只能依靠人工删贴。但删贴速度一般滞后于传播速度，在帖子消失之前往往已有相当多人阅读。
不过技术的进步只是一面，另一面是市场化的不断深入以及技术与市场的结合。一位朋友观察到：中国凡是市场化的媒体一般右倾。理由简单：第一，在新闻联播多年免费提供洗脑素材的时候，大家肯投入时间精力金钱买报纸上网不是为了再读一遍那些车轱辘话。第二，审查制度扼杀人的创造力，让人像机器一样按固定程式说话。在市场竞争下取胜的媒体精英创造力较强，是制约自己才能发挥的审查制度的天然敌人。
拿互联网来说，目前网络早已不只是发牢骚的工具。她渗入到经济的每个层面。谁能吸引眼球，谁就能获得利益。
这种情况下，大量对政治冷感甚至靠近专制集团的人因为钞票而不自觉的成为反抗审查制度的同盟军。
这里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新浪微博。新浪作为网站，其内容在多年内一直乏善可陈。但由于推出微博服务聚集大量人气，影响力和价值陡然上升。目前在美国上市，价值几十亿美元。可以想象，如此之高的市值，大部分来自于微博服务。任何精神正常的人都不会认为，新浪做微博平台是为了促进中国开放，民主，自由。但有趣的是，考虑到其规模，该平台上的言论尺度确实相当之宽。很多“不和谐”人士籍此获得巨大的影响力。因此有必要分析其中原因。
作为平台，新浪微博的价值和其用户人数直接相关。所以上面的言论尺度越宽松，讨论会越自由热烈，就会吸引越多人参与，该平台价值越高。但如果言论宽松过分，引起统治集团的不满和危机感，将可能导致此平台被整顿甚至整体关闭，这又是件得不偿失的事情。因此新浪管理层要在这二者间找到平衡。但是，对于他们来讲，第一条更为主要。因为严守统治集团的言论尺度并不会给他们带来更多利益，只能保证现有利益不损失。统治集团也许会给些蝇头小利作为补偿，但那和能从消费者口袋里拿到的潜在价值相比不但微乎其微，而且不确定，不可靠。而一旦用某种方式突破了现有尺度，则会让该平台影响力上一个台阶，带来数量级上亿美元的金钱。反之，若不得不收紧尺度，则会赶走大量用户，造成同等数量的巨额损失。如果用户流失已经发生，如何扩大言论尺度吸引更多用户又会成为天然考虑（用户流失造成的影响力下降也会使统治集团对控制该平台兴趣缩减，扩大言论尺度会有新的可乘之机）。人人网目前用户不断流失，但从笔者大量使用人人网的朋友经验来看，上面的言论尺度比新浪微博要大。这是个现成例证。
回到最初的论题。以前为言论自由奋斗的，是具有崇高理想的仁人志士。冒牢狱之灾得到的报酬，一点良心安慰而已。但在目前技术高度发达并与市场结合的情况下，言论自由突然与商人的利益相关。言论尺度的大小，竟关系到他们上亿美元的利益区别。很少人有崇高理想，但没人会和钱过不去。这种情况下，言论审查的难度，当然有了数量级的增加。
上面论述有个漏洞：中国目前经济市场化，政治依旧管制，当然会存在张力。但有一种看上去稳固得多的模式：朝鲜模式。为什么统治阶级不会在觉察到危机之后，开历史倒车回到“红色年代”（的确，“唱红歌”已经开始了）。这问题仍需详细论述，但一个简单的回答是：对经济破坏太大。中国的发展依赖市场化，“改革开放”30年来，虽然存在巨大分配不均，但每个人确实都比以前强多了。开倒车会破坏所有人利益，包括利用特权大肆经商牟利的统治阶级自己人的利益。因此阻力太大，可能性较小。
二、言论自由，信息流动与普世价值的确立。
为何言论自由，信息流动会导致以“自由民主”为核心的普世价值确立？这可分成两点论述。
首先，信息充分流动将天然导致某种“普世价值”（先不定义其内容）确立。不同价值观的两人如果永远没交流过，会维持他们之间的区别。但一旦交流大量发生，价值观就会碰撞，在没可能一个消灭另一个的情况下（消灭对方，正是阻碍信息流动和剥夺言论自由的最高形式。这种做法的不可能性论述与其他更轻微做法的论述原则相同），只能互相理解对方的想法，并通过这种理解修正自己的价值观，并最终达成妥协。这正是价值观趋同，并最终达到“普世”的过程。
这点也可用进化论的方式论述，在技术突破将地球变成一个小村的情况下，思维开放，愿意理解别人的人在社会竞争中拥有天然的优势（例如，他更有可能广交朋友，获得更多信息），所以这是种优良的性状。根据生物学普遍规律，优良性状会通过自然选择在DNA的传递中获胜。（通俗一点说，有这种品性的人，找老婆/老公产生后代更容易。）所以，只要技术的发展保证了信息充分交流的外部环境，普世价值的产生甚至将被生物学规律所保证。
第二，即使普世价值必然建立，何以必定是以“自由民主”为核心的自由价值？
从现实看，目前较成功确立“自由民主”价值的国家，虽然不是全部，但已经涵盖各种文
化。从基督教文化的欧美，到东亚儒家文化的日韩台湾，印度教文化的印度，甚至有伊斯兰教的土耳其，印度尼西亚等。历史上这些地区曾采用完全不同的基础价值观，现在也维持着很明显的文化差别，但都使用了“自由民主”作为大框架。这说明，这种价值具有“普适潜力”，不同文化传统的人都可以理解或接受。另一个角度看，即便是以文化等理由仍然在抗拒这种价值的国家，其国民也都有移民到欧美国家，这些移民一般因经济原因出走，并没考虑文化因素，但到达后也没有出现文化基因“排斥自由民主”带来不适的病例。
再从理论上来说，“自由”和信息流通其实是一枚硬币的两面。自由最基本的正是“言论自由”。既然信息流通和言论自由本身因为技术和市场的保证形成了难以阻挡的趋势，那么包容此点的价值观得以确立就只是个时间问题。
再谈“民主”。民主政治学的基本逻辑是，每个人都有一部分权利是不可被剥夺的，在这方面人人平等。而由于技术上的原因，政府（政治体制）的建立则要求人让度部分权利，故这种让度必须得到被统治者的授权，而民主正是这种授权的代名词。
反对者会争辩：该逻辑的起点，即“每人都有自己不可剥夺的权利”，只是个信仰并非实证。不过问题恰好在于，信息流通会让越来越多人相信这一点。大多数人都接受的信仰，就是一个既成事实。
为什么呢？因为人本来就具有生物本能“相信”自己拥有某些不该被剥夺的东西。确立非民主，反自由的制度（价值观），需要让大家心甘情愿的为统治者付出。这就必须说服他们人与人是不平等的，统治者是超人或得到超人（例如神）的授权，由此获得公信力。
在启蒙前的蒙昧时代，“超人”包装相对简单，“君权神授”即可解决问题。只要你是真命“天”子，即便品德恶劣，手无缚鸡之力也不是问题。胆敢篡位者则要证明“天命”已经转移。启蒙时代，随着科学知识的传播（正是信息流动的重要形式），这种做法早已失效。当代的独裁者一般承认“主权在民”，只是把自己包装成文治武功无人能及的超人，圣人，能够或已经带领人民完成某种丰功伟业，到达盛世，一旦离开自己则会天下大乱，由此获得合法性。
这样的包装能够成功，重点倒不是能把自己说的天花乱坠，而是只准他一家说，不准其他人说，这其中奥妙正是阻止信息自由流动，实现从中央到个人的单向灌输洗脑。毕竟统治者是人不是神，经常会犯错误，也有七情六欲。如果不做信息控制，他们的错事反映在公共政策上影响到人的生活大家就会议论，他们的丑事会变成街头巷尾茶余饭后的笑料。如果这些负面信息扩散开来，政治就会渐渐祛魅。大家会意识到，伟大领袖不是高高在上的超人，最多算是个牛人，甚至牛人都不是而是个小丑。地球缺了他很可能照转，甚至转的更好。为了同属人类的一员白白让出如此之多的个人权益是不合算的事情。
以中国为例，统治集团的盛世包装以08年奥运到达顶峰。但令人惊讶的是这种包装在此之后的急速失效。人们越来越不相信盛世的说法，造成这种普遍不信任的事件有的相对较大，如三聚氰胺事件。有的其实用以往的标准看很小，如中层官员的一次失言（“屁民”，“为党利益说话还是为百姓利益说话”）。这样的事件，以前不但有，甚至可能更恶劣。如今的差别只是，审查制度逐渐失控，这类事件不但广为人知，而且人民得以积极参与讨论，形成群情激愤的群体效应。与此同时，相应高涨的是对主张自由价值的“柿油党”观点的同情支持（作为其中一员，笔者深有个人感受）。这些都不是偶然的，而是反映了上面提到的基本规律。
话说回来，通过阻碍信息流动防止这类解构，是维持反民主制度（及价值观）的关键。这种做法在中国的文革中登峰造极，当时对老毛的个人崇拜稍有微词都会招来灭顶之灾。今天人人痛恨的“大墙”是个最好的现行例子。但正是因为反民主制度的命根就在审查制度，在技术市场均高度发达，在信息流动越来越难以控制的今天，这些制度及其背后的价值观，就很难长期维持。与之对应，以自由价值为后盾建立的民主制度，在信息高速流动冲击下享有天然优势。他根本不必花力气去论证统治者的超人属性，只要得到民众的集体授权即可。民众会对执政者有一定的道德要求，但不会对他提出超人的要求。一旦执政者出现重大问题，按照民主程序下台即可，压力不会积攒。
从中国的趋势来看，笔者审慎乐观的估计，虽然自由价值民主制度暂时还未建立，但社会可能已经接近甚至超过某个不可逆点。剩下的只是时间问题。我们需要做的，一方面是加速这一过程的到来，另一方面是提高下一代能够享受到的制度的品质。在这方面，笔者认为，最重要的是培植一种理性，防止形成群氓。这篇文章本身，即是努力的一部分。
三、几个相关的疑问。
1. 英国伦敦近期的骚乱中，参与者利用社交网络或手机短信和警方展开游击战，使后者疲于奔命。英国首相卡梅伦甚至提出在必要时刻关闭（“shutdown”）社交网络的想法。这岂不是说明以普世价值为后盾的民主制度也无法承受高速信息流动的冲击？
答：这次事件远未构成对英国民主制度本身的冲击。实际参与英国暴乱的人群占少数，且只是着眼于发泄，并没有提出反制度纲领。社会主流虽然对这种暴乱看法不一，或谴责，或同情（英国前者占上风），但提出的方案全部在自由民主框架中解决问题（加强对犯罪行为惩戒，提高底层福利等），没人想到需要推翻已有的自由制度。临时关闭社交网络虽是一种选择，但其他更有说服力的选择也早就被提出（想进一步了解的可参考《经济学人》有关讨论），并无理由认为英国现行的以议会民主为基础的自由制度已经丧失了适应能力。
实际上，在自由制度的框架下，高速信息流动很可能会促进社会向更健康方向发展。拿印度最近的Hazare反腐示威为例，这次事件之所以声势浩大，和印度大量新兴中产阶级能够通过互联网工具更有效组织有直接关系。最终，运动领袖Hazare在绝食13天后和政府达成妥协。印度政府承诺按照Hazare提出方案的核心条款设立全国性反腐机构，而Hazare则见好就收，避免事件变得不可收拾。华尔街日报评论认为：这样的结局证明印度制度有能力应付这种危机，不至于像阿拉伯发生革命的国家那样垮台。
2. 自由民主制度下也有言论管制。例如德国禁止纳粹言论，并且在教育方面，各民主国家一般法定向未成年人灌输“自由民主”的价值观。这和其他制度有什么区别？
答：区别在于，自由民主制度允许各种信仰，言论，观点的存在。所做的强制只是保证多种观点和平共存，所有人均“动口不动手”所必须的那些。相比之下，反自由制度一般只允许一家之言，对不同价值观的提出进行直接限制甚至迫害。这个本质区别说明，自由制度下的强制虽然有，但是程度最轻。换句话说，如果连这种“强制”都取消，最终造成的结果反而会是整个自由制度毁灭，大家更加不自由。
德国对纳粹言论的限制正是为了防止纳粹思潮重新泛起导致所有人的自由共同毁灭。这种做法是否有效可以商榷，但的确符合前面所说的逻辑。
3. 自由价值观“普世”之后，世界是否变的单调？
答：不会。自由价值观和其他各种价值观有本质区别。如果把一般的价值观比喻为计算机应用软件的话，自由价值观相当于一个能够让不同软件和平并存的操作系统。如果不建立这种价值观，虽然不同电脑所装应用软件不同，看似“丰富”，实则每台电脑只能安装一种应用软件。如果建立了自由价值观这种“操作系统”，每台电脑就可以安装几乎任意多种应用软件。这看似让不同电脑变的“同质化”，但却是一种“丰富的同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