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 | 《环球邮报》政治上的敌对反映出中共内部的分歧

从这儿飞行90分钟就能到达沿海的制造中心，广州，在这里，七月一日的周年庆祝也在举行，但是仪式的总指挥却没有起那么高的调门。”对一个成熟的执政党来说，重要的是学习和正视历史，要有危机感，而不仅仅是歌颂辉煌。”广东的党委书记汪洋在官方媒体《人民日报》上发表的一篇讲话中这么说。

按照西方的标准，这只能算是对身为重庆红歌会老大的薄熙来的一种非常隐晦的刺痛。但是在中国领导层那种晦涩不明的政治斗争中，汪洋的这一击已经很直接也很少见了。这是一位高层的党领导公开地向另一位的领导风格挑战，而这一天本来应该大肆庆祝党的丰功伟绩。

这一评论掀开了重重帷幕的一丝缝隙，让我们得以一窥党内的敌对态势，这种敌对可能会在未来十年中影响这个正在崛起的世界超级大国的发展方向。

明年就是十年一次的最高领导人换班时间，同为省级党委书记的薄汪二人也是觊觎位于金字塔顶端的政治局常委九大宝座之一的政治对手。他们两人现在治理的两个地区采用的模式截然不同，也意味着中国可能的走向也截然不同。

这二人之间的敌对体现出中共内部的分歧，无论表面上共产党显得多么团结一致，事实上内部却在为中国往何处去而争斗不已。

一边是薄熙来的重庆模式，薄熙来是权势颇大的强硬左派的宠儿，他们倾向于渴望重回到毛泽东的时代，并希望在取得增长的同时也能再次与社会稳定取得平衡，包括对中国新增财富的更加公平的分配。

另一边是汪洋更为开放的广东模式，他是势力更小的倾向于自由市场的自由派们的选择，他们认为现在不是停止中国的经济和政治改革的时候。

自从薄熙来在四年前成为重庆党委书记之后，在打击这一地区的犯罪团伙方面，他赢得了广泛的赞誉。但是远不抵他在推行老掉牙的”红色文化”方面招致的恶名――所谓”红色文化”不仅仅包括革命歌曲，还包括把官员们送到农村和农民们一起工作，薄熙来还亲自向数百万手机用户发送毛主席语录。

薄熙来的运动让他成为这个国家”新左翼”的英雄的同时也让一些著名的知识分子焦躁不安，他们又听到了沉渣泛起的”文化大革命”的袅袅余音，那时数千万人以净化意识形态的名义被暴力清洗。

汪洋是薄熙来的前任，到广东之前，他是重庆市委书记，最近他则成为了这个国家的自由派们的新希望。

广东，特别是深圳和广州，因为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催生了中国的经济改革而闻名。现在这一区域有中国最自由的媒体，也成为了公民社会的孵化器。最近，广东省兴起的一股罢工和抗议的浪潮让其他的党委书记们坐立不安，他们从不掩饰他们更希望稳定而不是自由。

北京的一位中国政治方面的分析家墨儒思（Russell Leigh Moses）说：”薄熙来的方式是用怀旧的方式来吸引普通民众，这是一种民粹主义策略。汪洋的策略没有那么民粹，他的努力主要是基于’党的合法性不仅仅要建立在经济增长的基础上’这一理念。”

一些中国人认为这场即将到来的争斗至关重要，这关系到这个国家会继续跌跌撞撞地改革，还是危险地后退。”重庆正走在通向朝鲜的道路上。广东则越来越像新加坡，”在广州的南方都市报的调查记者喻尘（Yu Chen）这么说，该报被认为是中国最独立的报纸之一。

虽然把这种坦率的对比仅仅基于薄熙来的重庆和汪洋的广东，这有些不公平，因为这两处在文化上和政治上就如同纽芬兰和阿尔伯塔那样不同（译注：这是加拿大的两个省份。）。而没有政治家可以在不适应当地的现实和本地官员的情况下发挥领导作用。（正如汪洋的职业履历显示的那样，他是在到了广东之后才成为领头的”自由派”的。）

但在未来12个月里，政治局常委的9名成员当中有多达7名将会退休，这两人都在强调他们的不同之处，显然是想要赢得中共党内相互角斗的不同派别的支持。

薄熙来的重庆

四年之前，当薄熙来到达这里时，这一地区有时被称为”扬子江畔的底特律”。这可不是对重庆的奉承。

那时，除了火辣的川菜之外，重庆有两点闻名中国――首先它是中国的汽车产业中心之一，另外一点则是这里的犯罪组织猖獗。

现在，它则因为是薄熙来的政治试验田而闻名。

最初，许多人认为薄熙来被派到这个令人挥汗如雨的”火炉城市”仅仅为了让他离北京远一点而已，类似于被贬。（重庆市，包括一些周边农村，人口共计2900万。）

他曾被认为是2007年政治局常委的必定人选――而将来就很可能成为最高领导人中的一员。但是在胡锦涛主席沿着红毯走入人民大会堂的时候，他落在了后面，胡被另外八位中国最有权的人簇拥着，也就是新政治局常委的成员。

有时候，中共党内的斗争被描绘为胡锦涛领导的团派，和江泽民领导的派系――其势力主要包括上海帮以及由著名革命家的后代们组成的”太子党”――之间的斗争。

虽然团派和太子党在内部又有左右之分，不过许多太子党都与强硬的老式左派更有关联，而杰出的团派人物则和推动改革更相关。

薄熙来是薄一波的儿子。薄一波曾是毛泽东的左膀右臂，也是中共”八大元老”之一，他是一名太子党。

当薄熙来当大连市委书记的时候，他就已经体现出民粹主义的苗头，在商务部任职的时候他又赢得了牢固的经济方面的赞誉。

薄熙来58岁的时候，他已经成为外貌俊朗，背景优秀，和各方关系良好的一个人。当时许多外界的观察者都确信他的升职已是定局。

不过接下来，在一场看似精心设置的妥协之中，2007年政治局常委的候选人只从各自派别中挑选了一位冉冉升起的明星。团派推出了李克强，现在看起来他将在一年之后接替温家宝成为总理。太子党则推出了习近平，他预计会在明年成为中国下一届国家主席和最高领导人。

为什么选择了习近平而不是薄熙来，答案从未揭晓。但是这位被冷落的太子党的所做作为让他自己不可能被忽略，这就是他对新角色的回应。

他到达重庆不久之后，就向这个城市权势很大的犯罪集团发起了镇压行动，在一场持续的运动中打击了警察部门，逮捕了超过2,000人，包括对谢才萍的那场引人注目的审判和定罪，她被称为是重庆地下世界的”教母”。

腐败的当地官员也成了被打击的靶子；2010年，重庆市公安局的前局长（文强，谢才萍是他的弟媳）在被认定犯有强奸罪和受贿罪之后被处决。

“打黑”这场运动在公共关系上是一场响亮的胜利之战。取得中国互联网用户都表达了希望让薄熙可以被派到他们的区域来”打黑”的愿望。

但是一些学者和人权活动家们则因为在这场运动当中没有遵循适合的法律程序，并对据说出现了刑讯逼供而感到不安。一位试图为犯罪团伙成员辩护的律师因为”伪证罪”自己也被关了起来。

北京大学著名的法学教授贺卫方在他写给重庆同行们的公开信中这么说：”[原文（http://blog.sina.com.cn/s/blog_4886632001017xtf.html）]这座城市里却发生了很多事情，令人恍然有时光倒流、文革重演之感，法治的理想正在沦丧。”

相对于中国沿海的快速变化的东部城市来说，重庆给人感觉落后了十年。虽然汪洋和薄熙来都努力想扭转这一趋势，从重庆到中国其他地方去的打工者还是愿意以低薪出卖劳力。

从全国范围来说，这一城市的报纸是最缺乏批评之声的，除了颂扬薄熙来和红色文化的价值观的话，就只会重复官方新华社的口径。

这里也是政治讨论环境最严苛的地方之一，大部分的重庆居民都很清楚，他们不想谈论会给他们招致麻烦的话题。

继薄熙来”打黑”之后发起的”唱红”运动，加深了人们的担忧之情。在这场运动中，重庆居民们被鼓励重新学习和文革相关的歌曲（对于年轻人来说，则是首次学习。）

在周末的午后，重庆的公园挤满了以高音颤音歌颂毛式革命的人群。

又一场追忆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浪潮中则把当地的政府官员们派往乡下与农村的村民们一起吃住以示节约.

对一位家庭在文革中受迫害的人来说，他的表现令人困惑不解。（薄一波是经历过长征的老战士，在灾难深重的”大跃进”中，因为被毛泽东的妻子指为是”反革命”而受了15年的折磨。）但是薄熙来这种回到过去的做法在重庆和更多地方都找到了追随者。

去年，准主席习近平也到了薄熙来的重庆高度赞扬了”唱红打黑”运动。

习近平说”这些行动深入人心、值得称赞”，他称这场运动”是教育广大党员干部树立正确的政治观的好工具。”

接着，有人说薄熙来和习近平的访问，并不真想让时光倒流，只是政客们想要吸引党内高层强硬派的举措而已。

香港的人权研究者罗助华（Joshua Rosenzweig）说：”有一种观点是，中国已经转了一个大弯，转向了更为民族主义、更专断、更喜欢稳定的威权政体。这个转向偏离了法制和世界大同主义。”

“无法得知薄熙来在重庆的所作所为只是反映了他对整个中国的司法体系的前景的看法，还是说仅仅是他想要进入政治局常委的运动的一部分。”

汪洋的广东

广东可能并不被称为”活力之省”，但多年来，这一省份一直都是中共的试验地，她被允许比其他的地方更开放。

因为它毗邻香港和大海，邓小平选择它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进行经济改革的实验，在这里，改变比其他地方更为深入。

今天，广东是世界了解中国的橱窗，它是制造业和出口产业的中心。这里的许多人都相信，中国的其他地方应该再次以广东为榜样，而这一次它想尝试的是更开放的媒体、更不受限的公民社会。

居民们说，广东省之所以成为这样，是因为他们从根本上就与生活在中国的北方和内地的人不一样。作为粤语的中心和文化故乡，即使是在文化大革命最黑暗的日子里，广东也与外国人和外面的世界保持着联系。

今天广东的很多人认为在北京发生了什么对他们并不重要，只要北京少来插手就好。

（北京似乎也同意这一地区与众不同，在内部有一种不成文的规定：一直不让广东本地人成为省长，避免这个区域出现独立倾向。）

正在寻找谁能加盟的所谓”自由派们”认为广东省当前的省委书记汪洋因为在广东比通常的党委书记更能放手一点点而获得了加分。象《南方都市报》和其他可以挑战权威的出版物都展现出了更开放的媒体村状态，不过在56岁的汪洋任职广东之前就已经如此了。

这也再次被归功于香港，在那里，言论自由的传统是从英国引进的，在中国的”一国两制”的管理方式下得以保存。

但是，汪洋没有插手干预，这是他的功绩。广州省省会――广东的华南师范大学政治学副教授唐昊（Tang Hao）说：”我认为汪洋是一个聪明的领导人，因为他知道他的治下是怎样的一个地方。他了解要如何处理这个省的社会问题。他知道非政府的力量并非反政府的力量。”

在报纸上，汪洋是标准的共产党的书记，通过更高层领导人的帮助，他悄无声息地爬到了这个位置。

他的时机选择几乎无懈可击：生于安徽农村，24岁的时候他到了北京，1979年在那儿学习政治经济学，当时邓小平正在把这个国家从原教旨共产主义的破坏性实验中推开。在他加入共青团之后不久，胡锦涛就成为了政治上的新星，胡也曾经被认为是改革者，他后来成了这个组织（共产党）的舵手。

在胡锦涛逐渐上位的时候，汪洋也同样如此。2003年，胡锦涛和总理温家宝的刚刚掌权不久，汪洋成为了温家宝治下的国务院的副秘书长，当时薄熙来则是在隶属国务院的商务部任部长。

两年之后，汪洋被调到了重庆。2007年，新政治局常委成员们在北京亮相的时候，他则到了广东。

虽然汪洋缺乏薄熙来那种民粹触角，毫无疑问，他把自己打造成为一个会倾听的领导者。就象中共另一位不停展示关心自由派以赢得口碑的共产党人温家宝一样，他会在出席佛教活动的时候敢于亮出自己的白发，这两位都因为这一点而与众不同，因为其他的人都毫无例外地是一头黑发的耄耋老人。

他可能被认为是最终会允许公民社会在广东和更多地方可以蓬勃发展的党委书记。从2010年下半年起，广东省开始放松对非政府组织注册的控制，这种想法之前是不为党所容的。

在中国其他地方，非政府组织（NGOs）想要获得法律地位都非常困难――他们需要找一个官方的组织来支持他们，而这很少发生――广东现在允许当地的非政府组织填更少的文件就可以成立，在管理上也松一些。这种新氛围已经让一些颇有根基的组织，比如功夫片电影明星李连杰的壹基金多年来在这个国家其他地方处于灰色的法律地位后，在深圳开设了办公室。

“我们在这里看到了开放，”麦田项目的经理詹敏（音）这么说，这是一家独立的慈善机构，为中国农村的贫穷学校提供帮助，并正在筹备在广州开设一家办公室。他们多年来在上海的运营都没有法律地位。”广东当地的领导比内地的更为大胆，内地的领导更担心风险。”

但是汪洋领导下的广东只是在中国的威权体制下才显得”开放”。记者们和编辑们可以报道中国其他地区被禁的热点话题，但是他们知道不要批评党的高层领导人，或汪洋本人。而只有那些最不关心政治的NGO――作善事的慈善机构才能够被合法化――也才能够在深圳被允许登记，任何与宗教或者和人权相关的NGO在近期预计都不受欢迎。

在执著于稳定的中共党内也有人批评汪洋已经走得太远了。广东是去年劳工运动浪潮的中心，这一浪潮后来蔓延到了中国多个制造业中心，迫使雇主和政府提高工资。

还有更为暴力的事件，比如上个月发生的一起暴动中，在政府为了开发项目而征收土地之后，村民们袭击了当地的警察局，点燃了警车，这一事件在不安定的广东比在其他地区更为常见。

在许多这样的抗议中，政府后退了，而没有镇压它们，这可能更说明了汪洋的柔性领导风格。

唐教授说：”如果党希望巩固国家的利益，他们会认为广东模式和汪洋的观点[比重庆模式]更有帮助，仅以权力来维护社会稳定在今天已经不合适了。他们需要用社会的力量来处理社会问题，他们需要用市场的力量来处理市场问题。”

将发生什么？

在几周之后，人数更多的中共中央委员会将在北京开会，外界将一窥端倪，薄熙来和汪洋中是否有一个或同时加入全世界最有权力的领导层。

可能不会出现关于这两位的政治前景的宣告――距离决定下一届政治局常委名单的秘密运动还有几个月，而中央委员会的决定不需要经过任何国会或法庭的批准――但要确定谁能入选，肯定会在人民大会堂秘而不宣的会议中，在300多名成员中进行辩论。

那些最适合评判这两个人孰优孰劣的人应该是重庆的居民了，他们曾经在汪书记和薄书记的领导下都生活过。当然，他们肯定无法通过投票选举来表达他们对这两人不同的治理风格的意见，不过薄熙来已经通过他的运动抓住了当地人的心，这一点倒没有什么疑问。同时，汪洋在人们的记忆中则是一名更软弱、不过也更有包容性的领导。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重庆政府官员，在一家当地著名的火锅店中说：”汪洋承诺重庆会发展经济，而他也做到了，虽然有些人并不领情，因为他们没有赚到钱。”尽管这家餐馆空空荡荡，他还是压低了声音，以防别人知道他在谈论党的书记们。”薄熙来走了捷径[来赢得民心]，打击了重庆的犯罪，当然他也更受欢迎。”

重庆师范大学的媒体专家张育仁（音）说：”薄熙来和汪洋都下了很大的功夫来改善人民的生活水平，但这二者之间的不同很显著：薄熙来相信这个城市应该有爱国精神，他把这一点与红色文化联系起来。汪洋则不同。他希望有更为多元化、更加开放的文化。”

但是，中央委员会的其他成员是否也这么想呢？在许多方面，薄汪之争只不过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中共党内就存在的不为人知的斗争中最新的一次体现而已。1989年，包括当时的党总书记赵紫阳这样的改革派对天安门广场上要求改变的学生给予了支持。后来，他们在拘押之中度过了余生。

所以，这场争论是暗地里悄然进行的也就不令人惊讶了。尽管温家宝偶尔会以”这个国家急需进行政治改革”的言论来震撼一下现存体系。在温家宝当政的十年里，他并没有作出什么政治改革的实质之举，现在他也即将离位，中国的自由派们指望汪洋来实现持续良久的某种希望，而薄熙来则成为新的令人不安的源泉。

南方都市报的记者喻尘先生说：”我去过朝鲜，相比之下，我当然希望在新加坡生活。”

Mark MacKinnon是《环球邮报》驻华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