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越知道得多，我们越知道自己应该知道而不知道的更多；我们理智的光芒越向前推，黑暗之幕可能越来越大。我曾经参加了由美国民间组织“生命与心灵”（Life
and
Mind）安排的由量子论、相对论、天文学、生命科学、光学等方面的五位顶尖的科学家组成的团队，我是文化顾问，跟一位喇嘛进行五天的对谈。对我而言，这种交流是极有启发意义的科学与宗教的对话，不要认为宗教就是黑暗、迷信，科学就是理性。21世纪最重要的对话之一，就是科学跟宗教的对话。宗教里面确实有一些是邪教，招摇撞骗，但是伟大的宗教，比如说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包括藏传佛教），都可以和科学对话。与这些沟通相比，以前启蒙所代表的观念，比如认为理智的光芒可以照亮宇宙的每一个角落，不仅是相当肤浅的，而且是错误的。因为对于知识，人类越发现得多，越感觉不够。”
“真正的宗教信仰者，多半在知性和理性上是过关的，然后向上追求更高的，也就是田立克（Paul
Tillich）讲的“终极关怀”，他们有终极的关怀。那么，为什么凡俗的人文主义出了问题？有很多理由。重要的理由之一是，它没有正视今天人类为了存活和发展必须考虑的两大课题：自然、精神性。西方的启蒙运动，从17、18世纪的伏尔泰、狄德罗这些人物开始，基本上都反对中世纪、反基督教的权威，他们要去神圣化。另外，从培根以来，发展出了经验科学，以知识为权力、为能量，即人了解世界、了解自然的能力。这种能力容易成为征服自然、宰制自然、利用自然。这中间有一个观念现在很常见，就是马克思所说的人化自然。有一种解释说，它等于荀子所说的人定胜天，制天而用之，另一种解释认为是说人与自然的和谐。这两种都可以理解，但这种观念背后，带着一种浮士德精神，即为了追求知识，可以放弃自己的灵魂，跟魔鬼打交道。也就是说，只要追求真理、追求新的经验，就是人之为人的最高理想。这种思想是有侵略性的，所以就形成了两种结果，一个是边缘化精神世界，另一个是宰制自然，即反精神性（despirited）、反自然（denatured）。
儒家则不是这样的。儒家认为人性的最高体现，也就是达到人生的最高境界，是天人合一，希望与自然保持和谐。这当然不是西方凡俗的人文主义思想，而且，与我讲的精神转向一致，目前西方哲学家也开始对凡俗世界（the
secular worl）进行深刻的反思。最有名的一本书，当然是泰勒（Charles Taylor）近来发表的《凡俗的时代》（A
Secular
Age）。他仔细分析了为什么今天人类会走到现在这个凡俗时代。这种分析的背景，是以前韦伯所讲的“去魅”，即我们已经离开了那个“魅”的世界。但泰勒说，现在我们应该重新了解世界的神圣，应该把这个世界当作神圣的，而不是凡俗的，自然不是我们可以利用的。由此可见，泰勒就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考虑哲学思想，现在从事这种哲学工作的人越来越多。
传统的儒家哲学，具有一个特殊的精神取向。当然它不可能对现代意义上的凡俗人文主义有所批判，实际上这条思路也根本没有进入它的问题意识之中。但是，它的选择确实不是一种凡俗的人文主义，而是一种精神性的人文主义。当然，这是我们现在的说法，传统中国没有这种观念。但作为一种修身哲学，即心性之学，或者身心性命之学，中国哲学包含了很多精神性的内容。如果我们去读经典，细读、精读，我们可也可以体会其中的意蕴。比如孔子在讲个人的人格发展时，说五十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从心所欲不逾矩。六十而耳顺是经过知天命之后的发展，耳顺就是发展了一种“听德”，变成一个真正能够听到各种外部声音而不做主观判断的过程，这是人格发展到很高的水平。到了七十从心所欲不逾矩，自然感受和最高道德律令完全结合在一起，也就是个体自由和最高理性的融合，实际要的就是应该要的。现实中，我们每个人所做的和应该做的之间，都有一定距离，怎么样把这个距离拉近，是很难的。可以说，从心所欲不逾矩是自然体现的价值与道德律令的要求融合为一，这中间有很多精神性的内容可以展开。 ”
“我在哈佛，不仅是从1981年，我的整个学术研究基本上在哈佛。我是从东海大学到哈佛的，东海大学是台湾的小大学中的小大学，开始的时候招生只有六百人。我是第三届，那时候中文系里面分三部分，词章、义理、考据。我是做义理的，就是中国哲学，每一届只有7个学生，教授有十几位。到哈佛之后，从那么小的以博雅教育为主的学校，到了以研究为重点的国际名校，一般讲起来一定有一种文化的震撼。当时我做了这样一个决定，假如我到了哈佛，发现在台湾从中学开始学的这一套，也就是儒家传统已经过时了，那么，我绝对不会抱残守缺，要面对新的挑战，接受新的思潮。当时给我印象很深的是，哈佛的教授虽然影响都非常大，但是我觉得他们非常谦虚，常把学生看作同伴，就是比学生年纪大一些而已。我举个例子，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现代化理论最重要的学者，他当时在讲关于韦伯的课。他提到说韦伯关于儒家的价值取向，有这样一个界定：儒家是入世的，完全认同现实，所以儒家“转世”的能力是不够的。也就是说，清教伦理是超越的外在，世界是身外物，所以可以转化；儒家认同这个世界的，接受这个世界的游戏规律，所以是保守的。教授都有office
hour，每个星期有一个小时，不用预约，如果人多就排队。我就在这个时间排队见到他。我说我不能接受这样一种观点，这个观点是从韦伯来的，但韦伯这个讲法很不妥。儒家在这个世界之中，但并不认同这个世界的游戏规则，因此要转化这个世界。要把现实和理想分开，它在这个世界之中，但它的理想与这个世界有很大距离。所以，它有转化的力量，而且它的力量绝对不比清教转化的力量要弱，虽然它们转化的方法不同。他点点头，说要考虑考虑。第二天上课，他说，我在正式讨论今天的主题之前，我要修正一点上节课的观点。昨天有位杜维明同学和我谈关于儒家的问题，我经过考虑认为：韦伯把儒家当作完全认同这个世界，所以没有转化的能力，可能有问题。但这位同学是否愿意接受这样一个观点：就是儒家是要跟社会和谐的（harmonize
with the
world），所以它跟世界之间的张力没有那么强。我说我可以接受。这种现象，在中国大学即使可能，例子也是非常少有的。
帕森斯还介绍我认识他的好朋友罗伯特·贝拉，我跟贝拉成为至交，如果没有贝拉的话，我也不会对宗教理论和宗教社会学如此投入。贝拉则介绍我认识比较文化学的重要学者西蒙·埃森斯塔（S.
Eisenstadt），埃森斯塔一半时间在哈佛，一半时间在希伯来大学。我去看他，我还没有发问，埃森斯塔就问我，这个观点怎么样解释，那个观点怎么样解释，我跟他谈了好一阵子。他桌子旁边，有很厚的索引（index）卡片，我一边讲他一边记。一个小时之后，他记了二三十张卡片，但我却什么都没学到，因为都是他在问我。后来我们也成为至交。这种类型的教授还有很多。有些声名极大的教授，但接触的时候，他的关注只在于知识、真理，这让我很感动。当然，哈佛也有很多笨教授，有很多完全不受尊重，但是气焰很盛，是一群无知而傲慢的人。所以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斯（J.
K.
Galbraith），也是我的邻居，讲过一句很有意思的话，他说哈佛有两种教授，一种教授拖着学校走，不管他们在什么地方，对他所处的环境都有贡献；另一类是学校拖着他们走，一离开哈佛他们就一无是处。可惜，一无是处的教授比较多了一点。
贝拉离开哈佛之后到了柏克莱，他对哈佛有个评价说：层次极高的平庸之辈。哈佛确实有不少高层次的平庸之辈，而柏克莱则是完全讲创造性的。创造性非常难，在柏克莱大学，创造性的压力太大，有些教授并无创意，只是出怪。但是，哈佛选教授确实很严格，每个领域只选一个教授，以前校长要花半天时间，亲自参加每一位选教授的流程，先是系里面提出一个六七人的名单，然后有大概三十份不同的外面的评价。候选人的排名是按字母，系里认定的候选人是保密的。从世界各地请来专家，作为校长的咨询，系里的教授则只是接受提问，比如为什么要选这个教授。然后，校长中饭的时候就问所有校内外参加甄选的权威，参考他们的意见，最后校长一人独断。但是校长只行使否决权，如果否决了，系里要经过同样的程序再提名。所以，哈佛对教授的选择非常慎重，它一定要选权威。但我们知道，权威的资深教授的创造力大概已减退了。柏克莱则不同，他会选两名，一个是权威，另外一个是冒险。就是说这个人可能十年以后成为权威，但现在看起来好像没什么。
我觉得我这一生，算是运气好吧，不管是在哈佛还是普林斯顿、柏克莱，碰到的学生、教授和同事，可以说都是第一流的。不过，我觉得同样重要的是学校的管理。管理靠行政系统，这三个大学在行政系统工作的人员，都是真正为学校服务的，很多行政系统的主管，都是教授。他拿不到长期聘约，但是愿意留在学校，就做行政。他们的效率非常高，比如说我要借钱，院长说可以借钱，早上答应的，大概几个小时之内，就会把钱取来，效率很高，有服务的精神。但是，我们现在大陆碰到的，有不少是官僚，重视自己权力。校长等领导很希望把学校搞好，但行政系统跟不上。我上次抱怨，我们学校那么好的教授给人家挖走了，怎么办？对方回答说，杜教授，我们有一千个教授，跑了一两个算什么。如果哈佛有这样一个重要教授被人家挖走的话，整个学校都会在一个震荡的状态：我们出了什么问题？要怎么样改进？而且，虽然学校内部的竞争非常激烈，但这个竞争是良性循环的。学生与学生之间的竞争也很激烈，在研讨会上，大家可能吵得天翻地覆，但私底下大家喝啤酒，还是好朋友。教授也是一样，这个学风我觉得是最值得怀念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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