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付雁南文并摄 《 中国青年报 》（ 2011年10月26日 09 版）
曾经的知青在博物馆里拍照留念。
与“明星知青”那些充满豪情壮志、磨难与收获并存的记忆相比，樊建川收集的知青记忆来自另外一个角度。
在成都市郊建川博物馆群落的“知青生活馆”，这种记忆被隐藏在一些细碎的物件里：知青情况审批表、光荣证、打满了补丁的衣服、劳动时使用过的工具……而它们的主人，也大多并非如今功名显赫的“成功者”，而是知青中那些最普通的人们。
作为博物馆的馆长，樊建川希望尽量记下知青们“不同角度的人生况味”，无论它们“是彩色还是黑白”。
“对于全国1776万名知青，那是一段五味杂陈的记忆。”这位曾经当过知青的地产商人说。
事实上，在参观完这座刚刚布展完毕的博物馆之后，很多人的确觉得，对于那些希望回顾这段历史的人们，这些来自普通人的记忆，仿佛从另一个角度“打开了一扇新的窗口”。
结束知青生活之后，他们生命的路径通向了迥然不同的方向
在这座面积不大的博物馆里，满满一面墙的“非正常死亡知青” 照片是特别受到关注的地方。稚嫩的年轻面庞挂在绿色的墙面上，很多人在这里“第一次直观体味到知青运动中沉重的部分”。
在此之前，人们常常能听到有知青经历的名人讲述自己夹杂着辛苦、浪漫、甚至荒诞的经历：一位商人为自己没上过高中而自豪，另一位女明星哀伤地回忆说，当年如果有人帮忙挖地，自己一定嫁给他。
相比之下，更多普通人的青春故事，之前则很少被人提起。
而樊建川却把这些普通人放在了博物馆最重要的位置上。“对我而言，知青故事主要还是普通人的命运。”他说，“我们用民间视角关注普通人，每一个知青的命运是平等的。”
这样的“民间视角”，花费了樊建川7年的思考。2004年，当他以个人名义征地500亩，投资2亿多元，在成都郊区的安仁古镇建设建川博物馆群落时，建造“知青博物馆”的想法就已经冒出了苗头。不过，等他把这一设想变成现实，已经是7年以后的事情了。
“知青的内容非常丰富，但评价也非常复杂，有人说自己青春无悔，有人说自己青春蹉跎，” 樊建川回忆说，“我当时不知道怎么来把握这个主题。”
最终，他只能避开这些延续至今的争论，转而选择了一个更为宽泛的主题：青春。
10月16日，在一次短暂的开放活动中，走进知青生活馆里的参观者们，大多惊异于里面鲜亮的色彩。目力所及的范围内，整个场馆的墙壁、展台都被涂成了生机勃勃的草绿色。在这座“绿匣子”里，那些已经逝去的青春似乎都被凝固了。
在这里，河南知青刘建生发现了照片里自己的面孔，而上海知青钱善鸿甚至觉得，自己的青春好像以另外一种方式复活了。这位如今已经退休的老人在展台上看到了一块白色的手绢，上面是用鲜血写成的下乡申请：“学英雄，见行动，彻底埋葬帝修反，红心支疆心不移，愿把青春献于她。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时刻听从党召唤。”
“我当年也写过这样的血书。”老人说着，在展厅里当场背诵了起来。
前来参观的知青们在这里找到了共鸣。他们大多怀抱着同样的热忱奔赴农村，之后农村生活的艰苦也基本大同小异：繁重的体力劳动，简陋的生活条件，樊建川自己甚至还两次饿昏过去。
可在结束知青生活之后，他们生命的路径却通向了迥然不同的方向。一些知青在社会巨变中找到了成功的机遇，著名导演张艺谋、曾被评为中国“首富”的刘永好，成了他们中的代表人物。
更多人却并没有同样的机遇。知青们自嘲“公社化的时候下乡，城镇化的时候下岗”，还有人一直留在下乡的地方，直到现在也没有机会回城。
甚至，一些知青根本没有等到政策结束，就死在了远离家乡的地方。根据国家知青办的统计数据，从1974年到1979年，共有15899名知青非正常死亡，原因大多是事故、打架，或者边境战争。
这让樊建川感慨良多：“知青下乡的生活既有蹉跎，也有锻炼，既有堕落，也有苦难。我们1776万知青走出了1776万条路，像万花筒一样丰富，五味杂陈。”
在博物馆中庭的天井里，樊建川自己设计了一个巨大的装置。他把老知青捐来的几千把镰刀、锄头、犁耙密密麻麻地摆在那里，又在中间撒了很多印着毛主席语录的破碎的镜子。
这是他在整个博物馆中最得意的作品之一。“它很能说明知青那种心碎的感觉。”樊建川说，“我们的青春被摔得粉碎，而且永远不能破镜重圆。”
博物馆的理念就是，我们不说话，让文物说话
在陈列这些普通人的故事之外，樊建川并不愿过多表述自己的立场和态度。“博物馆的理念就是，我们不说话，让文物说话。”他说，“这些文物和数字自己会告诉你那段历史。”
按照这些资料的介绍，知青运动始自1953年《人民日报》社论《组织高小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劳动》；1955年毛泽东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中提出，“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这句话成为上山下乡运动最著名的口号。
从那时起，到1980年知青运动停止，共有1776万城镇青年中止学业，来到农村。“当时中国的城镇人口只有1亿人左右，”樊建川说，“所以知青运动几乎影响到了每一个城镇家庭。”
不过，作为建川博物馆红色年代系列的展馆，知青生活馆本身就对应着整个博物馆群的宗旨：为了未来收藏教训。
樊建川希望从更为宏大的角度描述这种教训：经济不发达，城镇无法承担人员的衣食住行，于是这些包袱被丢给了农村的集体经济。“所以为了今后的发展，必须大力发展经济，推动工业化和城镇化。”
这位曾经登上胡润榜的商人总爱提起自己的知青岁月：不会做饭，不会干农活，拼命在村里人面前表现自己……
他还记得，1975年，当自己高中毕业，前往四川宜宾的下乡地点时，尽管家长都“心里明白”，可同行的同学们大多豪情满怀。等到真正来到农村，面对艰苦而又毫无希望的窘迫生活，这些原本充满干劲的年轻人才开始时不时地产生一种“不寒而栗”的感觉。
“对于我们这代人的青春，知青是一个规定动作，我们没有选择。”樊建川说，“因为政策的不合理，知青没有顺应城镇化的潮流，而是反方向运动，最终固化成了社会的悲剧。”
在知青生活馆，这些“教训”有些来自那些名人的展品，比如作家史铁生的手稿，或者一家百货公司总经理打了20个补丁的衣服。但更多时候，这些“教训”是通过那些与普通人相关的展品传递的。在博物馆“知青磨难”的区域，陈列着对强奸女知青村民的判决书，而在博物馆的门口，10座墓碑被镶嵌在红色的花岗岩里，记录着10位成都知青早早逝去的生命。
她们的故事是樊建川几年前与朋友的闲聊中听到的：1971年3月的一场火灾中，10位年仅17岁的女知青在云南葬身火海，并被埋在了那个远离家乡的地方。在那之后，樊建川和博物馆的工作人员专程来到云南，在一片荒草和灌木丛中找到了已经被湮没的墓碑，并且把它们运回了四川。
如今，这座被命名为“粉·焚”的作品仿佛给整座知青生活馆定下了一个基调。“在四川话中，年轻漂亮的女孩子被称作‘粉子’，可她们的青春却被焚化成灰。”樊建川用有些诗意的语言描述道。
有人评价说，这些墓碑的存在让博物馆多了些“不可名状的力量感”；而樊建川只是简单地说，他把这座作品放在门口，是希望每个进入博物馆的人都先跟她们“打个招呼”。
就像保护自己的青春一样，很多知青并不能接受对这段历史的批判
不过，对于前来参观的知青，这样的“基调”并没有获得所有人的肯定。在一场活动上，当10位女知青的战友上台发言、寄托哀思的时候，站在台下的一位成都知青忍不住频频摇头。
“那其实是整个运动里非常小的一场事故。”这位老人说着，试图打断一位正在做笔记的记者，“知青运动其实还有很多正面的例子，我们在里面都收获了很多。”
在参观结束后，几位当年的知青甚至直截了当地告诉樊建川，知青生活馆的展览“太压抑了，不能激励人”。
当知青运动结束31年后，这些曾经上山下乡的人们关于“青春无悔”还是“青春有悔”的争论从来都没有停止过。就像保护自己的青春一样，很多知青并不能接受对这段历史的批判。
事实上，在布置展览的过程中，樊建川一直在给整个知青生活馆“做减法”。他撤掉一些太磨难的东西，希望“在苦难之上有些亮色”。
“你会发现，知青在自我描述的时候夹杂了很多自我想象的东西。”他说，“有人夸大苦难，有人夸大欢乐，有人夸大成就。”
在运动结束几十年后，很多东西都已经变了。在知青生活馆开馆前，樊建川曾经邀请来自全国7个省市的300多名知青，表演当年知青“原生态”的节目。可在演出中，他发现，同一个知青，同样的忠字舞，人们的动作却怎么看都“假”，再也跳不出当年的味道了。
“几十年的审美观不自觉地融入了他们的生活。”樊建川叹了口气。
他常常觉得，知青们似乎很刻意地不愿意回到过去的一些记忆里。比如当年最有特色的“对口词”，在这一回的演出中，没有一个知青愿意表演。相比之下，大家都爱唱一些更加“新时代”的歌曲。这位原本希望“展现知青生活原本样貌”的老知青只能安慰自己，“变化也是记录”。
作为曾经的知青，樊建川坚持，知青运动的确造成了很多不确定的风险、伤亡和牺牲，但它也“的确培养了一批人”。
“我们不能违抗大命运，但我们这代人也并没有垮掉，在适当的时候挑起了整个社会的担子。”樊建川说。在他看来，正是因为在知青运动中被“过早抛入社会”，知青们大多特别能吃苦，对社会的洞察力特别强，心胸也特别豁达。
他更加相信，在“50后”的知青群体之后，“60后”和“70后”们，可能很难找到一种纽带，把这么多人联系在一起。
“知青是太特殊的一个群体。”樊建川说，“我们被集体强制抛入另一个轨道，经历了同样的无奈，大家有着强烈的身份认同。”
作为其中的一员，他也希望在这个还没有正式开放的博物馆中，“真实冷静地”反映知青群体承担的、来自国家不可抗拒的命运，并且“记录命运大潮下每个个人的悲喜哀乐”。
他常常体会到紧迫感。“知青正在加快速度走入历史，如今已经年届60岁的知青们，再过十几年会越来越淡出人们的视野。”樊建川说，“我们有责任把真相留给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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