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泳 | 占领的一代

占领的一代

胡泳

“占领华尔街”运动引发了许多了争议，其中一个争议是，它究竟算不算一场社会运动。有人认为抗议者不过是一群邋遢的嬉皮士和一群失败的窝囊废，美国众议院共和党领袖埃里克·康托尔（Eric Cantor）更是直斥他们为“暴民”。即使是那些对抗议者抱着同情态度的人也觉得这个运动不成形。“一种情绪上的呐喊和一个运动之间是有区别的。占领华尔街示威是情绪上的呐喊，区别在于组织和清楚的表达。”美国驻联合国前任大使安德鲁·扬（Andrew Young）对占领运动如此评价。扬对社会运动似乎是有发言权的：当年作为作为一名南方的年轻牧师，他参加了南方基督教领袖会议（the Southern Christian Leadership
Conference），并因参与亚拉巴马州和佛罗里达州的示威活动而被捕入狱。

然而知名的社会运动理论家、康奈尔大学教授西德尼·塔罗（Sidney Tarrow）却批评扬说，扬有关占领运动缺乏真正的势头的评论是错误的，原因在于他把60年代的民权运动拿来作为理解“占领华尔街”运动的先例。两者之间并无可比性，“占领华尔街”完全是一种新型的社会运动。

塔罗认为，不像其他运动，遍及全美的集会没有明确的选民，提出的政策建议寥寥无几，其支持者的结构布局也不停变换。“它是崭新的，是一种表示‘我们在此’的抗议，抗议者是在用自己的存在表示：‘承认我们吧！’”

如果你来到抗议者的营地，仔细地倾听他们，而不是戴着有色眼镜打量他们，你就会理解其中传递的这种讯息。当然，抗议者有一些普遍的共识，比如结束企业人格（corporate personhood）、反对金钱政治和把最无耻的银行家送进监狱，但“占领华尔街”——以及它在全美燎原的姊妹运动——更多地与存在感相关，而不仅仅关乎一两个政治议题。当两大党竞相争取“1%”的少数的金钱的时候，这些 “99%”的大多数被剥夺了在一个假定的民主中产生任何影响的能力，所以他们要夺回他们的国家，用一种最简单的方式开始：从身体上“重新占领”美国。

运动最早的发起者、反资本主义和消费主义的杂志Adbusters在推特上的抗议活动标签#occupywallstreet是在7月开始的，号召大家前往纽约股票交易所游行和静坐，就如同突尼斯人在11月7日广场和埃及人在解放广场上所做的一样。到8月，黑客团体Anonymous加入，它发布了一个短视频号召自己的支持者加入静坐。这些早期的传播经由社会化媒体制造了一个文化基因（meme）。特别是Adbuster杂志制作的“舞女与铜牛”的海报，使得该文化基因爆炸式传播，即便抗议者缺少明确的诉求，这一基因令许多感受到自身梦想破灭的人找到了表达的空间。

在从今年年初开始的世界各地的反抗活动中，很多人在谈论社会化媒体的组织力量，比如Twitter、Facebook和手机。然而当埃及政府在1月份关闭了互联网和手机信号之后，埃及的运动仍然在持续。所以，令穆巴拉克下台的阶段性因素最终并不是某个新的Twitter标签，而是由传统工会组织的全国大罢工。互联网可以帮助某个社会运动，但它无法取代现实的人之间的现实关系，以及人们通过长期共同的工作所建立起来的那种现实的信任。

这也是占领运动很特殊的地方：它试图发展出一个自我持续的社区，先是组织起来，然后生存下去，其后再以一种有机的、自下而上的方式逐渐明晰自己的诉求。这种社区动力学最引人注目的方面是那些不断涌现的自组织的工作组，满足了社区的所有需求：媒介组，法律组，直接行动组，艺术和文化组，食品组，通讯组，医疗组，垃圾处理和清洁组，财务组……所有这些分工都由志愿者仔细打理，并且具有惊人的效率。

克莱·舍基曾经提出过一个“科斯地板”的概念，凡是那些对某些人有价值，但以任何机构的方式来做都太昂贵的有组织行为，皆可称为“落到了科斯理论的地板底下”（lying under a Coasean floor）。直到最近，处于这个地板底下的行为都只能是小规模的，因为扩大规模，意味着需要支付作为机构存在的昂贵成本。然而，当交易成本突然瓦解，甚至很大的群体行动也不必依赖于一个必然产生管理成本的正式组织。群体行动终于可以突破正式组织的范围，那些具有松散结构的群体，可以出于非营利目的、不受管理层指挥而运行。

对社会运动而言，这意味着，维持一个有效抗议群体的最小规模可以戏剧性地下降。即使是小规模的活动，现在也具有了广阔的延展性，由于各种群体行动的成本降低如此之快、幅度如此之大，从前那些藏在地板下的行为现在也可能突然壮大，从而受到关注。传统媒体报道占领运动的一个误区正在于，他们总是试图依靠计量参加人数来决定报道的重要性，然而公众的想象力与抗议者规模间并不存在线性关系，运动在社会想象上可以占据比现实中更大的空间。以往，也许需要大游行才能吸引媒体的注意力，现在不一定了，只要群体行动能够占据公众的想象。

新型社会运动的可延展性也体现在它是可复制的。如果一个相对小的然而却具有广泛的网络联系的群体可以占领华尔街，那么，类似的群体为什么不可以在地方中心展开同样的行动？运动向全球的蔓延（这已经是一个事实，而不是预期）当然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归功于社会化媒体。占领华尔街运动有一个媒体组，经营Occupytogether.org网站，进行24小时不间断的流媒体直播，维持Twitter、Facebook和Tumblr 上的信息流，并同其他地方的类似占领活动展开Skype对话。然而，同样在发生的一个过程是，很多人到纽约亲历了抗议，然后决定回到家乡发展类似的活动。

“占领华尔街”的运动者也知道，要想获得更大的影响，就需要扩大运动。而后加入者并不像自由公园里的那些年轻人一样，天天黏在网上。所以运动者必须学会怎样制作传单，怎样和有成员的组织打交道，以便让运动成长。

塔罗说，“我们在此”这类性质的运动往往会迅速爆发，也可能同样快速地消失，或分化成由特定主张和特定利益所构成的支流运动。现在预言“占领华尔街”究竟会向哪个方向发展仍然为时过早。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通过身体上占据美国权力的象征性中心并拒绝离开，华尔街的抗议者们创造了一种自己的声音在美国的政治进程中被听到的崭新方式。用塔罗的话说，“这预示着美国的草根社会出现了一股要求改变的新力量”。

历史上，美国的年轻人总会被社会赋予各种各样的命名：从一战后“迷惘的一代”，到二战后“垮掉的一代”，如今，美国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催生出崭新的一代，他们可以叫做“占领的一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