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东风：当代中国公共世界的四大坏死征兆——对所谓“中国模式”的反思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发展取得了惊人的成就，也面临空前的危机。我们的经济发展迅速，GDP连续几十年以百分之十左右的速度增长，目前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们的国家每天都在发生巨大的变化，无论走到哪里，我们都可以看到到处是新大楼、新马路、新街道，物质繁荣，商品琳琅满目。老百姓的生活水平明显提高了。
但与此同时，我们也陷入了经济、政治、文化各方面的危机，我们的生态环境遭到了巨大破坏，大片耕地不见了，大量的河流和池塘消失了，空气中充斥着有毒气体，土地也被大面积污染。我们的政治生态也出现了严重问题，权贵资本主义，权钱交易，贪污腐败，践踏人权，群体性事件频发；我们的道德文化也陷入了空前危机，消费主义和享乐主义作为绝对强势的生活态度几乎控制了所有人的精神生活，政治参与热情锐减。几乎人人都对现实不满，都知道制度的缺陷，都在骂贪官污吏、权钱交易、社会不公、两极分化……但是没有人试图改善这个制度，而是一有机会就想方设法利用制度的缺憾、巴结政府官员，抓住制度的弊端为自己谋私利。
总之，我们的经济奇迹建立在巨大的危机之上，这种危机我把它归结为三个坏死：自然的坏死，道德的坏死，制度的坏死。这三者加在一起就是：我们生活的“世界”在坏死。“世界”包含自然，首先是地球，但又不只是自然和地球。或者说，它不是自然意义上的地球，它是自然与人工制品——包括文化和制度——联系在一起、融合在一起、交织在一起、彼此依存的人类生存环境，“世界”的三个基本维度分别是自然、文化和制度。珍爱这个世界是我们人类得以存活的基本条件，毁坏这个世界则意味着自杀。
我的“盛世”危言是：这个世界正在坏死，人类在杀死地球和自然的同时正在自杀。当今世界的四大坏死：
1、自然的坏死。我们的发展模式付出了高昂的环境代价。我们是地球的儿子，但是我们的大地母亲因为我们的贪得无厌、我们的疯狂榨取而不堪重负、伤痕累累、奄奄一息。我们都知道，地球资源十分有限，随着人口的一再增长和现代化的步步推进，资源紧张状况一直在进一步加剧，大地母亲已经不堪重负。但是我们，地球的不孝之子，却依然在疯狂开掘。长此以往，人类将很快由资源危机陷入资源枯竭，面临灭顶之灾。这绝非危言耸听，而是不断见诸媒体的事实，自然环境的破坏造成的后果我们每个人都有切身体会：空气污染，水污染，食品污染，极端天气频发，每年不是旱灾就是洪涝灾害。臭氧层的破坏造成了气球气温上升，北极冰川融化，海平面上升，有人预言世界上有十个城市要消失，包括威尼斯。为了赚取所谓的外汇，我们大量砍伐森林，制作成一次性的方便筷和集装箱；为了谋求所谓的政绩，在高楼林立的地方，耕地大片大片丧失；在家庭工业、乡镇企业飞速发展的地方，空气中充满了各种有毒气体。……
2、人权在坏死
我们的发展模式付出了高昂的人权代价。中国的发展模式由于没有一个法制的环境，不能保障工人和农民的人权，因此，为了谋求发展而践踏人权的事件时有发生。在和西方国家的竞争中，我们因为漠视或者蔑视员工的人权而大大地节约了劳动力成本，黑砖窑，童工，频繁的矿难。我们的工资是提高了，但是我们的身体垮掉了，我们是收入很多部分是来自我们的超时加班。
有这样一份富士康员工的工资单：“时间：2009年11月。底薪900元；正常工作21.75天，平均加班60.50小时，报酬469元；周六日加班75小时，报酬776元。工资总额2149.50元”。这名员工当月收入的60%靠超时加工挣得，总计136小时的加班，比劳动法规定的最高加班时间多出100个小时”。
这是一条以外向型为主导的劳动密集型的“世界工厂”的发展之路，由于跨国公司控制着产业链条的关键环节，打工者能赚取的就只是人力成本差，加上没有民主法制的保护，于是导致了用员工超时、超量、超强度的加班劳动，追求利润的发展模式，这样的“低人权”的发展，正是典型的“中国发展模式”。有些地方的黑工厂还严格规定了员工的上厕所次数和时间。这些年，包括2010年，总有些学者在那里高谈“中国模式”，用经济高速发展的辉煌数字来掩盖背后低人权的血腥。富士康大跳楼事件，正是一个警醒，一个当头棒喝。
3、我们的制度在坏死
作为人工制品的制度，也是我们居住的“世界”的一部分，我们不仅生活在地球上，也生活在制度中。制约人类行为的最重要因素就是制度，因此，地球的坏死、人权的坏死等等，实际上都缘于制度的坏死。制度坏死的标志一方面是我们的制度缺少对权力的制衡，造成了诸多制度性的腐败，制度性的社会不公，造成了权贵资本主义，权贵市场经济，是众所周知的制度缺憾及其导致的种种现象（比如贪官越抓越多，权钱交易越来越猖獗，不受限制的权力导致越来越严重的腐败，等等）。我们中国面临的很多问题，贪污腐败，权钱交易等，都不是市场经济或者资本主义的结果，而是权贵市场经济、权贵资本主义的结果。权贵资本主义的特点是：原社会主义计划体制及其意识形态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以及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的深度结合，因此也可以称之为“后社会主义”“后极权”“后革命”。
制度坏死的另一方面是人们对正在坏死的制度所持的犬儒态度：不是改善、疗救它，而是争先恐后地利用它的漏洞、它的缺憾来中饱私囊，满足自己的贪欲，从而加速它的坏死。很多人都认为自己是不良制度的牺牲品，但是却很少意识到自己的投机和犬儒态度极大地维持和强化了坏制度的生命力。一个失去了合法性的政权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依靠大家的犬儒主义生活态度而活着的，这将使自己的子孙继续成为坏死的制度的牺牲品。崔永元微博写到：“我们恨贪官，又拚命报考公务员；我们骂垄断，又削减脑袋往高薪单位钻；我们讥讽不正之风，自己办事却忙找关系。总之，我们愤怒，不是因为觉得不公平，而是觉得自己处在不公平中的不利位置，我们不是想消灭这种不公平，而是想让自己处在不公平中的有利位置。”
4、我们的道德和文化正在坏死
我们的大众文化在歌颂赤裸裸的暴力，在热衷于教导人们如何玩弄阴谋和权术；我们的学术明星有些在鼓吹“阿Q精神”（要适应不合理的现实而不是力图改变它），有些在带领辛辛学子诵经下跪，公然否定“五四”启蒙精神。我们的人际关系空前恶化，信任危机空前严重。但是，文化与道德坏死的最显著标志还不只是这些，而是眼看着自己的生存世界一天天坏死，大多数人不是努力去疗救它、修复它，而是积极地、甚至迫不及待地参与到对它的毁坏之中，生怕晚了一步就再也没有机会了，这种犬儒主义、虚无主义和得过且过的态度，比世界的坏死更加可怕。
我们很多人不是不明是非而犯错，而是明知其错而有意为之。最近有消息称：现在社会上流行一种反反抄袭软件，是专门为了现在大学使用的反抄袭软件的。为了打击论文抄袭，现在各个高校正在全面实施一种叫做“机审”的论文质量检测，也就是用一个专门审查论文是否存心抄袭的反抄袭软件来检测学生论文。该软件的真正名字为“学位论文学术不端行为检测系统”，它通过数据库对比，来判定一篇论文是否有抄袭行为。令人哭笑不得的是，学校用反抄袭软件来检测学生论文是否抄袭，商家则退出了“反反抄袭软件”来进行对应。这个软件是专门原来对付 “机审”的，其数据库比反抄袭软件更加全面，操作更加简易，短短十分钟，便能够检测出一篇论文中和数据库雷同的部分，用红字标出，并且给出修改建议。此外，商家还为付费者提供修改论文的注意事项和修改办法，比如把文字改为图表，改动语法、句式等。该服务价格便宜，学生只要花一两百元，就能通过该软件逃过论文检测系统顺利过关。据报道，仅淘宝网上提供“论文检测”服务的商家就有1600多家。真所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我相信任何一个大学生、研究生都不可能没有基本的分辨是非对错的能力，他们不可能不知道抄袭是不应该的甚至是可耻的。但他们仍然选择了抄袭，选择了非和恶，而不是是和善。这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最大悲剧：不是因为不能分辨是非、对错、好坏而为非、犯错、作恶，而是在具备这种辨别能力的情况下仍然选择作恶和犯错，明知其错而犯之，明知其恶而作之，明知其非而为之。这种犬儒主义和投机活动的大面积泛滥，是对道德的巨大腐蚀。
我不相信性恶论。我相信根本的问题是我们这个社会存在鼓励抄袭的土壤，鼓励作恶的环境，一个劣币追逐良币的环境。在这样的环境中，一个人如果遵纪守法，用自己的行动去实施合乎道德的行为，会发现自己和环境、和周围的人群、和体制格格不入，发现自己总是吃亏，总是被嘲笑被冷落，甚至发现自己简直活不下去；相反，做坏事、做不道德的事，则风险很低，甚至根本没有风险。不仅学术论文的写作是这样，其他领域也无不如此。本人坐出租车的一个深切体会就是：谁违规谁走得快，谁不违规谁就得没完没了地等着，被一辆接一辆的车子从前面插进去。今天中国社会最可怕的不是人们缺乏分辨是非好坏的能力，而是人们的生活环境让他很难遵纪守法，很难不做错事（更不要说做好事了，这点想想《离开雷锋的日子》就知道）。
在这样一个社会，就出现了一个怪现象：比坏。大家不是比着看谁比谁更好，有没有比我更好的，而是比着看谁比谁更坏，有没有比我更坏的。网上很多匿名帖子为学生论文抄袭辩护，其中最重要的一个理由就是：难道只是学生在抄袭吗？教授论文不也有大量抄袭的？为什么只拿学生说事？为人师表的老师还抄袭呢，学生怎么能不抄袭？再说了，我们这个社会各行各业不都在造假吗？食品，医疗器材，哪样不造假？为什么只是苛求学术界？在整个社会缺失诚信的情况下，要求学生或学术界谨守诚信，“出淤泥而不染”显然不现实。论文反反抄袭就是例证。
在这种比坏心理的基础上，不仅不会产生悔过、罪疚心理，相反还会产生冤屈和倒霉心理：与我一样坏或比我更坏的人不是大量存在而且逍遥法外、春风得意吗？为什么我这么倒霉？为什么只惩罚我一个人？我冤不冤啊？本人曾经写过一篇博文，讲赖昌星、赖昌图等罪犯在法庭上总是显得理直气壮，比法官、检察官还神气。我猜想原因之一是他们根本不觉得自己有罪，即使有罪也不是最大的罪。相反他们觉得自己冤，自己倒霉。
如果大家都这样比坏比下去，我们的社会，我们的道德只会越来越坏。良知根本不可能在比坏的过程中生长出来，只能在比坏的过程中坏死。要改变抄袭的现象，当然必须首先树立起诚信观念，培育诚信文化。这句话谁都能说，但做起来难。因为诚信文化离开了维护诚信的制度就成为一句空话。最好的社会是大家都有诚信，自觉地不作假；差一点的社会是有人想作假，但有完善的制度制约着他，让他不敢作假。要树立诚信观念，首先要建立维护诚信的制度环境。
大约正是意识到了我们的发展模式存在的问题，党中央、中央政府近年来反复强调科学发展观，强调转换经济增长方式，强调经济和社会的和谐发展，“又好又快”、以人为本的发展，明确把“好”的标准提到首位，而不再简单地重复“发展是硬道理”。这是一个信号：中国的经济增长方式和社会发展模式将发生重大转变。这表明，中央和政府已经已经认识到我们的以前那种不惜一切代价谋求所谓经济发展、追求GDP的模式出了问题，付出了太高的代价。出了什么问题？付出什么代价？我认为出了四个方面的代价：自然环境的代价、人权的代价、社会制度的代价、文化道德的代价。它败坏了自然环境，败坏了社会制度，败坏了文化道德，玷污了人的尊严。因此，它必须得到认真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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